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 第四章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四月）
参加北伐 结识段德昌
一九二五年冬，六团回防到南县、华容、安乡三县，我营驻安乡县城，后驻嘛嚎口。
一九二五年秋冬以来，湖南军阀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害怕广东北伐，又怕唐生智与粤联结。赵恒惕、贺耀祖等军阀，有的主张先发制人，解决唐生智部。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团突然奉命开赴湘乡、永丰一带待命。我们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听说赵已下台，叶开鑫 主湘。六团忽又奉命开宝庆、衡阳之间，接近唐生智部第四师防区；第一、二两个师也向湘东南推进，企图解决唐生智部。不久，传闻北伐军前锋已抵安仁县境，叶开鑫〔25〕在醴陵、衡山、永丰一带紧急布防，湘军内部恐慌万状，大有一触即溃之势。本营各连经过冬季整训，各连都有了救贫会员，从旧历正月至三月的时事讨论，全营官兵对北伐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不但不恐慌，而且高兴。部队到达永丰，我又向大家说明叶军必败，北伐军必胜的道理。并将这些也同周磐谈过，提出宜早派人去同唐生智处联络。周说，唐处早有人去了。某日对方开始进攻，我用电话告周，周问如何处理？我说，可经湘乡、宁乡、沅江向南、华、安撤退，如湘乡县城被对方先占，即从城西迂过。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实力无损，且有扩大。
国民革命军〔26〕唐生智所辖第八军进入长沙，将原湖南第二师改编为第八军之第一师。原三旅六团改为第一团，团长由第二营营长戴吉阶升任，我仍任第一营营长，第二营营长由五连连长谢德卿升任；将刘铏、唐希汴等宝庆系军阀之家兵，也是二师残余部分，合编为第三团，团长刘济仁；唐生智收后勤部队之一部分，编为第二团，团长张超。三个团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周磐，成立师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
整训短期，即行北伐。一团参加围攻武昌城南门，右与围攻朝阳门之叶挺部、左与三十六军联络。第一师之二、三两团在整编，还未赶到。约过数天后，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同志，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
武昌守敌投降后，第一师归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我团驻汉阳数日，即经孝感向当阳前进。第一师到达当阳城时，据报吴佩孚残部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南阳逃窜，周磐派我率部前去进占玉泉山截击逃敌，段德昌要求同往，周同意。
到达玉泉山时，敌已先一天通过该地。山上有座关帝庙规模很大，地势险要，古柏苍松，别有风味，即《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关云长显圣处。部队就在该地布置宿营。我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使我得益不少。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做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27〕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生。”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28〕等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畅谈了约两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
段同我谈话有好几次，但以这次最长，最有意义。段每次谈话，我都在救贫会中传达了。在北伐时，党在第一团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是经过段德昌之口散布的。
第一师在当阳未停留，一团在玉泉山亦未停留，翌日继续前进。经应城、皂市渡汉水，沿途无战斗。十二月下旬到达宜昌。在宜昌送别轰轰烈烈的一九二六年，迎接一几二七年。
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十五军和第一师驻宜昌约一月左右。
