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第 五 章
不知道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声响，接着大地微微抖动，我们听见“砰——砰——砰”的枪声。“爸爸!”哈桑大声叫喊。我们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见阿里跛着脚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么声音?”哈桑大叫，伸开双臂朝阿里奔过去。阿里伸手揽住我们。一道白光闪起，夜空亮起银辉。又是一道白光，随后是暴风骤雨般的枪声。
“他们在猎杀野鸭。”阿里嘶哑地说，“他们在夜里猎鸭子，别害怕。”
远处传来警报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玻璃破裂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叫嚷。我听见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道上，也许身上还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将他抱紧，轻轻地抚摸着他。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妒忌哈桑，一点都没有。
我们就那样哆嗦地抱成一团，直到天快破晓。枪声和爆炸声还没一个钟头就结束，可是把我们吓坏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街道上会有枪响。当时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血流成河的时代。
太阳快升起的时候，爸爸的轿车驶进车道。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匆忙的脚步在台阶上发出沉重的声音。接着他在门口出现，我看见他脸色挂着某种神情，那种脸色我一时辨认不出来，因为此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恐惧。“阿米尔!哈桑!”他大喊，张开双臂朝我们跑过来,“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话又坏了，我很担心。”
我们停在他怀里，有那么一会儿，我竟然发疯似的觉得很高兴，而不管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是在猎杀野鸭。真相终于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东西开枪。翌日清晨，大梦初醒的喀布尔发现君主制已然成为历史。查希尔国王远在意大利，他的堂兄达乌德汗［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直到1978年被刺杀。［1］趁他不在，发动了政变，没有多加杀戮，就终结了他四十年来的统治。
我记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红茶，听着喀布尔广播电台播送的有关政变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书房外面。
“阿米尔少爷?”哈桑低声说。
“怎么啦?”
“什么是‘共和’?”
我耸耸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传出“共和”这个词。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离开这里?”
“我觉得不是。”我低声回答。
哈桑想了想，说:“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我不想他们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这头驴子，没有人会送走你们。”
“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你想去爬我们的树吗?”
我笑得更开心了。这也是哈桑的本领，他总是懂得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收音机的新闻实在是太闷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碜的屋子去做准备，我跑上楼抓起一本书。接着我到厨房去，往口袋里塞一把松子，然后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们穿过前门，朝那座山头进发。
我们穿过住宅区，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芜空地上跋涉前进。突然间，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我们转过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们走过来。
阿塞夫的父亲叫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个飞机驾驶员。他家位于一处豪华的住宅区，深院高墙，棕榈环绕，就在我们家南边，只隔了几条街。住在喀布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锈钢拳套，谁都不愿意尝尝它的滋味。由于父亲是阿富汗人，母亲是德国人，蓝眼睛的阿塞夫头发金黄，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凶残成性，恶名远播，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为虎作伥的党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谀逢迎的部属陪伴下，视察自己的领地。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点法律教育，那么他那不锈钢拳套无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见过他用那拳套折磨一个卡德察区的小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塞夫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近乎疯狂的光芒，还有他那邪恶的笑脸——那可怜的孩子被他痛击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某些儿童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当然，没有人胆敢当面这样称呼他，除非他们想亲身体会那个可怜孩子的下场：他跟阿塞夫争夺一只风筝，结果之后在路边的臭水沟打捞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后，我学到了一个英文单词，在法尔西语找不到对应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阿塞夫那样的人渣：反社会分子。
在那些折磨阿里的男孩中，阿塞夫远比其他人来得恶毒。实际上，人们用“巴巴鲁”来嘲弄阿里，他正是始作俑者。喂，巴巴鲁，你今天吃了谁啊?哦?来吧，巴巴鲁，朝我们笑一笑。在那些他觉得特别来劲的日子，他会加油添醋：喂，你这个塌鼻子巴巴鲁，今天吃了谁啊?告诉我们，你这头细眼睛的驴子!
眼下他正双手放在背后，用那双胶底运动鞋踢起尘灰，朝我们走来。
“早上好，苦哈哈!”阿塞夫说，摆摆手。“苦哈哈”是另外一个阿塞夫喜欢用来侮辱人的词语。他们三个都比我们大，看到他们走近，哈桑躲在我后面。他们站在我们面前，三个穿着牛仔裤T恤的高大男生。阿塞夫身材最魁梧，双臂抱胸，脸上露出凶残的笑容。我已经不止一次觉得阿塞夫不太像个正常人。幸运的是，我有爸爸这样的父亲，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阿塞夫对我不敢太过放肆造次。
他朝哈桑扬起下巴。“喂，塌鼻子，”他说，“巴巴鲁可好吗?”
