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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名著]追忆似水年华  第三部第二卷第二章(十二) [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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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第三部第二卷第二章(十二)

  关于夏吕斯村的这段思考,使我想起我和德·夏吕斯先生的约会时间快到,我该走了,我只顾听德·盖尔芒特先生谈家系差点把和他弟弟的约会给忘了。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仍在继续。我想,说不定盖尔芒特这个名字有朝一日也会象这样除了地名其他什么也不是,只有偶然在贡布雷作停留的考古学家,才会在坏家伙希尔贝①的彩绘大玻璃窗前,耐心聆听戴奥多尔②的继承人讲演,或者阅读本党神甫的手册。但是,一个高贵的名字只要没有熄灭,听这个名字的人就能沐浴它的光辉。毫无疑问,就某方面而言,这正是那些家庭显赫的声名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从今天出发,顺着这些家族的足迹,追根溯源,了解到过去,乃至十四世纪以前发生的事,可以发现德·夏吕斯先生、阿格里让特亲王或帕尔马公主的子孙们撰写的回忆录和书简,他们也许出身在平民家庭,但隔着一层黑幕,谁也看不清楚,如果借助一个名字的光辉,追溯以往,就能发现在这些或那些盖尔芒特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神经质的特点、恶习和放荡行为,是有其深刻的根源和悠久的历史的。从病理学观点看,他们和今天的德·夏吕斯先生、阿格里让特亲王和帕尔马公主可以说没什么两样,世世代代都引起他们通信人的不安和兴趣,不管是帕拉蒂娜公主③和德·莫特维尔夫人④以前的还是利尼亲王⑤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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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坏家伙希尔贝是盖尔芒特家族的祖先。

  ②戴奥多尔是基督教史上几位教皇的名字。

  ③帕拉蒂娜公主(1652—1722),巴伐利亚公主,路易十四的兄弟奥尔良公爵的妻子,她的书信揭示了路易十四亲政时的有趣的细节。

  ④德·莫特维尔夫人(1621—1689),法国回忆录作家。

  ⑤利尼亲王(1735—1814),十八世纪法国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著有军事,文学等作品。

  此外,我对历史的兴趣不如对美学浓厚。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客人外貌毫无光彩,智力不是低下就是平庸,变成了现实中的人,因此,当我登门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踩上门厅前的擦鞋垫的时候,并不觉得来到了美妙的名字世界的门口,反而觉得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可是,听到德·盖尔芒特先生列举了那么多名字,我又感到这些客人仿佛是脱离现实的人了。就拿阿格里让特亲王来说,当我听到他母亲娘家姓达马①,是莫代纳②公爵的外孙女,他就立即摆脱不让人认出他真相的外貌和谈吐,就象摆脱一个与他日夜作伴的不稳定的化学物质一样,去和不过有一些爵号的达马家族和莫代纳家族结合,形成一个更有诱惑力的组合体。每个名字,受到了另一个名字的吸引,即使我从没想到和这个名字有什么联系,它会离开它在我头脑中占据的暗淡无光、一成不变的位置,去和莫特马尔家族、斯迪阿尔家族或波旁家族会合,和它们一起画出有最佳效果和千变万化色彩的系谱图。就连盖尔茫特这个名字也一样,只要听到它和那些曾断了香火,复燃后火苗更旺的显赫名字有联系,我就觉得它又得到一次新的充满诗意的确认。我最多可以看到,在高傲的系谱树干上长出一个花蕾,开出一朵鲜花,那是某个贤明国王(如亨利四世)或杰出公主(如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的面孔。但我觉得,这些面孔和客人们的有所不同,没有受到世俗偏见和平庸社交观念的毒害,仍保留着美丽的图案和闪烁不定的光泽,它们和名字一样,色彩各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盖尔芒特家族系谱树上脱落下来,不会用不熟悉的不透明的物质打搅那些不断更迭的、五颜六色和半透明的花蕾。这些花蕾在玻璃树侧开放,正如耶稣的祖先在画有热塞树③的古教堂彩绘大玻璃上开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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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达马家族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长子系在1423年断嗣,幼子系有二十来个子系。

  ②莫代纳家族是意大利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③热塞被看作是耶稣的祖先。在中世纪教堂的彩绘大玻璃窗上,常画有热塞树,示意耶稣的家谱。族长热塞仰天躺在地上,头部(或胸部)长出一棵树,每根树枝代表耶稣的一个祖宗,树顶盛开一朵花,圣母怀抱小耶稣坐在花中。

