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故事正文_中国寓言故事表里篇一

　　历史上的君王大都爱马，无论是征战、游猎时的胯下坐骑，还是辎重、农事上的役用，都需要慓悍精良的骏马。
　　有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马棚里的大小诸事，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其实，在养马人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溜马，调鞍理辔，接驹钉掌，除粪清栏，哪一件都不是轻松的事！可是在君王面前，一个养马人又怎好随意叫苦呢？管仲在一旁见养马人尚在犹豫，便代为答道：“从前我也当过马夫，依我之见，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往往曲直混杂。你若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果你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曲木之后再加曲木，笔直的木料就难以启用。反之，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用不上了。”
　　管仲虽然说的是编栅栏建马棚的事，但其用意是在提醒齐桓公，要把编栅栏选料与兴社稷用人联系起来，在选拔肩负重任的人才时，必须慎重行事，从一开始就把握正直的标准，以便永远按这样的标准选贤任能。
　　　

　　孔子的学生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旅游。他在返回晋国经过汉水南边时，看到一位老人正在给菜园里的蔬菜浇水。那位老人挖了一条渠道，一直通到井边。老人抱着一个大水罐，从井里汲水。水沿着渠道一直流到菜园子里。他不停地用水罐汲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然他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工效却很低。
　　于是，子贡走过去对老人说：“老人家，现在有一种机械，用它来浇地，一天可以浇一百畦呢，用不着费很大的力气但工效却很高，您不想使用它吗？”
　　浇水的老人抬起头，看了看子贡说：“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子贡十分认真地对老人说：“将木头砍凿加工，做成一种机械，让它的后面重，前面轻，用它来提水，就像把水从井里连续不断地抽吸出来一样，水流得很快，哗哗地卷起的浪花简直像开水翻滚一样。这种机械名字叫做橰（gao）。”
　　浇水的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愤愤然变了脸色。他不以为然地讥笑说：“我听师傅说过，世上如果有取巧的机械，就一定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投机取巧的事情，就一定会有投机取巧的思想。一个人一旦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就会丧失纯洁的做人的美德；丧失了纯洁的美德，人就会性情反常；而一个人要是性情反常的话，他就会和社会、自然不合拍，成为一个与天地自然社会不相容的人。你所说的那一种机械我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我觉得使用它，就是在于投机取巧的事，而做投机取巧的事是很可耻的。”
　　子贡听了这个老人的一番话，像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一样，难为情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个抱瓮老人所说的一番道理，看起来有一些逻辑推理的正确性，然而他在机械效用上借题发挥，把刁钻、险恶与机敏、智慧混为一谈的做法则是错误的。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在新事物面前抱残守缺的人，做起事来不但吃力不讨好，而且还会被后人笑话。
　　　

