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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江青传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幕 [第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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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幕
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九七六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智尚清楚，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七月六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导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八月二十六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 “女人也能当皇帝！” 八月三十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九月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九月三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外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 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玩得好痛快。 九月五日晚，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江青正在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她，毛泽东病危，火速返京。夜十一时，江青这才离开了大寨。 毛泽东是在八月下旬病情加重的。八月二十八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九月七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当时的情景：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 “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 “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罗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一九七六年，长达四十一年。 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本来，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生前坚决反对她继任党的主席，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九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九月八日，清早七时，江青忽地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她请工人吃文冠果。这种产于北方的木瓜，又叫“文官果”。江青特意解释道，请大家吃“文冠果”，意味着“文官夺权”。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槁，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 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槁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 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终于得以顺利举行。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睽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技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死于任内。庇隆夫人以一身黑出席追悼会，并继承了庇隆总统的最高权力。江青以她特殊的形象，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荧光屏上。不过，她的“戏”，已临近最后一幕了……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 “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江青在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十月一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十月二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 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一九七三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十月四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十月二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十月五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十月六日，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十月十一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 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 主题——毛的遗孀被捕 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 《每日电讯报》是独家新闻，首次在世界上报导了中国政局的突变！其他的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 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九月十六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地刊载所谓的“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九月十八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十月十日，韦德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得知北京大学出现了不寻常的大字标语。他当即追踪这一消息，终于摸到发生在北京、但又处于严格保密之中的重大新闻。 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发出了电讯《毛的遗孀被捕》：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这一被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一九七一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韦德由于第一个报导江青被捕，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是在十月六日被捕的。关于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性政治新闻”的详细内幕，在事件发生十多年后，才慢慢地从中共高层“渗透”出来。 近年来，正儿八经的官方文献中，透露内中细节的是《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这条注释虽然不是李先念写的，但编者在加这条注释时，显然请教过李先念，写毕后又经李先念过目。这条注释是迄今为止，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内幕的最权威的记述。当然，这条注释也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提及也曾起了重要作用的汪东兴——虽然他在后来犯了错误。 关于如何逮捕“四人帮”，曾有过众说纷坛的传说。内中较为准确的记述，是范硕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商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中午一时发出电话通知。当晚八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议题两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姚文元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决定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 晚上七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同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而汪东兴则早已带着警卫人员守候在那里。 七时五十五分，张春桥来了。一进入怀仁堂正厅，立即被捕。 紧接着，王洪文到达，步入怀仁堂正厅时，遭到和张春桥同样的命运。 姚文元迟到，八时一刻才来。一进门，他便被捕，押往东廊大休息室。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奉命前去拘捕江青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九日、十日在西南某地，访问了已经七十有六、离休多年的张耀祠，请他详细谈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这是他第一次对外透露此事。 张耀词，早在他十六岁——一九三二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一九五三年五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四年，升为少将。 张耀祠清楚地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下午三时，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来一下。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 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拘捕江青的一幕，我曾听到过种种传说：江青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 张耀祠笑道，这些传说纯属“推理”、“想象”。 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叙述了那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幕。那过程似乎并无“惊心动魄”之处，他说得那么平淡： 他离开了汪东兴那里之后，便着手作了安排，把这一重大任务向几位警卫作了交代。 晚上八时半，张耀词带领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当时，张耀词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在张耀祠看来，拘捕毛远新、江青，易如反掌——他们四周的警卫们，本来都是张耀祠的部下。 张耀祠来到毛远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 （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带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江青那里，张耀祠常去。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差不多他每天要上江青那里去一、二越。正因为这样，他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词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这一回，张耀祠与往日不同，他站在江青面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说了以下一段话： “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眼怒视，但并没有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 江青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进钥匙，再把信封两端用封条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江青自己的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司机也是张耀祠的部下。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十月六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 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人称：这是中国的“十月革命”！ 六天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毛的遗孀被捕》，公诸于世…… 十六年之后，张耀祠在与笔者的长谈中，首次披露了他当年拘捕江青的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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