  我好几次都想告退。我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这次聚会由于我在场而变得毫无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却一直把这种聚会想象得无限美好,我想,若是我这个碍手碍脚的旁观者不在场,聚会就会变得有意思了。至少,我一走,就没有旁观者,客人们就可以开秘密会议,举行秘密仪式。他们聚集起来就是为了这个,显然不是为了谈论弗兰茨·哈尔斯,或议论某某人小气,不是为了用资产阶级方式说长道短。他们尽说废话,可能是因为我在场。看到这些美丽的贵妇由于我在场而四分五裂,身在圣日耳曼区独一无二的沙龙,却不能过圣日曼区神秘的生活,我感到非常内疚。我时刻都想告辞,但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都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竭力将我挽留,不让我离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好几个穿戴入时、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怀着迫不及待、兴高采烈的心情前来参加聚会,并没因聚会的索然寡味而失望(由于我的过错,这次聚会变得和在圣日耳曼区以外任何地方举行的聚会毫无二致,正如巴尔贝克海滩和我们看惯了的城市毫无不同一样)告辞时,依然兴致勃勃、千遍地感谢德·盖尔芒特夫人让她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好象我不在场的那些晚上,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这些贵妇梳妆打扮,拒绝平民进入她们封闭的沙龙,难道就因为有这些聚餐?就为了这些聚餐?如果我不在场,难道也是这样?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了怀疑,但这样未免太荒唐。理性使我清除了怀疑。况且,要是我不消除怀疑,那么,盖尔芒特这个名字还剩下什么呢?离开贡布雷以来,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降得够低的了。

  此外,这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很容易对另一个人,或者很希望使另一个人满意。有几个人我整个晚上才同她们说了两、三句话,一想到她们说的话那样愚蠢,我就脸红,但是,她们离开客厅时,非要走到我跟前,对我说认识我非常高兴,想等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会面”后“作一些安排”,向我暗示可能邀请我吃饭,说话时,用漂亮而温柔的眼睛凝视我,挺起胸脯,使得胸前的兰花竖了起来。

  这些贵妇中,没有一个比帕尔马公主先离开。公爵夫人竭力挽留我有两个原因(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帕尔马公主没有离开。公主殿下不走,别人是不能走的。当德·帕尔马夫人起身告辞时,大家就象如释负一般。女宾们象请求祝福似地向帕尔马公主行屈膝礼,公主把她们扶起来,祝福似地在她们脸上吻一下,这就是说,她们可以穿大衣和唤奴仆了。于是,门口一片叫喊声,仿佛在朗诵法国历史上最显赫的名字。帕尔马公主怕德·盖尔芒特夫人着凉,不让她送到门厅,公爵乘势说:“行了,奥丽阿娜,既然夫人不让您送,那就别送了,别忘了医生的嘱咐。”

  “我觉得,帕尔马公主和您一起吃饭感到很高兴。”这种客套话我听惯了。公爵穿过客厅,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了这句话,神态殷勤亲切,坚信不疑,就好象在给我颁发毕业证书,或请我吃花式点心。此刻,他似乎感到很高兴,他的脸因此而暂时变得异常温柔,我感到,这对他似乎是一种对人表示关怀的方式,他终身都会象履行轻松而受人尊敬的职务那样履行这些义务,哪怕年老昏聩,也不会放弃。

  我正要走,只见帕尔马公主的伴妇又返回客厅,因为她忘记带走公爵夫人送给公主的来自盖尔芒特城堡的奇妙非凡的石竹花了。伴妇满脸绯红,看样子跑得很急,因为尽管公主对谁都很亲切,但当仆人做了蠢事,她就没有耐心了。因此,伴妇端起石竹花就跑,但是,当她从我跟前经过时,为了保持轻松和不顺从的样子,急冲冲对我说:“公主认为我迟到了,她想快点去,可又要石竹花。真是的!我又不是小鸟,我不能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嘛。”

  唉!我想走而没走成的原因,除了不能比殿下先告辞外,还有另外一个:盖尔芒特家的人,无论是腰缠万贯的,还是濒临破产的,不仅善于使他们的朋友们得到物质享受,还善于使他们得到——正如我和罗贝·圣卢在一起时经常体会到的那样——精神享受(这一点古弗瓦西埃家是做不到的),让他们听到娓娓动听的谈话,看到亲切感人的动作,高雅的言谈全靠丰富的内心世界提供。但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无所事事的社交生活中无用武之地,有时就会忘情地抒发,在一种短暂而更加不安的发泄中寻找消遣,如果这种发泄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就会被看作是感情,因为她在和一个朋友的交往中,能得到一种令人陶醉的快乐,这绝不是官能快乐,却和音乐使某些人产生的快乐相似。有时,她会从衣服上取下一朵花或一枚嵌有画像的颈饰,送给一位客人,希望他多呆些时间,但仍感到忧伤,因为延长时间也尽是毫无意义的闲聊,不会使她产生和春天第一次暖流相似的(就给人留下疲倦和愁闷而言)神经质的兴奋和短暂的激动。至于那位朋友,切莫过分相信公爵夫人的诺言。它们比他以往听到的任何诺言更动听,更令人陶醉,然而许诺者因为深深感到某一时刻的美好,便以常人所没有的柔情和庄重,施展出百般妩媚和慈爱,把这一时刻变成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但是过了这一时候,她就不会再给予施舍。她一时高兴,就抒发感情,但激情一过,感情也就烟消云散。她才智过人,能猜出你想听什么,专挑你爱听的说,可是几天后又会抓住你的笑柄,把你当作笑料,讲给另一个正在和她一起分享这种极其短暂的“音乐时刻”的客人听。

