彭德怀传: 第八章 打长沙
（一九三0年六月至一九三年九月）
关于打武昌和立三路线问题
一九三○年六月二十日前后，部队集结大冶、阳新边界之刘仁八和三江口附近，准备休息数日，派往上海出席中央召集的苏区代表会的红军代表回来了。何长工与滕代远先后差一天，都回到了红五军司令部。五军军委召集了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当时中央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总的是中央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要组织全国暴动，自中央到各省、边区等，要组织行动委员会〔45〕。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我们要武装保卫苏联。对国内军阀战争的估计，大意是两败俱伤，自取灭亡。红军的具体任务是：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四方面军（注：当时是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三军团由红五军扩编，辖五、八军和十六军，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对全国各城市的工人和市民工作、北方农村工作、全国兵运工作均没有谈到具体情况。
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的问题，当时红军还不过七千人，如何能完成得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实际，当时并没有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英、法，日本正在图谋吞并东北。国内军阀战争不一定会打到两败俱伤，自取灭亡。也看不出我们党在白军内有多少兵运工作，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没看到军队起义配合。上述一切只是感觉，并不是真正理解。
进攻武昌，这是具体的切身问题。当时武昌城有白军五个团据守，修了坚固工事，江面上各帝国主义兵舰满布，长江正是涨水期间，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只沿大堤才能接近城墙。蒋桂战争结束后，钱大钧军十二个团驻岳州休整，罗霖师驻在阳新城。我军进攻武昌，钱、罗两部必尾后攻击。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这比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扩编为三军团，我开始是不同意的。我说，现在红五军不到八千人，仅三团制的一个师；即使发展到三万人，也只有一个军。到五万人再成立军团也不迟吧，何必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反而减弱战斗力，浪费干部，干部又缺乏。后来我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要消灭鄂东南六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占岳州为后方，做打武昌的实际准备。
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三军团，辖五、八军和十六军。第五纵队扩编为八军，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二、三、四纵队改为五军，由军团司令部兼五军司令部。会议通过了这个妥协方案，成立三军团党的前委，中央指定我为前委书记。我在那时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仅仅是从打武昌这个具体行动问题，认为是军事冒险主义。对立三路线只是个别问题上的抵制，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现在还想着，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
占领岳州
在刘仁八会议结束后，布置消灭鄂东南六县（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地主武装，略取岳州为后方。岳州有钱大钧两个大师（十二个团）约四万人，还有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以我们的力量，如何去占领岳州呢？决定红军以一部进占金牛、鄂城，声张要打武昌。蒋军果然受骗，把钱大钧两个师，星夜轮运武汉。岳州空虚，只有王东原旅直和一个团了。约六月底，通山、通城、蒲圻、咸宁等县民团，基本被我肃清。
六月底或七月初，鄂南饥荒缺粮，五军军部驻在通山县城，开了一次前委会议，讨论打岳州的行动问题。这时钱大钧部已调到武昌，大家同意进攻岳州。在占领了临湘、城陵矶，进攻岳州时，消灭王东原一小部分，其直属队和团主力大部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乘船逃往洞庭湖中一角之君山。王旅的另一个团，“五一”节在平江已被消灭了。在岳州缴获了钱大钧部的不少弹药、军用物资和许多粮食，缴获七五野炮四门和山炮几门，红军开始有了炮兵。
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迫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在黄石港时，我们没有炮还击它。在岳州，红军战士看到我们的炮击中了敌军兵舰，不约而同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第三天，洪湖段德昌处的红军，派两只小鱼筏子来侦察，我们用小船送了一些盐和弹药给洪湖红军。感谢段德昌同志，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占领岳州五日，缴获的野炮带不走，只好炸毁。山炮则运了两门到平江，一直抬到长征时，丢到川贵边习水河去了。
在通山县城前委会议上，邓乾元对滕代远、袁国平决定没收了一家商店的事，提出尖锐的批评，说这是反对“六大”决议，违反中央路线等一堆帽子。到会者被他闹得莫名其妙。邓是想利用此事把滕代远总政委推倒，他好来代理。因邓曾写过一封信给我，信中要前委书记考虑现在革命性质、打击对象、经济上没收谁。我接到这封信时，感到有些奇怪，民主革命阶段是“六大”决议明确决定的。刘仁八会议刚一结束，邓即找我谈话，他说滕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能当总政委。我说，滕是一个思想品质很好的同志，举了他在鄠都负伤的表现，平日在任何困难时，他都是乐观的，他同基本群众也有一定联系，他的总政治委员不宜调动。我入党不久，又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你来当前委书记，我仍管军事问题。他不干。在前委会上，我不能不说出老实话，我说，滕、袁没收一家商店是对的，这是鄂南六县反共总指挥开的，这叫做政治没收，并不妨害民主革命的经济政策。宣布没收后，又是交给通山县苏维埃接管，这个处理也是对的，邓也是懂得的。我把他想当总政委，我不同意，我要他当前委书记，他不干的情况讲了一下。到会者总有半数以上批评了他，他承认了错误，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大家看他作了检讨，也就算了。当时是六月底或七月初。
