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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名著]外国科幻小说 《总设计师》作者：[美] 安迪·邓肯 [第11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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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科幻小说: 《总设计师》作者：[美] 安迪·邓肯
祖云鹏 译 安迪·邓肯于１９９７年首次向阿西莫夫的《科学幻想小说》杂志投稿，很快，他除了继续为该杂志投稿外，还向《星光》、《科学幻想》、《惊奇》、《科幻时代》、《渴望》、《幻想王国》以及《奇异故事》等杂志供稿。本世纪开始之际，他已经以其作品的独特的题材、曲折的情节，还有特别的风味而广为人知。他的故事《行刑人行会》登上了２０００年星云奖和世界幻想奖的最后候选名单。２００１年，他以故事《波塔瓦脱密巨人》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本故事集《贝卢泽哈齐及其他故事》赢得了两项世界幻想奖。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贝兹堡，毕业于西雅图的号角西部作家讲习班。目前同新婚妻子西德尼居住在亚拉巴马州的北港。 在下面这篇感人、缜密而又强有力的中篇中，作者带我们回到了二战之后的苏联，讲述了一段在教科书中读不到的秘密历史——这是对一个改变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或许也永远地改变了未来的人的传奇一生及其更加传奇的命运的深刻而又基于事实的审视。 一、科累马劳改营，二战期间 “科罗廖夫。” Ｄ３２７号没有往后看。他正忙碌着。他将镐举过头顶时，浑身的关节嘎嘎作响，韧带也痛苦地呻吟着——他竭尽全力使动作快一些，可事实上却慢得不得了，甚至比前一次更慢，一次比一次慢；接着他呼出一口气，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松弛下来，于是他的双臂向前落下，镐尖从凹凸不平的墙面擦过。几片黑乎乎油腻腻的碎屑落在他的鞋上，发出嗒嗒的响声。镐头落下来时的喜悦几乎抵消了举起它时那不可避免的痛苦折磨，但也不尽然，所以Ｄ３２７号的痛苦慢慢地增加着，积累着，就像他脚下那堆已没到脚踝的矿渣一样。他知道隧道里间隔五步远的别的工人们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比他好。他们受命在这儿挖金子，可他知道这隧道里根本没有金子。金子是闪闪发光的，而这隧道一片漆黑；金子已经从工人们的牙上撬下来，从他们的梦里赶走了；而他的镐又软又钝，简直跟拇指似的。他又把它举了起来，试图忘掉自己已经举了多少下。 “科罗廖夫。” Ｄ３２７号尽量把注意力从自己的三重重负——胳膊镐头胳膊——的起起落落中移开，移到自己短上衣的右边口袋中那微微增加了的重量上面——实际上是他想像中的重量，那一小块面包粗糙、蓬松，是中午时他偷偷从可怜的瓦西里的盘子里拿来的。瓦西里倒下的正是时候。再晚点儿，瓦西里就会用那块面包片把锡铁盘子擦得锃光瓦亮，就着最后一口气把它送进嘴里。再早点儿，卫兵就会注意到剩下的食物，把它抢走。在科累马，卫兵饿得不如囚犯那么快，但是人人都挨饿。有好多次Ｄ３２７号已经极度接近吃掉他的宝贝面包，但每次他都忍住了。他的许多狱友都忘记了怎样细嚼慢咽，但他没有。晚饭后才是最好的时机：就在临睡前，当他脸冲着工棚的墙壁躺着时，未经咀嚼的食物含在嘴里会让他暖暖地有滋有味地沉入睡乡。 “科罗廖夫。” 这声音是冷冷的，清晰的，又是耐心的，衬着隧道里卫兵粗暴的声音、叮当声、滴水声和奔跑声，如同电子脉冲。在这个洞里，什么样的词经得起这样的重复呢？只有名字，就像上帝，或者斯大林的名字。 “科罗廖夫。” 我在研究所时经常听到那个名字，Ｄ３２７号想道。我在场时常有人叫出那个名字。叫的人是期望有个反应，假定有个反应的。有个反应才是恰当的。镐头落了下来，又一声咔哒，又落下些碎片。他转过身，有些担心在自己的矿灯的灯光下什么都看不到。 可他的面前是数不清的星星。 “从你的轨道上下来，科罗廖夫同志。下到地球上来，这样一个凡夫俗子才能跟你说话呀。” 那些星星印在一张光滑的纸上：是一页书。一只手翻过了这一页，翻到了一个圆柱体的剖面图上，圆柱体的一头逐渐变细，形状类似于一颗圆滚滚的子弹。圆柱体的壳体内涌动着无数箭头。此时此刻，谢尔盖·科罗廖夫记起了一个人的名字，记得甚至比自己的名字还要清楚。 “齐奥尔科夫斯基。”他说。 “你的记性真好，科罗廖夫同志。”那个在科罗廖夫面前举着打开的书的人把书翻转过去，自己仔细地瞧着。他穿着正式的军官服，身旁站着两名士兵。“《用喷气装置探索宇宙空间》，作者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版于１９０３年。沙皇赏识他的天才吗？哼！要不是工人革命，他一辈子都得存卡卢加给小学生擦鼻涕。”他叹了口气，“我们这些爱幻想的人经常都是费力不讨好。” “这很不应该，将军公民。我为你们感到悲哀。” 军官用一只手啪地合上了书。在科罗廖夫的安全帽发出的暗淡的光中，军官的帽檐，金鹰的翅膀，还有两旁士兵手中的枪管都闪着微弱的光。 “你抬举我了，科罗廖夫。我只不过和你一样是个工程师。今后你可以叫我尚达林同志，就像在你罪行暴露并受到惩罚之前那样称呼我。”他打量了一下科罗廖夫脚底下那薄薄一堆碎石块。“你在这里的任务完成了。从今天起你要以别的方式报效祖国。你将参加到我的工作中来。” 科罗廖夫没有用心听。如同一见到食物就会让他口水长流，胃液翻腾一样，一见到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示意图，他的脑海中立刻出现了一大堆图像，事实，数据，术语，全都如此熟悉，而又如此新鲜。远地点和近地点。弹道及节流阀。高度及地平经度。速度、火箭燃料以及推力。他正尽力品味着这一切，而这个叫尚达林的人却在分散他的注意力。“那是什么工作——同志？” 尚达林笑了起来，这笑声在隧道中简直就是一阵刺耳的爆炸般的巨响。“怎么，这叫什么问题。当然是你的祖国培养你做的工作了。你难道觉得国家需要你作为一个采金工人的技术吗？”他的手伸进黄铜纽扣的大衣里（科罗廖夫身上单薄而又褴褛的风雪衣抵挡不住严寒，挥之不去的寒冷感觉使得他的一部分注意力不由得集中到了那件大衣是如何的光滑平整、舒适厚重上）抽出一束卷起来的纸递给科罗廖夫，“主要的问题，”在科罗廖夫欣喜若狂地体会着纸张拿在手里那种令人愉悦的感觉时，他说道，“当然就是距离了。德国人制造的火箭射程长达数百公里，可不可能提高到数千公里？我们祖国的敌人并不都是我们的邻居。Ｖ２达到了八十多公里的高度，是你的ＧＩＲＤ－Ｘ的高度的十六倍还多；我们的新火箭必须飞得比德国人的高。” 科罗廖夫翻着这些纸张。不管他多么注意，手上的水疱还是弄脏了纸上的图表。 尚达林继续说道：“因此我们的火箭必须超过德国人的二万五千公斤的推力，而且要大大超出。这就要求在冶金术或设计上进行大幅度的革新，即便不是两者同时革新的话——同志，你在听吗？” 科罗廖夫已经把一幅图横过来，这样一来，图上的火箭的弧形不再是从左到右，而是呈半圆形懒洋洋地，却又有力地朝着上方，好像是要冲向…… 他的拇指在火箭的轨道上留下了一颗红星。 “我在听，”科罗廖夫说，“而且别的每一个人都在听。”他觉察出从别的采矿人那里传来的声音少了些，动静也少了些，一些在研究所养成的安全意识又恢复了，同时他也记起了自己发号施令的声音。“在我们那时候，”科罗廖夫接着说道，“这种谈话是保密的。” 尚达林耸了耸肩，咧嘴笑了。“我只在跟你说话，同志，”他说。他向后朝着士兵们扬了扬头，说道：“在白痴面前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话，”又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点了点采矿人，“在死人面前就更自由了。”他从科罗廖夫手上抽出一张纸，高高举起好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又整个地转过身去，把手中的纸轻轻扬了扬，让它发出哗哗的声音。没有一个采矿人抬眼迎着他的目光。他又转向科罗廖夫。“我们走吧？”他假装哆嗦了一下，“我可不像你那么适应这儿的寒冷。” １９３３年，ＧＩＲＤ－Ｘ成功发射，在伏特加、干杯，还有斯大林同志的祝贺后（他的贺词是由一个眼睛近视的官僚匆忙读出的，那人的样子就好像他认为火箭随时都会呼啸着冲出门口似的），科罗廖夫和他的良师益友灿德尔（他此后那么快就死了）一起，离开了楼下欢乐的同事们，爬上了陡峭的、结着冰的莫斯科国家喷气科学研究所办公大楼的屋顶，高高在上地进行他们的庆祝。 让伏特加见鬼去吧；他们为彼此，为火箭，为那座城市，为这个星球干杯，喝的是一瓶走私来的、贮藏的法国香槟。 “到月球去！” “到太阳上去！” “到火星上去！” 他们吃着鱼子酱，蟹肉，熏鲱鱼，像贪吃的人那样咂着嘴，把空罐头盒越过首都上了冻的街道扔了出去。科罗廖夫从来没有这么津津有味地吃过东西，甚至在科累马时都没有。 当他挨着尚达林坐在雪橇上，飞快地驶离冰雪覆盖的第十七矿场口时，想起了这一切，还有更多。他渴望着仔细阅读那些文件，但它们可以等。他把它们折起来，塞进打着补丁的旧外衣里。