  在门厅里,我喊仆人把我的橡胶雪靴拿给我。我怕下雪,就带上了这双靴子,事实上,已飘了几片雪花,地面很快变得泥泞了。看到众人揶揄的微笑,我才知道这双靴子很不雅观,因而感到很难为情;当我看到德·帕尔马夫人尚未离开,正观看我穿这双美国橡胶雪靴时,我就更加无地自容了。公主向我走来。“唷,想得多周到,”她大声说,“这鞋太实用了!您真聪明。夫人,我们也该买一双,”她对她的伴妇说。于是,仆人们由讥笑转为尊敬,宾客们热情地拥在我身边,问我是从哪里弄到这双绝妙的鞋子的。“有了这鞋,您什么都不用怕了,即使是再下雪,即使是出远门;不管春夏,还是秋冬,”

  公主对对我说。

  “噢!这一点,殿下尽管放心,”伴妇狡猾地插话,“不会再下雪了。”

  “您怎么会知道,夫人?”善良的帕尔马公主尖刻地发问。

  只有在她的伴妇说了蠢话时,她才会生气。

  “我可以向殿下保证,不会再下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不可能再下了,已采取了必要措施:撒过盐了。”

  头脑简单的伴妇没有发觉公主在生气,别人在乐,因为她不仅没有住口,反而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尽管我一再否定我和絮利安·德·拉格拉维埃尔海军上将有亲戚关系):“况且,下雪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在船上如走平地。龙生龙,凤生凤嘛。”

  德·盖尔芒特先生送走帕尔马公主后,拿起我的大衣,对我说:“我帮您套外套。”他在使用这个字眼时,甚至不再微笑了,因为最粗俗的表达方式,就因为其粗俗,就因为盖尔芒特一家人的故作谦卑,已变得高雅无比了。

  激奋只会导致伤感,因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当我终于离开盖尔芒特府,坐在送我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马车上时,我也产生了兴奋的感觉,尽管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方式不一样。前两种兴奋力可供我们任意选择。一种发自我们内心,来自我们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来自外部。前者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快乐,那是生活带给人的快乐。后者试图把别人的兴奋传导给我们,它本身并不伴随快乐,我们可以通过反作用,给它加进一种快乐,得到一种极其虚假的兴奋,但很快就会变成烦闷和忧愁。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上流社会中有那么多人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状态中,甚至可能自杀。然而,当我坐车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路上,正被这第二种兴奋折磨得坐立不安。这种兴奋不是由我们切身感受引起的,和我从前几次坐马车产生的兴奋完全不一样:一次是在贡布雷,我坐在贝斯比埃医生的皮篷式双轮车上,看见马丹维尔教堂的钟楼画在夕阳上;还有一次是在巴尔贝克,我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四轮轻便马车上,看见一条栽有绿树的路,竭力想回忆起这条路使我模糊感觉到的一件往事。可是,在这第三辆马车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在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进行的我当时感到无聊透顶的谈话,如德国亲王对德皇,对布达将军和英国军队的议论。刚才,我把它们塞进我内心的立体镜中了,一旦我们不再是自己,一旦我们有了社交界人士的灵魂,只从别人那里接受生命,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面立体镜,把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突出出来,使它们变得轮廓分明。喝醉了酒的人会对侍候他的咖啡馆侍者表现出好感,此刻我的心情和喝醉了酒毫无两样,尽管在吃晚饭时,我对那位非常熟悉威廉二世、大讲其轶事趣闻的冯亲王无甚好感,而现在我却为能和他共进晚餐而感到幸福,认为他讲的那些事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想起他讲的关于布达将军的故事,想起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不禁放声大笑,仿佛这笑声对证实他讲的故事滑稽可笑是必不可少的,就象有时候用双手鼓掌可以增强内心的赞美一样。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有些看法(例如她说弗兰茨·哈尔斯的画应该站在电车上看才有意思),当时我感到十分愚蠢,但在这面立体镜后,却变得生气勃勃,深刻透彻。不过,我应该说,即使这种兴奋旋踵即逝,却不能说它绝对荒唐。对于有些人,平时我们也许不屑一顾,但不知哪天,我们会很高兴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有来往,可以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样,他们就变得对我们有用和有趣味了,而这些在以前我们认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同样,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将来派不上用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哈尔斯的画即使从电车上看也十分有趣,这句话是错的,但却包含着部分真理,日后对我很有用处。