一九二七年元旦，开了救贫会会员会议。除攻武昌城牺牲者外，还有八人，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修改会章的问题。因为过去的四条原则（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灭洋人，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反对克扣军饷，废除对士兵的笞责罚跪；实行士兵自治）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情况。现在应当包括：拥护孙总理遗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国民革命军应当官兵平等，废除笞责、体罚，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士兵自治，自觉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反对克扣军响，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阅读进步书报的自由；士兵委员会有权逮捕反革命分子押送革命军事法庭，并有陪审权。大概有这六条，原文记不清了。
除这个章程外，还通过了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口号，平日联系实际进行讨论。这口号就是：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每日早晚点名，吃饭站队时，先喊这口号。平日可以联系实际，自编自演话剧活报剧。
在一营，这种活动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直至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时为止，没有间断地进行着。
二是讨论救贫会的存废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救贫会仍然应当秘密保持，成为领导士兵委员会和贯彻上述六条的核心。
讨论了士兵会的准备工作。会后大概一星期，即公开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连组织连士兵委员会，班组织小组；由连会员大会选举连委员会，班务会选举小组长；由各连士兵委员开联席会议，选举营士兵委员会。
以夜校形式举办营的训练班，学习方法是先出题目，自由讨论，请人报告和讲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三大政策、行动口号、时事讨论等。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来讲课的次数最多，团、营指导员讲课也不少，我也常去参加讨论。
这次制定的章程和口号，很明显的是接受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这六条比起五年前的那四条，有很大进步。救贫会员和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表示了怀疑，特别是为工人农民服务，这不是简单的。要从本质上改变军队性质，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
当时实际工作经验少，士兵委员会没有得到发展，可是士兵活跃，没有逃兵。
这次救贫会会议刚结束，黄公略来了。他说，团长呈请师长批准他去黄埔高级班〔29〕学习。我很生气地说，你这次脱离第三团连长职务去学习，使我们今后对第三团的工作，增加很大困难，因为三团团长刘济仁是最反动的。
国民党叛变革命
一月下旬，三十五军和第一师开回湘西北，名为肃清匪乱，实际上是镇压民众，保护反革命。匪徒何键准备叛变。
我率第一营驻慈利县城。三月某日，戴斗垣旅（率团部及二、三营驻石门）打死该县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三四月间，在戴的旅司令部门外大操场上，举行追悼大会，也是盛大的农民群众示威大会，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家属。第一营全体官兵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和营政治指导员欧群化同志讲了话，把那一次反革命暴行的气焰压下去了。这对士兵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对当地农民也有鼓舞。
何键得悉第一营参加了追悼大会，经过戴斗垣收集我的讲话转给周磐，要周注意。周将原文给我看了。何键三月中于临澧举行了“佛法”大会，全体军官（准尉以上）行受戒礼，通知后我未去。周磐说：“去一下吧，信不信由你哪！”我说：“我既不信佛，何必受戒呢！”一营士兵会抵制了这一反革命活动。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封建迷信，没有军官去受戒，也没有士兵学佛念经。以后何键对周磐说，彭某恐怕是共产党员。周说，是国民党左派。何说，搞个二等厘金局〔30〕给他。周说，他不搞钱。
五月初旬，第一师突然奉命开岳州，到达后不几日，即发生马日事变〔31〕（五月二十一日）。这是“四一二”事变〔32〕的继续和发展。一师经沅江时，陈光中率独立旅亦叛变，杀回宝庆，沿途所有农民组织均遭毒手。许克祥在长沙大肆屠杀革命人民时，夏斗寅的叛军〔33〕向武昌进逼，同叶挺部激战于贺胜桥。四川杨森〔34〕部则沿长江左岸进占白石矶（城陵矶对岸）、新堤，显系与夏斗寅有联系。何键同第一师控制岳州，意图很明显，是准备南北策应。何键是马日事变主谋者之一是无疑的了。此外，湖南省主席周斓、唐生智亦可能是幕后人。