　　这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按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时的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解牛时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尧乐《经首》十分合拍。
　　站在一旁的文惠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啊呀，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
　　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惠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刚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3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结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一年换一把刀；而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杀过的牛不下千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刀口又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了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剖开，使其像泥土一样摊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再用。”
　　文惠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到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有位工匠名叫匠石，他前往齐国，来到曲辕的地方，看见一株大树生长在土神庙旁。这株树的树阴可以遮盖几千头牛；树身有百尺粗，树干高过山头80尺后才有枝叶，可用来造船的旁枝就有十几枝。围观这株巨树的人多得像到市场赶集。
　　奇怪的是，匠石竟视而不见，不屑一顾。他不住脚地往前赶路。徒弟们大开眼界，却不明白师傅的态度，追上匠石问个究竟：“自从我们跟随师傅走南闯北学手艺，从来没有碰见这样好的木材，您为什么一点也不看重它？”
　　匠石回答：“不要夸这棵树了，它是脆而不坚的树木，造船沉，做棺材会很快腐烂，制成柱子会被虫蛀，打成器具会毁掉，造门会流出污浆……”匠石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认定它是不能做材料的树木，正因为没有用，所以才长得这么大，有这么长的寿命！
　　貌似强大的事物往往华而不实。看问题、观察事物不能被表面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否则，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齐宣王求贤时，号召天下人推荐有才干、品德好的人。有个叫淳于髡（kun）的人在一天内就向齐宣王推荐了7名贤士。齐宣王当然很高兴。可是，他对顷刻间出现的这么多贤士感到有点怀疑。
　　于是齐宣王把淳于髡叫到跟前，对他说：“先生，我有一个疑点想问问你。我听说，能在方圆千里的范围内找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多得可以肩并肩地排成行站在你面前。在古今上下近百代的范围内能出现一个圣人，那么世上的圣人就多得可以脚跟挨着脚跟地向你走来。今天，先生您在一天的时间里就给我推荐了7位贤人，如此看来，贤人岂不遍地皆是，有点太多了吗？”
　　淳于髡笑了笑，对齐宣王说：“大王您听我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类的鸟，它们总是栖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它们也总是行走、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到低洼潮湿的地方去寻找柴胡、桔梗这些植物，别说是短短的几天，就是几辈子也不会找到一棵；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那就多得可以用车去装了。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的。我淳于髡向来与贤士为伍，我的朋友个个都是德性高尚、才智非凡的人，大王您找我寻求贤士，这就像在河里舀水，在火石上取火一样，轻而易得，取之不竭，您怎么能嫌我一天之内给您举荐的贤士太多了呢？我周围的贤士多得很，岂止这7个人！今后，我还要继续向大王推荐呢。”
　　淳于髡一番话，使齐宣王茅塞顿开，心服口服。看起来，世上的人才不是少了，而是我们没有找到识别人才的方法和途径啊！
　　　

　　齐国有一个名叫田仲的人，自命清高，不愿与达官贵人为伍而隐居乡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
　　宋国有个叫屈谷的人到田仲那里去见他，对他说：
　　“我听说过先生的大义，您是不愿仰人鼻息的人。我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只会种庄稼蔬菜，特别是种葫芦很有方法。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它不仅坚硬得像石头一般，而且皮非常厚，以致于葫芦里面没有空窍。这是我特意留下来的一只大葫芦，我想把它送给您。”
　　田仲听后，对屈谷说：
　　“葫芦嫩的时候可以吃，老了不能吃的时候，它最大的用途就是盛放东西。现在你的这个葫芦虽然很大，然而它不仅皮厚，没有空窍，而且坚硬得不能剖开，像这样的葫芦既不能装物，也不能盛酒，我要它有什么用处呢？”
　　屈谷说：“先生说的对极了，我马上把它扔掉。不过先生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您虽然是不仰仗别人而活着，但是您隐居在此，空有满脑子的学问和浑身的本领，却对国家没有一点用处，您同我刚才说的那个大葫芦不是一样的吗？”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的本领贡献给国家、社会，仅仅只是在那里笑傲山林，就算他有高洁的名声，实质上这种处世之道并不明智。到头来，他的智慧与贡献还远不及那位种田的农夫屈谷。
　　　