  同样,她为我引用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应该承认,这是他脱胎换骨以前那个时期的作品,他还在演变中,还没有发表他那别开生面、具有更复杂机件的作品。在这些早期诗作中,维克多·雨果还在思考,而不是象大自然那样,仅仅满足于引人思考。那时候,他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和盖尔芒特公爵对这个词理解的意思几乎一样:德·盖尔芒特先生常在盖尔芒特城堡举办盛大宴会,宾客们在纪念簿上签字后,总要再写一条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感想,他觉得这种做法太陈腐,太罗唆,就用恳求的语气提醒后来的人:“签上名字,亲爱的朋友,不要写思想!”然而,德·盖尔芒特夫人恰恰喜欢雨果早期诗作中的这些“思想”,这在他的《历代传说》诗集中几乎是没有的,正如瓦格纳的第二期作品中缺少“乐曲”和“旋律”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爱好不是绝无道理的。雨果的思想确实沁人心脾,尽管形式暂时还缺乏力度,但在思想周围,已经凶涌澎湃着无数的词汇和丰富的韵脚,这使它们独具一格,和别人的诗,例如和高乃依的诗迥然不同。别人的诗不时地闪烁着朴素的浪漫主义思想,更能激动人心,但却没有深入生命的物质根源,没有改变思想赖以存在的无意识的可笼统化的机体。因此,我从前那种只读雨果后期诗集的做法是错误的。诚然,德·盖尔芒特夫人只用了雨果前期诗作中的很少几句诗来点缀她的谈话。但是,正因为她孤立地引用一句诗,才使这句诗的吸引力大大增加。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初次听到或再次听到的诗句,使那些琳琅满目地镶嵌着诗句的诗篇也变成了磁铁,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把我的手拉向《东方集》和《暮歌集》。我的心变得焦虑不安,非要在两天之内得到这本书不可。我诅咒弗朗索瓦丝的听差不该把我那本《秋叶集》赠送给他的家乡。我立即叫他去给我买了一本。我把这些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只有当我突然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引用过的、沐浴在她所给予的光辉中的那些诗句时,我才得到安宁。和公爵夫人闲谈,就好比从一个古城堡的藏书室里汲取知识,虽然都是些古书,残缺不全,没有我们喜欢的书,也不能使人增长才智,但有时能为我们提供宝贵资料,甚至能让我们看到一段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文章,以后,每当我们想起多亏那座美丽的城堡,我们才能知道这段文章时,会感到高兴。我们会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巴尔扎克为《巴马修道院》作的序言或未曾发表过的儒贝①的书信,而夸大我们在那里度过的那种生活的价值,会由于一个晚上的意外收获,而忘记那是轻薄无聊的生活。

  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这个贵族沙龙不是我想象中的沙龙,一上来就以它与其他沙龙的共性,而不是以它的特性使我感到震惊,但渐渐地,它的形象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贵族领主几乎是唯一能象农民那样向我们提供知识的人;他们的谈话总点缀着土地、依然如故的城堡和古老的习俗,而对这一切,银行家是一无所知的。即使一个渴望跟上时代的最温和的贵族最终跟上了时代,但只要他回忆起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亲、叔伯父或姑姨婆,就会把他同现在无人知道的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今天如果有人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灵堂上一眼就会看出哪些做法违犯了惯例,尽管不会当面指出来。在葬礼上,当她看见有的女人撇开女人们应该参加的仪式,却混在男人中间,就会感到不快。至于罩在灵柩外的黑纱,布洛克可能以为只有丧礼上才能看见,因为丧礼报告上写着引棺索②,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记得小时候,在德·马伊—内斯尔先生的婚礼上,看见新郎新娘头上也蒙着黑纱。当圣卢卖掉珍贵的“系谱树”——布永家族的旧画像和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买回卡里埃③的画和新式家具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却因为受到一种狭隘的不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热爱的情感驱使,保留了布尔④制作的对艺术家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绝妙无双的家具。同样,一个文学家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他们的谈话,会把他们当作活字典看待(饿汉不需要饿汉作伴),那些日益被人遗忘的表达方式,如圣约瑟勋章式绶章啦,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⑤啦等等,只能在那些可爱的甘当历史保管员的人那里找到。一个作家在他们中间比在其他作家中间感受到更大的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相信,过去的事物具有一种魅力,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这样,作品也就成了死产儿,会使人感到厌倦,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很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这样讲的。”此外,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贵族们都是用纯正的法语交谈,故而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当公爵夫人听到圣卢使用“梵蒂岗的”、“宇宙的”、“特尔斐城的”、“过分卓越的”这些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时,完全有理由哈哈大笑,就象她看见圣卢从宾格⑥家具店买来新式家具时开怀大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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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儒贝(1754—1824),法国道学家,他的《书信集》以文体和思想的简炼而著称。