我把这些情况同团指导员米青谈了，米说，唐生智绝对不会变的，他是西瓜式政策。意思是皮是白的，心是红的。我说，他们以佛教骗人，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假革命，应该快去报告湖南省委。这里现有二、三两团停在水面未登岸，都是反动的。一团全部登岸，其中一营可靠，二、三两营可争取中立。米青同意去长沙，我给了他路费和手枪，但是他一去不复返，从此无消息。营指导员欧群化在慈利出发前即离队他往，不知去向。
夏斗寅叛变向武昌进攻时，我向周磐建议北进配合叶挺部消灭夏部。周说没有命令。马日事变后两日，我又向周磐建议，迅速向长沙进军，平复许克祥叛乱，恢复革命秩序。当时岳州控制有足够的轮船、火车，可以朝发夕至，突然袭击。周又借口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我气愤地说：“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一伙内通于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己呢？时局关键在第一师，如果袖手旁观，湘鄂革命形势也就不存在了。”对周说的这样尖锐，在旧军队中，下级对上级是少见的（现在看来，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可能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过去，我对周磐提出的意见，基本上他是采纳的，这次出于他的阶级本性，他坚决拒绝了。
当时回到营部，我感到对于许克祥这么一点反动力量，也不能镇压下去，既气愤又惭愧。我和周磐近十年共事的所谓感情，一朝破灭了。过去我还认为周磐有一点点爱国思想，这次他看到革命受损失，民众和共产党遭屠杀，袖手旁观，还有什么爱国思想呢？我不能再做他的工具了！教训是：平常好话莫轻信，一次行动见分明。平日我看周磐这个人才干不大，倒还老实，其实不然，野心不小。
周磐看到夏斗寅部打不过叶挺部，在我向他建议的第二天早上，又电话约我去师部。到师部后，周即说，杨森有约三至五个团进占监利、朱河、白矶、新堤，有配合夏斗寅进攻武汉之势。派我率第一团到城陵矶一线隔江佯动，牵制长江左岸之杨森部，以便在共产党胜利时，他就可以说话。我到城陵矶后，没有佯动，而是隐蔽集结，准备轮船，做好战斗准备，趁黄昏时，即行强渡，一鼓作气攻占城陵矶对岸之白矶。该地系湘江与长江汇合点，水面总有六七里宽，完全出敌意外。杨森部全无准备，我率一营登了岸，敌才发觉。敌既未布防，火力也弱，我营伤亡数人，杨部向朱河方向溃退，追约二十里。周按住二、三团和一团主力不准出动，命我率第一营第二天返回城陵矶。周见面即说：“石穿〔35〕呀，昨天太冒险了！”我说：“长江、湘江同时涨水，趁大水渡江强攻，出敌不意，看来危险，其实不危险。”我想，你佯动投机，我真渡江。我想要援助叶挺，就应攻击夏斗寅背，你不同意；现在打败杨森，减轻对叶挺右侧的威胁也是好的，也许对叶挺部有某种声援作用。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初的事情，这也是含有对周磐不满意的一种表示。
唐生智部东征失败
一九二七年夏，唐生智仍利用革命旗帜为掩盖，企图夺取南京、上海，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大约六月，唐令第四集团军夹长江东进讨蒋，第八军和第三十六军沿长江南岸，三十五军和第一师沿长江北岸，进至芜湖、合肥、蚌埠一线。第一师到桐城，即遭桂军和鲁涤平（注：当时在这一线进攻唐生智军的为桂军和程潜部。）部进攻，蒋介石两部向第八军、三十六军进攻，唐生智军从芜湖、合肥、蚌埠全线溃退。三十五军从合肥撤退，第一师约于七月二十日左右从桐城撤退，并为江左后卫，第一团为最后掩护部队（团长戴吉阶请假，我代理）。退到黄梅、广济时遇到桂军和鲁涤平部进攻。
退到汉口时，周磐率第二团在汉阳等着。周问：“追敌还有多远？”我说：“已过武穴、黄陂，明天可进汉口。”周问：“损失多少？”我说：“伤亡二十余人，阵亡者已安埋，伤者随团大行李，在武穴找了一只小火轮拖运新堤待命，他们可能已到。二、三两营无接触，故无伤亡。”周说：“何键命令退常德，他们都先走了，留我这一部断后。他妈的！汉阳兵工厂的枪，我们一支也分不到，打仗前进时碰硬的，退却时当后卫。”我说：“全不讲同学交情（何、周都是保定生）。”周说：“同学！同学！”又问：“这次鲁桂两军追得这样紧？”我说：“一回桂，一回湘，各保地盘，这次革命失败了。”周说：“我们怎么办？”我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看周久不说出自己的办法，即说：“走小路，经朱河渡长江，回南、华、安。驻防株洲的第三团迅调安乡。”周点头同意了。
何键部经汉口向湘西北溃退，第一师摆脱了三十五军控制，摆脱了何键这只狼狗，我暗地高兴。我怕周动摇，又说：“何键在常德站不住脚，须退沅水、资江上游，鲁军必经常德、益阳，略取湘潭、长沙、岳阳，然后开和平分赃会。我们乐得南、华、安三县这块肥沃土地立足。”
从汉口经监利、盐埠渡长江到达华容后，师部和第一团团部、第一营驻南县县城；第二营谢德卿率部驻三岔河；第三营杨超凡率部驻华容；第二团驻安乡；第三团从株洲向安乡开拔尚未到达。我团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南县（注：关于一团参加东进讨蒋、回到南县及其后破坏南县清乡委员会成立的时间，作者在记忆上可能有误，实际上要晚一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表面上被反动势力打下去了，但潜在的仇恨是很大的。
这次七百至八百公里的长途退却，从桐城退到黄梅一路是急行军，每天平均当在八十里以上；从黄梅到汉口这一段，每天也在七十里左右；由汉口到华容每天行程也在六十里以上。回忆从桐城到华容似乎只休息三天或四天。