　　伯乐是我国古代最善于识别马的人，他擅长相马的名声家喻户晓。
　　有两个人慕名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伯乐身边，拜伯乐为师，专门学习相马的本领。伯乐将自己识别马的诀窍讲给他们听，同时又带他们四处实践，观察、识别各种各样的马。
　　这一天，伯乐带着这两个人一起到赵简子的马厩里去看马，要他们说出其中爱踢人的马来。其中一个人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指着一匹马说：
　　“这就是一匹爱踢人的马。”
　　另一个人则用手去摸马的屁股。他连续摸了三遍，这马依然站在那里，不仅没有踢人，甚至连一点焦躁不安的反应也没有。
　　那个人见马很驯服，觉得很难为情，他以为自己看错了。摸马的人见他对自己正确的看法产生了动摇，便对他解释说：“其实你并没有看错。这匹马的确是一匹踢人的马。我摸它的时候，它没有踢我，是因为这马受了伤。它的肩部疲塌，是筋骨劳损的表现；前腿膝关节肿胀说明这马失过前蹄。而马在踢人的时候，通常要举起后腿，这时，马全身的重量全部落在前腿上。一匹肩部和前腿膝关节受了伤的马难以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所以后腿抬不起来，它也就难以踢人了。你善于识别踢人的马，可是却不善于发现马身上的伤痛。”
　　这篇寓言告诉我们，无论是相马、看人，还是判断其他事物，都要全面地了解情况，注意分析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个楚国人，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他打算把这颗珍珠卖出去。为了卖个好价钱，他便动脑筋要将珍珠好好包装一下，他觉得有了高贵的包装，那么珍珠的“身份”就自然会高起来。
　　这个楚国人找来名贵的木兰，又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为珍珠做了一个盒子（即椟），用桂椒香料把盒子熏得香气扑鼻。然后，在盒子的外面精雕细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漂亮的金属花边，看上去，闪闪发亮，实在是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这样，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上去卖。
　　到市场上不久，很多人都围上来欣赏楚人的盒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终于出高价将楚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人交过钱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楚人以为郑人后悔了要退货，没等楚人想完，郑人已走到楚人跟前。只见郑人将打开的盒子里的珍珠取出来交给楚人说：“先生，您将一颗珍珠忘放在盒子里了，我特意回来还珠子的。”于是郑人将珍珠交给了楚人，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去。
　　楚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他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他的珍珠，可是没想到精美的外包装超过了包装盒内的价值，以致于“喧宾夺主”，令楚人哭笑不得。
　　郑人只重外表而不顾实质，使他做出了舍本求末的不当取舍；而楚人的“过分包装”也有些可笑。
　　　

　　伯乐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有名的相马能手，他的相马技能是天下有名的。
　　在伯乐暮年之时，有一回秦国国君秦穆公召见他时间他说：“您的年纪也很大了啊！在您的后辈人中有谁能够继承您寻找千里马呢？”伯乐回答道：“对于一般的良马，它的特征很明显，是可以从其外表上、筋骨上观察得出来。而那天下难得的千里马呀，看起来它与一般的好马差不多，论其特征，也是很难捉摸，好像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不过，千里马奔跑起来，又轻又快，刹那间从你眼前一闪而过，不一会儿远驰得无影无踪，让人看不到飞扬的尘土，寻不着它奔跑的足蹄印儿。我的儿子们都是才能低下的人，对于好马的特征，我可以告诉他们，对于千里马的特征，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仅凭自己相马的经验来判断，他们是无法掌握的。不过，在过去同我一起挑过菜、担过柴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九方皋的人，他的相马技术很高，的确不比我低，请大王召见他吧。”秦穆公便召见了九方皋，叫他到各地去寻找千里马。
　　九方皋到各处寻找了三个月后，回来报告说：“我好不容易为大王您寻找到了一匹千里马。不过，那匹千里马眼下正在沙丘那个地方。”秦穆公问：“那匹马是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那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于是派人去取，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这时候秦穆公很不高兴，就把伯乐叫来，对他说：“你该怎么说呢？太不中用啊！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与公母都分辨不出来，又怎么能认识出千里马呢？”
　　伯乐这时长叹一声说道：“想不到他识别马的技术竟然高到这种地步了啊！这就是要高出我千倍万倍乃至无法计算的长处了。像九方皋看到的，是马具有的精神和机能，他看马时，眼里只看到了马的特征而不着马的皮毛，注重它的本质，去掉它的现象；他只看那应该看到的东西，不去注意那不该注意的东西；他审察研究时，只注意那应该审察研究的方面，抛弃了那不必审察的方面。九方皋相马的价值，远远高于千里马的价值，这正是他超过我的地方啊！”等到把那匹马从沙丘那地方牵到秦穆公和伯乐面前时，大家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天下少有的千里马。
　　这篇故事启发我们：看问题时要有所舍弃才有所专注，同时要将获得的感性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在一次同孟子的谈话中，谈到了如何治理国家的事。孟子提出了民众的疾苦问题，除了灾荒给百姓造成的困苦外，捐税对百姓的负担也是很重的。他们谈着，谈着，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并且表示：愿意取消部分捐税，但是真正取消这部分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能取消，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了戴盈之的讲话后，沉思了一会儿，他知道戴盈之只是口头上表示要取消捐税，并不是真正的愿意取消部分捐税。孟子为了劝说戴盈之，便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他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邻居后来知道了是他偷的鸡，对这个人的意见特别大。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的人说：“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你这样每天偷别人家的鸡是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及早改正。从现在起，你再不要偷别人家的鸡了。”这个偷鸡的人听到后却回答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再不偷就是了。”
　　如果知道了偷盗是不合乎礼义的事，就应该迅速停止偷窃，痛改前非，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年呢？
　　这篇寓言故事讽刺了那些明知道自己错了，却故意拖延时间，不肯及时改正的人。
　　　