  ②法语中,“棺罩”(一般是黑纱)和古代天主教婚礼上新郎新娘罩在头上的“纱巾”是同一个字。引棺索是牵引灵柩的大绳,系在棺罩的两端。

  ③卡里埃(1849—1906),法国画家。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

  ④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木器匠,是国王和王室最重要的家具供货人。

  ⑤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即被许给圣母的孩子,可以得到圣母的保佑。

  ⑥宾格(1838—1905),法国收藏家。是新艺术风格的鼓动者。

  不管怎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听到的那些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和我在山楂树前或在品尝马德莱娜甜点心时可能产生的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暂时加入我的躯体,但仅仅是肉体上的占有,似乎迫不及待地(群体地,而不是个体地)想离开我。我在马车上焦躁不安,就象是古希腊的一个女预言家。我盼望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可以变成X亲王或德·盖尔芒特夫人,把那些故事讲给他们听。而现在,我跃跃欲试,微微颤动嘴唇,模糊不清地讲着故事,思想被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离心力拉走,我想把它拉回来,但白费力气。尽管我大声自言自语,以解无人同我说话之闷,但我仍然焦躁不安,如坐针毡,觉得独自一人再无法承爱这些故事的压力了,就在这种心情下,我按响了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门铃。一个仆人把我带进客厅。我在等待的时候,心里一直在自言自语,重复着我要对德·夏吕斯先生讲的活,至于他要对我说什么,我几乎想都没有想。我心神不安,因此根本没有注意客厅的摆设。我多么需要德·夏吕斯先生听我讲那些故事,因此当我想到主人也许已经睡觉,我也许得回家独自平息这想说话的狂热时,我顿然如冷水浇头,嗒然若丧。因为我刚才发现我已等了二十五分钟,人家可能把我忘了。可是,尽管我在客厅里呆了很久,却对它毫无印象,就知道它很大,暗绿色,有几张画像。渴望讲话的想法不仅妨碍了听,也妨碍了看,因此,对外界不作任何描写,就是对内心状态的最好描写。我正要离开客厅,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如若找不到,我就设法找到通往前厅的路,叫人给我开门:我刚站起来,在拼花地板上没走几步,就见一个仆人神色不安地走进来:“男爵先生一直有客人,”他对我说,“都是事先约好的,还有好几个人在等他呢。我尽量让他接见先生,我给秘书打过两次电话了。”

  “不必麻烦了。我同男爵是事先约好的,但时间太晚了,既然他今晚上很忙,我改天再来。”

  “噢!不,先生别走,”男仆大声说,“男爵先生会不高兴的。我再去试试。”

  我想起曾听人谈起过德·夏吕斯先生的仆人,说他们对主子忠心耿耿。虽然不能完全说他和孔蒂亲王一样,不仅想讨好部长,而且想讨好仆人,但他却善于把要仆人做事当作一种恩宠吩咐下去:晚上,仆人们聚集在他身边,但离他有一段距离,他挨个儿地把他们扫视一遍,然后吩咐:“瓜涅,蜡烛!”或者“迪克雷,衬衣!”这时,其他仆人就会咕咕哝哝地退下去,对那个受到主人宠爱的幸运儿不胜羡慕。而那两个仆人彼此憎恨,都想夺走对方所受的恩宠,如果男爵上楼比平时早,他们就找个诸如送信之类的借口上楼去,拿蜡烛的那个希望今晚上能拿衬衣,拿衬衣的那位希望能拿蜡烛。如果男爵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了一句与差事无关的话,尤其象冬天在花园里,如果他知道他的一个车夫患感冒,十分钟后对他说:“把帽子戴上”,那么,其他人就会嫉妒这个受宠的车夫,半个月都不同他说一句话。

