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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毛泽东传 《毛泽东传》 三十九、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 [第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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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毛泽东传》 三十九、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二十八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照例披上节日盛装，但人们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①这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从此，毛泽东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十月二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②三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一个是：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③ 另一个是：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④ 十月四日，毛泽东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从历史上谈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说：“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对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应该怎样工作，他也作了叮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⑤ 对林彪事件真相的传达范围是逐步扩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对林立果等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因为它用词恶毒，政治局成员中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⑥”他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⑦”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中，毛泽东态度十分慎重，一再强调：林彪当时是“副统帅”，许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关系，执行过他交办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在会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他说：“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给周恩来：“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⑧ 他找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谈话时，有人谈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当谈到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他说：“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在谈话中间，叶剑英进来。毛泽东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⑨，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⑩ ①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 ③《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④《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⑤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的谈话传达记录，1971年10月4日。 ⑥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⑦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 ⑧毛泽东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⑨这里泛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反对周恩来的“五一六”集团是1967年5月成立、9月被公开揭露的，而“大闹怀仁堂”是同年2月间。 ⑩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14日。 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时，他先对一位负责人说：“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他又说：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五十年起了十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中央警卫部队。——引者注）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引者注）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周恩来插话：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①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并交上一份书面检查。他回忆道：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张耀祠还回忆道： 在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②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③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打击面比较小。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九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时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④”这种状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的病情急遽变化，是在冒着严寒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后不久。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受到不小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去世后，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的追悼会，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八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送来的悼词稿，当夜又送毛泽东审阅，同时附信说明陈毅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在悼词稿上删去其中有关功过的评价，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⑤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当时的情景：“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⑥”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⑦ 毛泽东到达陈毅追悼会会场时间很早，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会来，除了陈毅家属和闻讯以最快速度赶来的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张茜等人进入休息室时，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来迎接。张茜上前握手，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也凄然泪下。他请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张茜喃喃而语：“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的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⑧ 这时，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宋庆龄、朱德等陆续到达追悼会场，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在休息室里，毛泽东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诉西哈努克亲王，又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张茜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身边工作人员立刻把一块黑纱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躯略微前倾，静静地听着悼词。此时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致完悼词，毛泽东向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蹬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车。 陈毅追悼会，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会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发表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写的悼文。此后近一个月里，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等，悼念陈毅的活动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毛泽东这种显然包含着歉意的举动，很有象征意义。它给全国发出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企盼已久的“信号”。周恩来不久后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⑨ 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个月零两天。 这一次生病，爆发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张玉凤回忆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景说： “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当时已成为卧室和治疗室），给主席看病的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抢救时，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⑩ ①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0日。 ②张耀祠书中原文如此。 ③《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页。 ④毛泽东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谈话记录，1971年10月8日。 ⑤毛泽东对陈毅追悼会上悼词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页。 ⑦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⑧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⑨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记录，1972年8月1、2日。 ⑩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立刻赶来了。他的心情比别人更沉重、更着急。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 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跟随他去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道：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 “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毛泽东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过来。”① 毛泽东的生命力仍很顽强。经过紧张抢救，他慢慢睁开了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愕然不解。当他知道自己刚才曾经休克时，平静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② 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毛泽东的医疗组，持续存在了一年多。③ 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五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④ 就在抢救毛泽东过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也出现了意外。这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⑤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⑥”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⑦同年十一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⑧”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⑨ 毛泽东重病的这些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这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中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从中反映出他当时的健康状况。 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这一年内写有批语的为数很少的材料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欢迎进步。⑩”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⑾”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⑿”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⒀”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⒁”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⒂”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⒃”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建章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⒄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小平和陈云来信的批示。他们两人下放江西已两年多，邓小平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陈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 这年四月下旬，陈云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七月二十一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⒅”毛泽东在第二天阅后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⒆ 邓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⒇ ①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5、247页。 ②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③这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医疗组。第二个医疗组成立于1974年。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1年1月18日。 ⑤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⑥访问吴阶平谈话记录，2003年5月28日。 ⑦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2003年6月6日。 ⑧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的批语，手稿，1972年11月12日。 ⑨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⑩毛泽东对吴冷西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29日。 ⑾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5日。 ⑿毛泽东对杨成武女儿杨俊生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25日。 ⒀毛泽东对廖汉生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7月7日。 ⒁毛泽东对林枫子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8月11日。 ⒂毛泽东对柴沫妻子王若林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5日。 ⒃毛泽东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 ⒄周恩来对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18日。 ⒅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2年7月21日。 ⒆毛泽东对陈云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7月22日。 ⒇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 陈、邓两人在八大以来一直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在党内外有着很高威望，后来又被认为犯了“严重错误”。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特别是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当中曾被说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的态度，直接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从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①”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陈云、李富春、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很关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在工业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经他审阅同意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提出从国外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 国内经济形势，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大的曲折。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大幅度下降，工业和农业都是如此。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稳定，一九六九年开始回升，恢复并略超过一九六六年的水平。一九七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又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一九七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百分之七，但又出现职工总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突破”。②一九七二年，经过新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逐步得到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经济形势继续得到好转。这些成绩的取得，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是十分可喜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注视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通盘考虑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③ 借历史故事或古人的话来阐释某个道理和观点，是毛泽东常用的一种方式。这几句话，是毛泽东根据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明确提出的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一九七二年，是调整国内各项政策的一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取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突破。 人民共和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里，需要作一点简单的回顾。