　　梁惠王好驱使百姓与邻国打仗。有一次梁惠王召见孟子，问道：“我在位，对于国家的治理，可以说是尽心尽意的了。河内（今河南省黄河北岸）常年发生灾荒，收成不好，我就把那里的一部分老百姓迁移到收成较好的河东去，并把收成较好的河东地区的一部分粮食运到河内来，让河内发生灾荒地区的老百姓不致于饿死。有时河东遇上灾年，粮食歉收，我也是这样，把其他地方的粮食调运到河东来，解决老百姓的无米之炊。我也看到邻国当政者的作法，没有哪一个像我这样尽心尽意替自己的老百姓着想的。然而，邻国的百姓没有减少，而我的百姓也没有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打仗，我就用打仗来打个比方吧。战场上，两军对垒，战斗一打响，战鼓擂得咚咚地响，作战双方短兵相接，各自向对方奋勇刺杀。经过一场激烈拼杀后，胜方向前穷追猛杀，败方就有人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那逃跑的士兵中有的跑得快，跑了一百步停下来了；有的跑得慢，跑了五十步停下来了。这时，跑得慢的士兵却为自己只跑了五十步就嘲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士兵是胆小鬼，您认为这种嘲笑是对的吗？”
　　梁惠王说：“不对，他们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但是这也是临阵脱逃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那么就无须再希望您的国家的老百姓比邻国多了。”
　　这篇寓言故事说明：看事物应当看到事物的本质与全局，不能只看表面和局部。邻国国君不管灾荒年间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爱百姓的国君。梁惠王常调动百姓去打仗，致使民不聊生，仍然是不爱百姓的国君。
　　　

　　田野里，大片大片的庄稼沐浴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一派勃勃生机。也许你看不出庄稼每天都在长，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长高了起来。
　　有一个宋国人靠种庄稼为生，天天都必须到地里去劳动。太阳当空的时候，没个遮拦，宋国人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浑身的衣衫被汗浸得透湿，但他却不得不顶着烈日躬着身子插秧。下大雨的时候，也没有地方可躲避，宋国人只好冒着雨在田间犁地，雨打得他抬不起头来，和着汗一起往下淌。
　　就这样日复一日，每当劳动了一天，宋国人回到家以后，便累得一动也不想动，连话也懒得说一句。宋国人觉得真是辛苦极了。更令他心烦的是，他天天扛着锄头去田里累死累活，但是不解人意的庄稼，似乎一点也没有长高，真让人着急。
　　这一天，宋国人耕了很久的地，坐在田埂上休息。他望着大得好像没有边的庄稼地，不禁一阵焦急又涌上心头。他自言自语地说：“庄稼呀，你们知道我每天种地有多辛苦吗？为什么你们一点都不体谅我，快快长高呢？快长高、快长高……”他一边念叨，一边顺手去拔身上衣服的一根线头，线头没拔断，却出来了一大截。宋国人望着线头出神，突然，他的脑子里蹦出一个主意：“对呀，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就这么办！”宋国人顿时来劲了，一跃而起开始忙碌……
　　太阳落山了，宋国人的妻子早已做好了饭菜，坐在桌边等他回来。“以往这时候早该回来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她担心地想。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宋国人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兴奋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把每一根庄稼都拔出来了一些，它们一下子就长高了这么多……”他边说边比划着。“什么？你……”宋国人的妻子大吃一惊，她连话也顾不上说完，就赶紧提了盏灯笼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田里去。可是已经晚了，庄稼已经全都枯死了。
　　自然界万物的生长，都是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的，人无力强行改变这些规律，只有遵循规律去办事才能取得成功。愚蠢的宋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一心只想让庄稼按自己的意愿快长高，结果落得一个相反的下场。
　　　