  我又等了十分钟,才被带去见男爵先生。我被告知不能呆得很久,因为男爵先生刚把好几个天前就约好的重要人物送走,已很疲劳。我心想,德·夏吕斯先生精心导演的这场戏,有点装腔作势,相反,他哥哥盖尔芒特公爵却于朴实之中见高贵。正想着,门打开了,我看见男爵穿着中国式睡衣,露着脖子,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与此同时,我吃惊地看到,在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有“八道闪光”的丝织礼帽,还有一件皮大衣,好象男爵出门刚回来。男仆退下了。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会站起来迎接我。谁知他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但他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请我拿椅子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就象问一个缺乏教养的医生那样,问他有没有必要让我这样老站着。我这样问并无恶意,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憋着的那股怒气似乎变得更明显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习惯:当他在城里或在乡下的夏吕斯城堡设宴招待客人时,总喜欢模仿他国王:晚饭后躺在吸烟室的一张安乐椅上,让他的客人站在他身边。让这个人给他递火,向那个人敬一根雪茄,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喂,阿让古尔,您坐呀,亲爱的,拿一张椅子坐下,”等等。他坚持让他的客人多站一会儿,无非是想向他们表示,没有他的允许,他们不能坐下。“您坐到那张路易十四式椅子上去,”他以命令的口吻回答我,与其说在叫我坐下,不如说在强迫我离开他远一些。我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哼!这叫路易十四式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用嘲笑的口吻嚷道。我目瞪口呆,没有动弹,既没有象我应该做的那样扬长而去,也没有象他要我做的那样换一张椅子。“先生,”他字斟句酌,说到最无礼的字眼时,欲擒故纵,把第一个辅音拉得很长,“我是在一个不愿披露姓名者的恳求下屈尊同您约会的,这次谈话将标志着我们关系的结束。我不想瞒您,我原来是希望有更好的结局的。如果我对您说,我对您曾有好感,这也许有点歪曲词义,出于自尊,是不应该说的,即使是对不知道这话的价值的人。但我相信,‘厚爱’一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意思是进行最有效的保护,这正是我感觉到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回到巴黎后,甚至还在巴尔贝克的时候,就告诉过您,我是您可信赖的人。”我只记得在巴尔贝克同他分手时,他对我非常无礼,于是,我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他怒吼一声,脸色变得刷白,抽搐着,和他平时的脸判若霄壤,就象在暴风雨的早晨,大海一改平日和蔼可亲的笑脸,喷射出无数粗蛇般的泡沫和口水一样,“您说您没有收到我要您记住我的信息?这几乎是一种表露。在我托人捎给您的那本书上,您没看见有什么装饰吗?”

  “很漂亮的交织花体字,”我对他说。

  “嘿!”他轻蔑地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的杰作很少了解。要是一个柏林青年不知道《女武神》,大家会怎么看他?再说,您的眼睛是白长的,因为这部杰作,您对我说您读了两个小时。我看,您对花体字不见得比对家具的式样更在行,不要申辩,您对式样就是不在行嘛,”他狂怒地喊着,“您甚至不知道您坐的是什么椅子。我让您坐路易十四式安乐椅,您却一屁股坐到了督政府式样的烤火用的矮椅上。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谁知道您要在上面干什么。同样,您连贝戈特那本书的封面装饰——巴尔贝克教堂刻有毋忘我花体字的过梁都没有认出来。难道还有比更明白的方式对您说不要总忘记我吗?”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的面孔虽然令人生厌,却比他家里任何人的面孔都漂亮,象是上了年岁的阿波罗。但是,从他恶毒的嘴里,似乎随时都会喷出橄榄色和黄胆色的液体。至于智慧,不能否定他见多识广,他知道的许多东西是盖尔芒特公爵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但是,不管他用怎样的花言巧语掩饰心中的仇恨,人们感到这个人是会杀人的,或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或因为爱情失意,或有怨恨,或是虐待成性,或是为了捉弄人,或是有一个不可消除的意念;他还会用逻辑和巧语证明自己杀人是正当行为,杀了人也比他的哥哥、嫂嫂,比其他许多人不知强多少倍。

  “是我向您迈出了第一步,”他继续说,“就象委拉斯开兹①在《枪骑兵》这幅画中画的胜利者,向着最卑微的人走去。我什么都有,而您却一无所有。我做的是一个贵族应该做的事。我的行动是不是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您却置之不理。我们的宗教劝诫我们自己要耐心。对您那些可以说是无礼的行为,如果您可以对一个远远比您高贵的人无礼的话,我向来只付之一笑,我希望,我对您的耐心会无损于我的声誉。不过,先生,现在谈这一切,已不再有意义了。我对您进行了考验,当代最杰出的人风趣地把这种考验叫做态度的考验,用无限的热情考验您的态度,他有充分理由说,这是最可怕的考验,因为这是唯一能区分良莠的考验。您没有经受住,我不怪您,因为成功者寥寥无几。不过,至少,我不希望您恶意中伤我,我希望我们将要进行的这最后一次谈话能达到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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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一生创作大量的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枪骑兵》是他的代表作。

  我万万没有想到,德·夏吕斯先生发怒,是因为有人在他面前说我讲了他的坏话。我搜索记忆,怎么也想不起我对谁谈起过他。这纯粹是哪个坏蛋无中生有。我向德·夏吕斯先生保证,我从没有同别人谈过他。“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过我和您有来往,我想,这总不至于使您生气吧。”他轻蔑地微微一笑,把声音升到最高音域,缓慢地发出最尖细、最无礼的音符:

  “唷!先生,”他极其缓慢地让他的音调恢复了自然,仿佛对这个下行音阶颇为陶醉似地说,“我认为,您供认自己说过同我有来往,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对一个能把奇朋代尔①式家具当成洛可可式椅子的人,我不指望他能讲出非常准确的话,但我不认为,”他的声音越来越充满嘲讽的爱抚,竟使他嘴边绽出迷人的微笑,“我不认为您会说或会相信我们之间有来往!至于您在别人面前炫耀,说有人把您介绍给我了,您同我谈过话,和我有点认识,几乎没有请求,就获准将来有一天成为我的被保护人,我觉得您讲这些话倒是顺理成章的,是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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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奇朋代尔(1718—1779),英国制乌木家具的工匠。

  “您我之间年龄悬殊那样大,我完全有理由说,这个介绍,这些谈话,这个刚刚开始的关系,对您是一种幸福。当然,这话不该由我说,但我至少可以说,这对您不无好处,说您傻,绝不是因为您把这个好处讲出去了,而是因为您没能保住。我甚至还要说,”他突然不再疾言厉色,暂时换上了充满忧伤的温柔,我感到他就要哭了,“当您对我在巴黎向您提出的建议置之不理时,我竟不相信您会这样,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出身在正派的资产阶级家庭(只是在说这个形容词时,他的声音才微微带点不礼貌的摩擦音,)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因此,我天真地认为,可能出了从未出过的差错,信遗失了,或是地址写错了。我承认我是太天真了,可是,圣博纳旺蒂尔①不是宁愿相信牛会偷窃,却不愿相信他的兄弟会撒谎吗?不过,这一切都已结束,既然您不感兴趣,也就不必再谈了。只是我觉得,就看我这把年纪,您也会给我写信的(他的声音真的哽咽了)。我为您设想了诱人的前途,但我一直没对您说。您宁愿不知道就拒绝,这是您的事。但是,正如我对您说的,信总是可以写的吧。我要是您,我就会写信,即使处在我的地位,我也会写。正因为这样,我更喜欢处在我的地位。我说‘正因为这样’,是因为我认为各种地位都是平等的,我对一个聪明的工人可能比对许多公爵更有好感。但是,我可以说,我宁愿处在我的地位,因为我知道,您做的那种事,在我可以说是相当长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做过。(他的头朝着暗处,我看不见他的眼睛是否象他声音让人相信的那样在落泪。)刚才我说了,我朝您迈出了一百步,可结果您后退了二百步。现在,该轮到我后退了。从今以后,我们互不认识。我要忘记您的名字,但要记住您的事例,等哪天,当我禁不住诱惑,相信人有良心,讲礼貌,相信他们不会白白错过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别把他们抬得太高。以前您认识我的时候(因为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如果您说您认识我,我只能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是在向我表示敬意,也就是说,我把这看作是令人愉快的事。不幸,您在其他地方和其他场合却完全不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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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圣博纳旺蒂尔(1221—1274),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

  “先生,我发誓,我从没说过可能伤害您的话。”

  “谁跟您说我受伤害了?”他发出愤怒的吼叫,猛地从长沙发椅上坐起来,直到现在,他才算动了一下身子;他面容失色,唾沫四溅,脸部肌肉抽搐着,象是有无数条蛇在扭动;嗓门时而尖利,时而低沉,犹如震耳欲聋的狂风暴雨。(他平时说话就十分用劲,行人在外面经过,肯定会回头张望,现在,他使的力气比平时大一百倍,就象用乐队而不是用钢琴演奏一段强奏乐曲,声音陡然会增加一百倍,还会变成最强音。德·夏吕斯先生在吼叫。)“您认为您能够伤害我吗?您难道不知道我是谁?您相信您那些狐群狗党,五百个互相骑在身上的小娃娃从嘴里吐出的毒汁能弄脏我高贵的脚趾头吗?”