哈桑一言不发，在我身后又退了一步。
“你们听到消息了吗，小子?”阿塞夫说，脸上还是带着那副邪恶的笑容，“国王跑掉了，跑得好!总统万岁!我爸爸跟达乌德汗相熟。你认识他吗，阿米尔?”
“我爸爸跟他也熟。”我说，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好吧，达乌德汗去年还在我家吃过晚饭。”阿塞夫继续说，“怎么样啊，阿米尔?”
我在想，如果我们在这片荒地高声求救，会不会有人听到?爸爸的房子距这儿足足有一公里。要是我们留在家里就好了!
“你知道下次达乌德汗到我们家里吃晚饭我会对他说什么吗?”阿塞夫说，“我会跟他稍作交谈，男人和男人的交谈。将我跟妈妈说过的那些告诉他，关于希特勒的。现在我们有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一个志向远大的男人。我会告诉达乌德汗，提醒他记住，要是希特勒完成他那未竟的事业，这个世界会变得比现在更好。”
“我爸爸说希特勒是个疯子，他下令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我来不及用手捂住嘴巴，这话已经脱口而出。
阿塞夫不屑地说:“他说的跟我妈妈一样。她是德国人，她本来应该更清楚。不过他们要你这么认为，是吗?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隐瞒了什么真相，我也根本不想去知道。我希望我什么也没说，我又希望我抬起头就能看见爸爸朝山上走来。
“但是你得读读那些学校里面看不到的书。”阿塞夫说，“我读了，令我茅塞顿开。现在我有个抱负，我要将它告诉我们的总统。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他终究还是说了，阿塞夫总是自问自答。
他那双蓝眼睛望着哈桑:“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纯种的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不是。他们这种人污染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他们弄脏我们的血脉。”他挥舞双手，做了个夸张的姿势，“普什图人的阿富汗，我说，这就是我的抱负。”
阿塞夫又看着我，他看起来像是刚从美梦中醒来。“希特勒生不逢时，”他说，“但我们还来得及。”
他伸手去牛仔裤的后兜摸索某样东西，“我要恳求总统完成从前国王没做的事情，派军队清除所有这些垃圾，这些肮脏的哈扎拉人。”
“放我们走，阿塞夫，”我说，对自己颤抖的声音感到厌恶，“我们没有碍着你。”
“哦，你们碍着我了。”阿塞夫说。看到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东西，我的心开始下沉。当然，他掏出来的是那黄铜色的不锈钢拳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们严重地碍着我。实际上，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玩耍，让他碰你?”他的声音充满了嫌恶。瓦里和卡莫点头以示同意，随声附和。阿塞夫双眉一皱，摇摇头。他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显得跟他的表情一样困惑。“你怎么可以当他是‘朋友’?”
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我几乎冲口说出。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没有，我没有想过。我对哈桑很好，就像对待朋友，甚至还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拜访，我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喊上哈桑?为什么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个问题，阿米尔。如果没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白痴，收容这些哈扎拉人，我们早就可以清除他们了。他们全都应该去哈扎拉贾特［1］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1］，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烂掉。你是个阿富汗败类。”
我看着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伤害我。阿塞夫举起拳头，向我走来。
我背后传来一阵急遽的活动声音。我眼角一瞄，看见哈桑弯下腰，迅速地站起来。阿塞夫朝我身后望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见瓦里和卡莫也看着我身后，眼里同样带着震惊的神色。
我转过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弹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带满满拉开，弓上是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哈桑用弹弓对着阿塞夫的脸，他用尽力气拉着弹弓，双手颤抖，汗珠在额头上渗出来。
“请让我们走，少爷。”哈桑语气平静地说。他称呼阿塞夫为少爷，有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而过：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齿:“放下来，你这个没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请放过我们，少爷。”哈桑说。
阿塞夫笑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有三个人，你们只有两个。”
哈桑耸耸肩。在外人看来，他镇定自若，但哈桑的脸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他脸上任何一丝颤动都躲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爷。但也许你没有看到，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动，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独眼龙阿塞夫’。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说着，就算是我，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强弱易势，简直无法置信，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又看看哈桑。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他所看到的，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因为他放下了拳头。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哈桑双手颤抖，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他的双唇弯起，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他试了五次，才把弹弓系在裤子上。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没有，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几年，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依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在喀布尔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替司机指引方向。到了为期三天的开斋节，斋戒月［1］回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戒月。［1］之后的节日，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访。人们拥抱，亲吻，互祝“开斋节快乐”。儿童拆开礼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用雪堆一座城堡。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门口，双手缩在腋下，嘴里呼出白气。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别这样嘛，阿里，跟我们说说。”我催他，“一本图画册吗?还是一把新手枪?”
跟哈桑一样，阿里也不善说谎。每年我们生日，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上一年，爸爸让哈桑喜出望外，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带着这种帽子演出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影取代了《七侠荡寇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整整一个冬天，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若有所思，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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