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十分严峻的。 从新中国诞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抵制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某些作法，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以重兵集结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七月和九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在这两份报告里，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方面的新动向，毛泽东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饶有兴趣地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藉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其中称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将当选本届美国总统）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第三十七届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④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⑤ 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作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⑥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官员，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电文的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⑦”这里讲的“门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⑧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 大使级会谈。但不久因为发生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又延搁了下来。 一九七0年三月，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王国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朗诺军人集团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也借机入侵柬埔寨。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中国政府于五月四日发表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并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抨击美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强烈谴责美军近年来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⑨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五十万人的盛大集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声明的全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中小、落后国家的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国意料的胜利，同中国这种对外政策直接有关。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十月下旬，他当面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商量，请叶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随后，借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宴会的机会，尼克松谈到国际问题时“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在私下托罗领导人再次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方。⑩ ①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②“三个突破”，指职工总数超过五千万人，工资支出超过三百亿元，粮食销量超过八百亿斤。 ③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⑤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苏联领导人及苏驻华使馆同我联系情况的报告的批示，手稿，1969年3月22日。 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⑦耿飙：《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页。 ⑧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谈话记录，1969年12月12日。 ⑨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⑩[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0页。 十一月中、下旬，中国方面先后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也用巴、罗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①周恩来并且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获悉周恩来的“口信”。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②二十五日，在毛泽东七十七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③ 正当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外语教学，抓紧培养翻译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语院校和其他学校一样中止了正常教学，“停课闹革命”，教师下放，学生下乡，外语人才的培养已陷于停顿。一九七0年六月，毛泽东约见曾教他读英文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此时下放到北京针织总厂当纺织工人），同她进行了一次谈话。章含之回忆说：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间大会客室里，毛主席问我：‘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生打派仗，没法复课。’毛：‘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这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点头说：‘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同时，他还限我在半年内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④ 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又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⑤ 在当时环境下，恢复外语教学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大。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意图，并且早就对保存现有外语人才的问题有所考虑。他曾指示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外语学院学生的工作，要求接受这些毕业生的单位保证他们学习外文的时间，以免荒疏学业。章含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后，周恩来连续五次召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强调提高外语师资水平、加速外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被称为“乒乓外交”。 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关方面对是否参赛问题却产生两种不同意见。其中不赞成去的意见还占多数，理由是获悉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以很大耐心说服不同意参赛的一方，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⑥ 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着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赛场以外的情况，对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一事表示赞赏。⑦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决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圈阅后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终于在世乒赛闭幕前夕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十一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哝哝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⑧ 毛泽东自己也讲过：“那个文件（指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示），我本来也是看了的，划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⑨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有关报道，并大加评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已“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⑩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⑾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正如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从这年四月起，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美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来中国。”用尼克松自己的话说，此时“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⑿ 五月下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这个报告。同一天，中方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①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第五次单独会谈记录，1970年11月14日。 ②《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经毛泽东审阅），1970年12月18日。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2页。 ④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6－97页。 ⑤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报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⑦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页。 ⑧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页。 ⑨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⑩周恩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的批注，手稿，1971年4月8日。 ⑾[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3－234页。 ⑿[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7页。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启程，飞往北京。三天内，周恩来、叶剑英等同他举行了六次会谈，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进行磋商。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消息。这条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动了世界。三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结束他第二次来华使命时，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正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十月二十五日晚，当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电子统计牌显示该提案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一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时，整个会场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文，告知二十五日联大通过的决议。此时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对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格外欣慰。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论调。毛泽东曾在许多场合表示，台湾当局的“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是完全非法的，应将它驱逐出联合国，同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还曾在一九六五年预计：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联合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会不接受。 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毛泽东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在这方面已没有多少问题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①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团出席联大。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很快组成。代表团离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谈话当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②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裁军问题的大会上。会上，各国代表不顾原定议题，纷纷登台发表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贺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每天阅读外电报道的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 尼克松来华的日子，距离前面所说毛泽东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状况仍然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有恶化和发生危险的可能。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会见尼克松呢？毛泽东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决定仍会见尼克松，尽管人们当时几乎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健康状况。 尼克松到中国的当天下午二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③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④ 毛泽东这次会见尼克松，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担心他在谈话中随时有可能再发生险情，周围的人都十分紧张。吴旭君回忆道：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⑤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已十分疲劳，先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才上床休息。 第二天起，由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会谈，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意见。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认可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逐步从台湾撤出美军，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稿中有关措词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时，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最后，这个问题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⑥ 在连续几天的中美会谈期间，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⑦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说法：“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⑧”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 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⑨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二十八日，公报在上海发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⑩ 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3年9月16日。 ②史实：《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纪事》。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99页。 ③[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49—250页。 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谈话记录，1972年2月21日。 ⑤吴旭君录像谈话，《大型电视记录片〈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147页。 ⑥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⑦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2月22—25日。 ⑧周恩来讲解《中美联合公报》纪要，1972年3月3日。 ⑨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 ⑩林克、徐涛、吴旭群：《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5页。 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只有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同邻国日本正式建交。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①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九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陪同会见的除周恩来、姬鹏飞外，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当廖承志讲到他出生在日本时，毛泽东同田中开玩笑说：“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田中也笑着说：“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毛泽东说：“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跟你开始谈判吧！②”双方谈话的气氛十分轻松而活跃。 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这一年，中国先后同十八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一年，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发症。十二月十日，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回答他：“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③”对外宾作这样的答复，以前从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①陆维钊：《田中访华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32页。 ②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时的谈话记录，1972年9月27日。 ③外交部《外宾接待简报》485号，1972年1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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