全团到达南县后，团长戴吉阶来电向周磐辞职，大概不好意思再来了。
九月初，召集张荣生、李灿（二连长）、李力（特务连长）等讨论了时局，大家认为是严重的。士兵委员会不宜公开存在，二、三两营的军官对一营士兵防范甚严，我们的工作不好做。现在的时局，我们的革命工作不宜突出，突出不宜发展，隐蔽进行才有利于工作。张荣生说，赞成取消士兵委员会名义，保持士兵得到的一切实际利益。如果将来被迫解散，就会保不住实利。士兵中多数是说得通的。李灿说，营长位置能保住，士兵已得利益就能保住，李力说，如营长位置保不住，也要能保持士兵已得利益，维护团结，准备长期奋斗，否则就会散伙。李灿、张荣生都说，周磐对营长的信任并不坚定，你看戴吉阶打仗就请假，平日拿乾薪，周不撤戴职，老要彭代理而不当团长，这不是利用彭打仗、团结部队是什么？
最后，大家集中的意见是，说明时局，经过分析酝酿，基本上保持宜昌会议的士兵会章程不变，但删去逮捕反革命送法庭陪审等内容。清算委员会还公开保存，每月公布收支账目，管理公积金。实际上士兵会由公开转入秘密，救贫会起核心作用。结果没有什么震动，顺利转变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口号照常喊，活报剧也继续在一营晚会上演出。
新洲战斗
此役是军阀争地盘，不带任何进步性。
新洲战斗是在十一月中下旬进行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何键的三十五军从安徽撤退回湘，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通过津市、澧县，约九月中旬退至常德上游之桃源一带。在津澧一带防地空虚时，盘踞鄂西南五峰、鹤峰一带之黔军袁祖铭部下的李某部约五个团，乘虚进占津市、澧县一带；一部约四千人进驻新洲（离津市十里左右），有入侵安乡之势。
鲁涤平于八月底九月中旬之间到长沙，蒋介石派刘铏为宣抚使，随鲁涤平军回湘，其主要目的是收编周磐之第一师。何键与鲁妥协，亦与蒋介石勾结，因而分得澧水防地，即津市、澧县、石门、慈利，还有常德、桃源。
十一月何键由常德向澧水贵军进攻，十一月中旬，进占石门、澧县一带。周磐于十月双十节前即到长沙与宣抚使刘铏联络，继与鲁涤平联络，将第一师番号改为湖南陆军独立五师，归鲁涤平直接指挥。周磐在长沙大概同何键、鲁涤平会商，为地盘和吃饭的共同利益，决心向澧津和新洲之贵军进攻，与何键采取一致行动：第一团由南县、华容向新洲以东；二、三两团从安乡协同三十五军主力向新洲以南之敌进攻。第一团第二营谢德卿率所部从三岔河出发为前卫向新洲前进；我率第一营从南县出发，尾第二营前进；杨超凡率第三营从华容出发经梅田湖（未经南县）尾第一营前进。
打新洲时，周磐从长沙乘小火轮到安乡，率二、三两团尾一团前进；三十五军之一个师从澧县向新洲前进，约定于十一月下旬×日同时攻击。进抵离新洲约五里处，有一独立高地，为敌前哨阵地，谢德卿率第二营由行军纵队向敌接近，没有变为战斗队形，致遭敌火力袭击，溃退下来。周令其收容，尾第三营前进，做预备队。我率第一营攻克敌前哨阵地，紧跟追进新洲街。一、二连各占一所砖房，做巷战的立脚点——这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甚为重要。当晚进展不大，但做好了巷战的必要的准备。周磐率第二、三两团、三十五军之某师如期赶到。第二天晚上攻克新洲。贵军向鄂西之五峰、施恩一带溃退，第一团追至津市即停止。
此役结束后，一团团部和第一营仍回防南县；第三营一部驻梅田湖，一部驻南县城；第二营驻三仙湖。第二团驻华容；第三团驻安乡。
当团长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某晚，周磐电话约我谈话，请我到师部。周磐说：“老师长（指刘，当时刘随鲁涤平回湘，任宣抚使）回湘，批准了戴吉阶辞职，由你任第一团团长，雷振辉（原四连连长，周的亲信）接任一营营长。第一师改为独立五师，团的番号不变，今后归鲁直接指挥，摆脱何键控制。”又说：“我们相处很久，你也用不着客气。”我说：“吉阶如能回也好，他不在团时，我可以代理。”周说：“此事已定，不必再谈。先到职，委任状后发，盼即到职，就职费一千二百元，派人到师经理处具领。”周要我去长沙见见鲁、刘，要我就职后就去，说：“如近两天委任状到了，就一道去长沙活动活动吧！鲁、刘都关心老六团（即当时一团，一九一六年鲁任团长，刘铏任营长）。”我说：“不去谢委（旧式军队升官，要到上司衙门去谢委），至于就职，我每天都到团部去办公，随便哪天都行。”周说：“现在要确定日子，师部杜参谋长通知金团附，准备举行就职礼吧！”杜际唐答：“是。”我说：“就职费一千二百元，这钱干吗？”杜说：“石穿呀！至少士兵要会餐一次，官佐宴会一次吧。地方公教团体，二、三团和师部某些同事也可能来道贺吧。”我说：“这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周告杜说：“师部各员，二、三团官佐都不要去道贺，以免戳发石穿这个犟脾气。”杜答：“是。”我说：“谢谢你。”
我继续说：“戴团长离职已一年了，他月薪二百四十元，都已先后寄去了，惟剩下的办公、杂支、特费、开拔费等，戴在团时，是五分之三归各营，五分之二归团部，我代理团长期间未便更改，现在还剩下约六千元。我在第一营领取的经费，除开支外，交清算委员做公积金（周插话：你们还有公积金吗），替士兵做了蚊帐、补充被子，所剩无几。因为袁团长被害，加上时局变化，供应关系打乱了，军需物资很困难。现在戴任期内所剩存经费该怎么处理？”杜说：“照你们的办法作为公积金，补充军需物资。”周被迫说：“这样处理也好。”