  我本想让德·夏吕斯先生相信我从没说过,也没听见别人说过他的坏话,但他的话把我气疯了。我认为,他说这话是因为他太骄傲,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骄傲。还有另外一个感情方面的原因,可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此不把它作为原因,我也就没什么罪过了。不过,不知道感情方面的原因,也应该回想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讲话,把精神有点错乱作为第二个原因吧。但我当时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想。在我看来,他只有骄傲,而我只有愤怒。当他停止咆哮,郑重地谈他的高贵的脚趾头的时候(他还撇了撇嘴,以示他对那些亵渎他的卑微小人的极度厌恶),我再也遏制不住满腔怒火了。我想打人,想摔东西发泄怒气,但我还剩下一点辨别力,我不得不尊重一个年纪比我大许多的长者,甚至对他身边的德国瓷器,也由于它们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而不敢妄加损坏,于是我扑向男爵那顶新的礼帽,把它扔到地上拚命踩踏,想把它四分五裂。我扯下帽里,把冠冕撕成两半。德·夏吕斯先生仍在大叫大骂,我连听都不听,穿过房间,准备离去。我打开了房门。没想到门两旁站着两个仆人,我惊得目瞪口呆。看见我开门,他们装出要去做事路过这里的样子,不急不忙地走开了。(就在那天,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比尼埃,另一个叫夏梅勒。)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们用懒洋洋的步态向我作出的解释。这个解释是不足信的,另外三个解释恐怕更不足信了:一是男爵接待客人有时需要帮助,(那又是为什么呢?)认为需要在附近设一个“急救站”;二是他们受好奇心驱使前来偷听,没想到我会那样快就出来;第三,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大发雷霆是有预谋的,是在演戏,是他让他们来偷听的,一方面他们喜欢热闹,另一方面,也许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我动怒没有使男爵消气,我拂袖而去倒象使他心痛欲裂。他喊我回去,让仆人叫我回去,最后,他疾步追我到前厅,挡在门口不让我出去,全然忘记了一分钟前,当他在谈论他的“高贵脚趾头”的时候,还在我面前大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威风。“行了,”他对我说,“别孩子气了,进来呆一会儿。爱得深,就责得严。如果说刚才我严厉地惩罚您,那是因为我爱您爱得深。”我的怒气已经消失,我没有计较男爵说的“惩罚”二字,跟着他进去了。他叫来一个仆人,毫无自尊地让他把帽子的碎片捡走,又拿来了一顶。

  “如果您愿意告诉我可耻地诬蔑我的人,先生,”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那我就留下来听一听,我要戳穿这个骗子的谎言。”

  “您不知道是谁?难道您忘记您说的话了?您以为向我通风报信的人不会要我发誓保守秘密吗?您相信我会不履行诺言?”

  “先生,您真的不能告诉我?”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回忆起我可能同谁谈过德·夏吕斯先生,但一个也没有想起来。

  “我不是对您说过我要替告密的人保密吗?”他用一种令人厌烦的声音说,“我看您不仅爱诽谤人,还爱枉费口舌地打破砂锅问到底。至少您也应该放聪明些,好好利用这最后一次会面,说一些有用的话嘛。”

  “先生,”我边走开,边回答,“您侮辱我。我是看您年纪比我大几倍的份上,才不跟您计较的。一老一少,地位不平等嘛。另外,我也没法说服您,我已向您发过誓了,我什么也没说过。”

  “那么是我在撒谎!”他嚷道,声音十分可怕,边嚷边向前一蹦,蹦到了离我只有两步远的地方。

  “他们把您骗了。”

  这时,他换一种温柔、深情而忧郁的声调(就象演奏交响乐时,乐曲一个接一个没有间隙,第一个似雷电轰鸣,接下来是亲切而淳朴的戏谑曲),对我说:“这很可能。一句话经人重复后,一般都会走样。说到底,还是您的错,您没有利用我向您提供的机会来看我,没有通过坦率的能创造信任的日常交谈,给我打一支唯一的、有特效的预防针,使我能识破把您指控为叛徒的一句话。那句话是真是假,反正木已成舟。它给我的印象再也不能消除。甚至我连爱得深,责得严这句话也不能说了,因为我狠狠地责备了您,但我已不再爱您。”他一面说,一面强迫我坐下,摇了摇铃,另一个仆人走进来。“拿点喝的来,另外,叫人备好车。”我说我不渴,时候已经不早,况且我有车。“有人大概给您付了车钱,让车走了,”他对我说,“您就别管了。我让人备车把您送回去……如果您担心太晚……我有房间,您可以住在这里……”我说,我母亲会担忧的。“确实,那句话是真是假,反正木已成舟。我对您的好感开花开得太早,就象您在巴尔贝克富有诗意地同我谈起过的那些苹果树,经不住初寒的摧残。”即便是德·夏吕斯先生对我的好感完好无损,他也只能做到这样,因为他嘴上说同我闹翻了,却硬要把我留下来,给我拿喝的,要我住下来,备车将我送回去。他似乎害怕同我分离,害怕孤独,这种略带忧虑的害怕心理,一小时以前,当他的嫂子,他的本家堂姐妹德·盖尔芒特夫人挽留我时,也曾有过。他们都对我产生了一时的兴趣,都想方设法多留我一分钟。

  “可惜,”他又说,“我没有本事叫摧毁了的花复开。我对您的好感已经枯萎,不会再复生。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象维克多·雨果诗中的布斯:

  我是鳏夫,孤独无依,日暮途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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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1 15:58:13  更:2021-07-01 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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