第一次打长沙
大约七月十五日回到平江，准备改编、补充、休整短期。八军以五纵队编为两师四个团，军长李灿，政委何长工。李灿伤发，密赴上海医治（通山会议前去的），被敌发现遭杀害。由何代军长，邓乾元任政委。五军也辖两个师四个团，我和代远兼军长和政委。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军长孔××，政委余××（注：当时十六军军长是孔荷宠，政委是于兆龙。）。孔叛变后，徐彦刚为军长，徐阵亡后，肖克继任，王震为政委。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举行起义两周年纪念。
这时，湖南头号反革命、杀了几十万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以刘建绪为指挥。七月二十二日，敌先头梯队进到瓮江镇，离平江城三十里，二梯队进到金井，三梯队进到春华山，各隔三四十里，摆成长蛇阵。我军窥破了敌军进攻部署上的弱点，我主力于二十三日拂晓前，进到离瓮江五里处埋伏（待伏）好，在敌人向平江前进时，两翼奋起夹击，该敌大部被歼，小部逃散。当日即赶到金井，击溃敌之第二梯队，消灭过半。二十四日继续进攻春华山，击溃敌之第三梯队，消灭一部。我跟踪猛追，二十五日强渡●梨河，继续向长沙猛扑，突破一层又一层防御阵地，从午至夜半，最后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拂晓前攻破守敌约五个团的阵地，拂晓占领全城。
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英勇顽强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共同特点。
占领长沙的第二日晨，由八军留守长沙，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总政委滕代远、总政主任袁国平均留长。我率五军两个师（我兼军长）向易家湾追击，残敌已退湘江西岸。我在昭山下，找到救难之罗六十老倌。罗年近七十，须发均白。给予土豪财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我当时三十有二岁，前后已隔多年。
易家湾到长沙四十里，虽有电话线，电话总是不通。第三日他们离开长沙市，到郊外同我通了电话，说反动派到处打枪、放火、割断电话，他们要撤出长沙。我说不行，立即清查户口，捉拿反革命分子。清查出大批何键部的反动军官、特务等。我率第四师立即赶回长沙，警备司令部出布告枪毙反革命。枪毙了不到百人，市镇秩序井然，贫苦人民热烈拥护。这说明，夺取政权没有武装是不行的，对反革命不镇压也是不行的。
八月六日拂晓退出长沙，实际上占领长沙十一天。十一天中做了大量工作；二十八日正午即开了前委会，决定邓萍为市警备司令，并出了布告；出版了省苏维埃日报；“八一”召开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成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临时总工会；广泛宣传了“六大”的十大纲领；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及俘虏兵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困难；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电台，武装了主力和地方红军；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政治犯。这些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这一局部的胜利也补偿不了立三路线在全国其他方面的损失，特别是白区地方工作的损失。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
红军退出长沙的情况：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十五个团，于八月三日晚，在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掩护下，从长沙市上、下游渡过湘江，南北夹击长沙市。我十六军约二千人，位置于*梨市，维护后路安全（主要是●梨市浮桥）；一个师在长沙市西门沿岸，一个师在北门外，一个师主力在浏阳门外及天星阁附近、小部在城南四五里对猴子石方面警戒。军团总指挥部在浏阳门附近。另一个师在易家湾，对醴陵、湘潭警戒。四日四时，敌军开始攻击，拂晓接近浏阳门（即东门）。直至天已大明，还不见军团总政治部和省行动委员会出城。我率五军一个师三千人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眼见南北对进之敌将要合拢，相距不过五里了，由北南进之一个团，进得比较快。我以两个连阻击由南北进之敌，集中师全力突击由北南进之敌，消灭敌之一个整团，才把总政、行委援救出城。全军安全向浏阳撤退，并掩护边区十数万群众安全撤退。
成立一方面军 第二次打长沙
约在八月中旬，五、八两军集结长寿街及其附近，准备整训一个星期。刚到两三天，某晚接到万载县委来信说，一军团从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转移到万载县境。我们当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联络、报告情况和请示。我们接到袁国平带回之指示信，一军团前委要我们向永和市之敌进攻，他们准备向文家市之戴斗垣旅进攻。由长寿街到万载往返需四天，我们得信后立即出动，到达永和市时，敌已先两天退向长沙去了。
第三天，朱、毛率直属队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乙。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第二次攻长沙未克，其军事原因是我军宜于运动战、突然袭击，缺乏正规阵地战进攻技术训练；政治原因是蒋冯阎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调兵向长沙增援，使守敌增加了信心。
围攻月余未下，总前委决定撤出长沙战斗，转移至江西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两江间机动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又决定以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是对的。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
注 释
〔45〕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领导者为推行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 李立 三“左”倾错误以后，行动委员会仍存在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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