周又说，南县士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36〕，问我去不去参加。我说：“不参加这个反革命会。”周说，他也不想去参加。周磐告杜参谋长，即刻准备轮船去长沙，不要告诉其他人。到双十节那天，只说师长去长沙了。
周磐在双十节的前两天去长沙。翌日我召集李灿、张荣生、李力谈了上述情形。他们诧异地说：“砥平（周的号）还是信任营长的。”我问他们：“我们将来究竟走哪条路？”张荣生毫不犹豫地说：“走共产党那条呗！”李灿说：“现在是国民革命，将来是走共产党那条路。”李力说：“只有走共产党那条路，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张荣生问我：“营长走哪条路？”我说：“同意李力的意见。”
我问他们，周磐会走哪条路？都说：不会走共产党的路。李力又说：“那也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问：“我和周是靠近了，还是远了？”他们都不作答，最后张荣生说：“这要问你自己。”我说：“我在慢步前进，周已开始向后走。今年五月，一师进占岳州，是何键想策应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夏斗寅叛变时，我向周建议北进，配合叶挺部消灭夏逆，周借口无命令。马日事变的第二天，我向周磐建议，应立即向南进军，消灭许克祥，恢复长沙革命秩序（当时我师掌握大量火车、轮船）。周又说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这两次叛乱，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等人策划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已呢？这样尖锐的话，我也对周说了，周未出卖我，感谢他。但处在时局的严重时刻，他又是关键的因素，他站在反革命方面，两次拒绝我的建议，使时局不能挽回。过去我的历次建议，大多数都被他采纳，因为那些建议都是对他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惟独这两次讨叛建议，他都不采纳，这表示他的反革命立场是坚定的。今天他提拔我当团长，我就跟他呢，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走共产党的道路，这是我的关键。我跟你们一起走，决不回头，主意早就定了。”
我说：“去团部就职后，工作如何做呢？团部的书记、副官、军医正、军需正、团附都是一些坏东西，贪污、腐化、反动，不革掉他们是不行的。我怎样同你们通气呢？”李力说：“把张荣生调到团部去当传令排长，现少尉排长调特务连当中尉排长，这样别人就不大注意些。”张荣生说：“调到团部去当传令兵或班长。”我说：“不行，不当排长不好同我接近，还是李力意见对。”张荣生说：“利用这次团长就职机会，把这一千二百元就职费公开，一年来代团长的各种经费积存多少，也一起公布，成立清算委员会，表示今后财政要公开。”大家同意张荣生的意见。我说：“为了开展全团士兵工作，拟成立一个学兵连，抽李灿去任连长。应如何组织，从一营调些什么人去学兵连——主要是去做二、三营学兵工作的，你们三人拟议一下，由李灿主持。”李力问：“哪天去就职，特务连是否在团部门首表示欢迎？”我说：“再过一些天就是星期，吃了早饭张荣生替我背行军床，我提小皮箱，被子放在马背上就去了，不要惊动任何人。”他们都同意，打破一点官僚旧习惯。张荣生说：“长期以来，你同一营士兵感情很深，如何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说：“就职后到全团各连会餐一次。”张荣生说：“什么时候去团部呢？”我说：“去是要去的，不必急，现在要做一营的深入巩固工作。周磐对马日事变袖手旁观，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次升雷振辉为营长，暴露了他任人唯私。”
他们走了之后，去当团长存在的问题又涌上心头。我反复考虑了周磐的为人和他思想上的反动性：1．让雷振辉接替营长，而不提升李灿，且未征询我的意见。他怕我不同意，故采取主动，证明周磐对我是有顾虑的，但目前还需利用我。2．马日事变后，客观决定了我和周磐各走一端，暂时互相利用，无长期合作希望。3．周现在虽未明显反共，但对马日事变采取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让革命遭受失败，反共仇共之心，旁观者已清。4．三个营长、团附及团部成员尽属反共分子，连长中多数也是如此，要开展革命工作，阻力很大，如何排除阻力，目前还无对策。我离开一营就没有群众基础，二、三营的工作也就更难开展。5．南、华、安富庶，但系水网地区，发生突然事变，处境窘迫。6．我和周相处十年，是利害相依，在道义上不存在共同点了，存在的是互相利用。这样一种利害关系，是不可能作为长期合作的基础的，他在何键面前为我掩护，也是如此，问题是和平分手还是流血分手。如果我加入了共产党，对他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被他察觉就会以鲁涤平对付袁植的手段来对付我，必下毒手，流血牺牲便势所难免。他的野心比袁植大，才干比袁植小，我应谨慎地利用他这一弱点，争取时间。
在犹豫过程中，同李灿、李力、张荣生反复商谈多次。年底，当追击贵军残部到达津市时，对鄂西地势进行了调查，鄂湘川贵四省边界尽系大山，这对以后的行动是有帮助的。