　　从前，在乡下有一个人，他在自家的地窖中储存种子的时候，将一把斧头忘了从地窖中带出来。几天以后，他在又要用斧头时，才发现自家的斧头已经丢失了。放在自己家的斧头到哪里去了呢？他在自己家的门后面，桌子下面，堆柴草的房里到处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他就怀疑是他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到底是不是邻居家的儿子偷了呢？没有证据不能乱讲。于是，他仔细地观察邻居家那个儿子，觉得是他偷了斧头了。看他那走路的样子，很像是偷了斧头的，不仅如此，连他的神态、动作、表情也像，甚至他说话时的声调，都像是偷了斧头一样。总之，越看越像，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偷了我家的斧头了！
　　又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要到地窑去储存物品了。当他挖开地窖门，下到地窖里的时候，发现了自家那把不见了好多天的斧头正躺在自家地窖里的地面上。
　　到了第二天，这个人再去看邻居家的儿子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连笑的神态，一点儿也不像是偷斧头的样子了。
　　这篇故事告诉人们：遇到问题要调查研究再作出判断，绝对不能毫无根据地瞎猜疑。疑神疑鬼地瞎猜疑，往往会产生错觉。
　　　

　　宋国有个人善于炮制防止冻裂的不龟（jun）手之药，他的家族靠着这个祖传秘方，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业，始终勤勤恳恳，披星戴月，但由于收入菲薄，生活总是很贫困。
　　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听说有不龟手之药的秘方，愿以百金求购。这可是个大数目！不龟手之药的主人动心了。但想到祖传的秘方要卖出去，也是件大事，于是集合全家族的成员共商转让之事。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议论，最后总算统一了思想：祖祖辈辈以漂洗丝絮为生，收入太少，今天一旦出售药方，可以获取大笔金钱，何乐而不为？于是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把药方卖出去。
　　客人得到秘方以后，立即奔赴吴国，对吴王说，今后将士在寒冬打仗，再也不用为冻手犯难了。不久，越国大军压境，吴国告急，吴王委任此人统帅大军。此时正值严冬，吴越两军又是进行水战。由于吴军将士涂抹了不龟手之药，战斗力特别旺盛，因而大胜越军。班师回朝后，吴王大喜过望，颁诏犒赏三军，同时将献药之人视为有特殊贡献的统帅，割地封赏嘉奖他。
　　同样是这个不龟手之药，宋国人世世代代用来漂洗丝絮，结果始终贫困交加；而吴国用来作战，则可以战胜敌国。由此可见，同样一个事物，由于使用方法和对象不同，其结果和收效也会大不一样。
　　　

　　战国时代有个哲学家名叫巫马子，他有一次对墨子说：“您提倡兼爱哲学，主张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团结友爱、平等相待，可是却没能给别人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我主张各人顾各人，人人自行其是，独来独往，也没听说伤害了谁。我们两人迥然不同的哲学主张，目前都还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社会效果来，可是为什么您总是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对的，而要全盘否定我的理论呢？”
　　墨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巫马子的提问，而是另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假如现在有人在这里放火，一个人看到后赶紧去提水，准备把火浇灭；而另一个人则打算往火里添柴，希望这火势越烧越旺。不过，这两个人现在仅仅只是在心里这样想，一时还未付诸行动。那么请问，您对这两个人作何评价呢？”
　　巫马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当然认为那个准备提水灭火的是好人，而想在火上添柴的人则是居心叵测、需要提防的。”
　　墨子于是笑了，他说：“对呀！这就说明我们议人论事不能忽视其动机。而今，我主张兼爱天下的动机是好的，所以我肯定它；而您主张不爱天下的动机则令人费解，所以我当然要否定它。”
　　墨子与巫马子的这场论辩证明：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判断一件事的好坏，当然主要是看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但有时当某人的计划、打算尚未付诸实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提出的这一计划、打算的动机出发，推断其效果的好坏。这就是哲学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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