在未就职前，周磐又约我去安乡面谈，周把长沙大概情况谈了一下：何键与蒋介石早有勾结，唐生智集团已分裂。周问：“你还未去团部？”我说：“每天都去办公。”周说：“鲁的委任状已送南县师部，就职的事不要再拖了。”我说好吧。周说：“局势可能稳定下来，何键军从安徽退回损失很大，军队需要整训，我们应利用机会切实训练部队。新洲战斗看得明显，起作用的只是少数部队，一团与其他团就显然不同。”他又说：“你的委任状已到南县，回防后应正式就职。谢德卿无能，调厘金局，以陈鹏飞接替如何？”我表示同意。
周乘轮经安乡返长沙。第二营营长谢德卿调离，团部吕×副官调师部。这两个人极反动，无意中能调离原职，我对此心中暗喜。
在安乡和周磐面谈后，十二月十号左右，我回到南县。委任状已到，不好再拒绝，月底，也即旧历年关前，移住团部，未举行就职礼，只到各营、连会餐一次。
破坏南县清乡委员会的成立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封建势力在各地组织清乡团、清乡委员会、民团〔37〕，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随意屠杀，南县也不例外。一团部分革命士兵坚持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演出这些内容的活报剧、话剧。九月下旬，第二连分驻梅田湖时，当地的最大地主恶霸，号活阎王，从长沙大摇大摆回家，当即被二连捉住，游街示众。群众很高兴，但不敢参加游行，可见白色恐怖之严重。
县城土豪劣绅对周磐进行包围——送礼、送万民伞、到有名的堂班请吃饭、名妓作陪等，种种下流无耻手段，无所不有。也请过我，我在请帖上批“无耻”二字退还。周磐在当时还不敢公开反共，只是说些什么真正的土豪劣绅，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还是应该打倒。上述这些轻微的反击，使县清乡委员会到九月底还未成立。但是，反动势力并不死心，还在加紧筹备。
十月初，某日，约集救贫会同志讨论如何破坏清乡委员会的成立，打击气势嚣张的反动势力，争取周磐中立的问题。准备了大量传单、标语，在双十节的前一晚上（九号晚）散发张贴，给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以袭击。
十月五日晚饭后，到周处。我问：“师长去长沙还未成行？”他问我去不去，说：“能去见一见鲁涤平也好。”我说：“不去，他在姜畬杀袁团长，对我刺激太深。”我又问周：“南县土豪劣绅，准备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周说：“是的，早发了请帖。”我问：“师长去吗？”周说：“不想去，今晚搭轮去长沙。”我说：“很好！”
十月十日早晨，满街和市郊出现大量标语、传单：“打倒土豪劣绅！”“清乡委员会是反革命机关！”“打倒清乡委员会！”“枪毙清乡委员××！”等。署名的有军队和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士豪劣绅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周磐则不告而去长沙，驻军的军官一个也不去参加。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化为泡影。一直到第二年独立第五师一团离开南县时，清乡委员会还未成立起来。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双十节后第二天黄昏时，有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来我处接头。他自称名叫张匡，年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说：“知道你的名字很久了。”他称赞了双十节的工作布置，说：双十节反对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行动很好，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可是太冒险了，可能暴露军队内党组织的秘密。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在军队里，大家都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其实我并没有申请过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一月某日，在纪念周会上，周磐讲话说，在军官花名册上的正式官佐都是国民党员，既没有开过会、缴过党费，也没有填过什么入党的志愿表册。”张匡听后有些紧张，我说：“你用不着紧张，我是共产党的忠实同情者。从北伐战争围攻武昌城到今年五月马日事变前，我同段德昌同志比较熟悉。他是当时我师政治部秘书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同段谈过多次，请求他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段当时说：‘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你的请求得不到批准。’马日事变后，就没有见到段德昌了，现在我还想见到他。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是迫切的。国民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张匡谈到一些政治形势和地方情形，不承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反说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反驳他。
过了几天，黄昏时，他又到我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我内心很高兴，说谢谢特委对我的信任。问段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沙市一带搞暴动，负轻烧伤，现在回到南县。我对段德昌同志的负伤感到不安。当时张荣生在座。我说是否让他改姓章到李灿家住，就便让我团的军医替他治疗。张荣生说，这要同他们商量后再看。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十月下旬，张荣生告我，段德昌到了李灿家。我说晚上带我去看看他。黄昏后，张带我见到段，张在门外瞭望。我问段的病情，他说，轻烧伤，已好了。他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对我勉励。大意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了，秋收起义犯了盲动主义，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会干得更好。你能坚持革命立场，你很久的愿望已经达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他还谈到要注意保守秘密，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到，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他又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他没有提到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过去我常回忆他这段谈话，现在还常回忆他这些话。
某日黄昏，由张荣生带来一位青年见我。他自称是南县特派员（姓名记不起了），推荐邓萍到我处来工作。他说：“有一位失业青年，二十一二岁，文理通达，善书画，你处能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说：“营部有一文书上士缺和一个三等书记缺（中、少尉），前者月薪金十五六元，后者三十元。薪金都不多。”他说：“只要够吃饭就行。”我说：“他先来当一下文书试试吧！”他说好。我问此人在什么地方，张荣生答在外面伙铺里住。我说：“你们商量吧，他如同意，明天就可以搬到我这隔壁房间住。就说是我的朋友。”他很满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的，没有介绍人。”他说：“你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知道，如梅田湖最大的地主恶霸活阎王，捉着他游街游堤；驻九都山的部队演话剧活报剧，审判土豪劣绅；站队喊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反对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这些是最好的介绍，还要什么介绍人哪？”此次谈话好像在新洲以后回到南县不久，邓萍就是十二月到一营部的。此事一问曾希圣就会知道的，因邓原来和曾一道来我处，在溪口遇到巡查冲散了。
农历年关以前几天，某日黄昏后，由张荣生带着南县共产党县委一位负责人汪某来我处。他说，想买一部油印机和油墨、蜡纸等，准备发动年关斗争，印发一些传单、标语。但自己去买有困难。我说这好办！当即告张荣生照办。他又说，年关斗争准备镇压几个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想捉几个财主筹点款，还请帮助几支枪。我说：“还有几支未上报的私枪。如何拿出去，如何接收，你们去商量办法告我，总之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他还要求配发子弹。我说每枪一二百发。最后我说：“准备要杀的土豪不罚款，只没收；罚款后又杀，以后就筹不到款。这个湖地不要烧房子，堤上净是茅草房连成一片，一烧就会把堤上的房子烧光，小意见供你参考。”我未提反对盲动主义。他说：“很好，报告县委是会考虑的。”
他走后，我告张荣生说，私枪李灿处有两三支。张说，李处只有两支，营部有四支，特务连李力处有三支。我说，分几次给，要与他们研究，一定要给十分可靠的人，武器本身没阶级性，谁掌握即为谁服务。还一定要能绝对保守秘密。我记得枪支是由现在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秘密运交的，李是当时的秘密士兵会员。交接手续是李灿、张荣生和南县县委商量好的。
段德昌约在十一月伤愈后离开南县，临行前的事，是张匡办理的；他要的几支枪和经费，是张荣生、李力等运交的。以后，特委又要了几支枪，一点子弹和经费，也是张荣生交的。
大约是十二月下旬某日，也可能是腊月三十，张荣生高兴地向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问张，你怎么知道的？他笑而不答，张加入共产党可能比我早些。张说：“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入党仪式（那时叫“入学”）。”
黄昏后，张匡同志随张荣生、邓萍来办公室，刚坐下，张匡和张荣生正在为举行入党仪式做准备，师部来电话说，李副师长、杜参谋长即来你处。我对张匡说：“今天不能举行了，改日举行如何？”张匡说：“可以，时间以后另行约定。”
正月初一起，我到南县一、三营各连和团直属队会餐，后到三仙湖第二营住了约四五天，回忆元宵日还在三仙湖。除在各连会餐外，还请全营军官聚餐一次，目的是为在第二营做些革命工作，拖延些时日，便于张荣生活动。这次张荣生找到发展士兵会员的两个对象，一个是连上的下士班长，过去是张同行——裁缝工人，另一个是营部传令兵。我在三仙湖调查了长沙、岳州、常德、沙市、宜昌来往轮船的班次、大小和停泊日期，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好向沅江、资江间地区机动。
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我说，邓萍好。张又问，如何？没有人吭声。张说，还是老彭好吧。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
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一九三○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我再申明，我入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照特委张匡同志所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北京住院割瘤子，出院后，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时，让我填写一份简历，据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写一份简历，编入百科全书。我当时对具体月日记不清，我宁愿向后推，而不要向前提，我就写一九二八年四月入党，今后就以四月为根据。
注 释
〔25〕叶开鑫，当时任湘军第三师师长。
〔26〕 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将其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大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军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一丸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军队仍用这个名称。
〔27〕这里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某些地区实行的一种土地政策，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28〕胡汉民，国民党右派首领之一。曾反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孙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子文，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9〕黄埔，指设在广州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官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该校曾多次举办过高级班，如高级政治训练政、高级军官班。黄公略参加的是高级军官班。
〔30〕厘金，又称厘捐，是旧日中国的一种商业税。因税率名义上为货物价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厘金局是征收厘金的一种机构。
〔31〕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上声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次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32〕“四一二”事变，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
〔33〕指一九二七年五月背叛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这次叛变是该师师长夏斗寅发动的。
〔34〕杨森，四川军阀。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35〕石穿，是彭德怀的号。
〔36〕清乡委员会，是一丸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为镇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民运动而设立的机构。它专门搜捕、“清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37〕清乡团、民团，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湖南地主豪绅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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