只要他愿意，他差不多可以隔着衣服读它们。 尚达林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看他从口袋里扯出那块面包，开始一点一点地咬着吃起来，显而易见吃得有滋有味，仿佛那是从沙皇的厨房里拿出来的最最美味的东西。他靠后坐好，闭上双眼，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在想像中再次体验口中盈满的鱼子酱的独特的味道，体验那次卓越的火箭发射，还有那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夜空的包容一切的拥抱。他以这样的方式同从前的那个自我交谈着，那个自我从研究所的屋顶上轻轻地飘下来，与他融为一体，准备重新开始他们的伟大工作，雪橇飞快地穿过雪地，好像是由渴望和火焰推动着。 二、拜尧努尔发射场。１９５７年９月 叶夫根尼·阿克肖诺夫被像是地狱的全体鬼魂发出的嚎叫声惊醒了，慌里慌张地撩起车窗的窗帘，跃入眼帘的仿佛是个马戏团。和他的火车并排而行的是一列由十多匹瘦长的骆驼组成的驼队，它们发出各种声音，露出栅栏桩似的牙齿，粗壮的嘴唇卷曲着，像在冷笑。鼓鼓囊囊的灰色袋子在它们身体的两侧颠簸着，而摇摇晃晃地在它们背上坐着的则是身穿长袍、面孔黝黑的大胡子骑手，他们的咆哮足可以同他们的骆驼的叫声一比高低。 这就是哈萨克斯坦，阿克肖诺夫想道。在这次出门之前，他往东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莫斯科的郊区，那里住着一位一辈子没结过婚的姨妈，她烤的果馅饼很不错。令人窒息的尘土使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但他还很年轻，还不会觉得难受。 一名骆驼骑手看到他呆呆地注视着他们，咧嘴笑了，举起一只毛茸茸的拳头，摆出了一个特别粗暴的架势，吓得阿克肖诺夫赶紧放下窗帘，坐了回去，一边用手指摆弄着自己那突然显得太短的胡子。 他在自己的帆布包里翻出了那本已经很旧了的佩雷尔曼写的《行星际旅行》，随手翻开，开始读起来，心想他即使闭着眼睛也背得下来。很快他又打起了盹，在梦中，他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沙漠中的青铜武士，挥舞着一把短弯刀，向那些刺破长空的火箭挑战着。 没有乘务员，也没有其他乘客来打扰他的睡眠，因为埃夫金尼。阿克肖诺夫要去的是个官方地图上不存在的地方，要见的是个官方材料中没有名字的人。去这种不存在的地方找这种不存在的人，其渠道都经过严格控制，所以阿克肖诺夫是这趟火车上惟一一名乘客。 “来吧，”站台上的士兵盯着阿克肖诺夫的脸和照片左看右看，直看得他紧张起来时才说，“总设计师在等你。” 有十五分钟或者更长，士兵开车载着阿克肖诺夫在一条新铺的宽广笔直、好像总也走不到头的公路上行驶着，经过了一个个工地，工地上巨大的建筑的中空的轮廓从大坑里、从一堆堆土里拔地而起。到处是一群群工人。在一座土堆上，三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着：下面挥舞着镐头的工人一定是些劳改犯。一条闪光的铁路支线不时从路上穿过，一到铁轨与路面交叉的地方阿克肖诺夫就赶紧抓稳，因为司机并没有减速。一些已修建完成的建筑看上去像是办公楼，还有一些像军队营房。在一所营房后面是些看上去更有趣的住处，那是六顶圆顶帐篷。几个哈萨克人正在把第七顶帐篷裹好，仿佛那是个兽皮围成的巨大的柱体。 司机一言不发，没做任何表示就把阿克肖诺夫丢在一个足有一公里宽的大坑的混凝土坑沿上。阿克肖诺夫朝下面六十米深处的陡峭的堤道望过去，堤道是用来引导火箭发射时喷出的巨大气流的。他哆嗦了一下，从发射台边退了回去。那是个巨大的混凝土的台子，有好几百米见方。不管对火箭做过多少研究，都不能让他喜欢高处。他的上方三辆空的导弹拖车轰鸣着，这些三十米长的长着巨爪的庞然大物会靠拢火箭，紧紧抓住它不放，直到火箭发射。 几百名工人在发射台上匆匆来往。有些开着小电动车，有些沿着从导弹拖车的最高处一直延伸到坑底的脚手架爬上爬下。其中有很多哈萨克人，远远地就能从他们戴的毡帽上认出来。在人们的忙碌中，阿克肖诺夫守着自己的行李，有些想家，同时尽量使自己显得有学问，有用处。 正当他想着把书拿出来时，他几乎让一个隆隆的声音震趴下，这声音回荡在每个地方：左边，右边，坑里，天空中。 “正在试机。正在试机。一二三。齐奥尔科夫斯基，齐奥尔科夫斯基，齐奥尔科夫斯基。” 接着传来几声拖长了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好像狂风吹进了麦克风似的。阿克肖诺夫忙把手遮在耳朵上。除他之外，周围这么多人看上去没有一个注意到了这吵闹声。 “喂。喂。喂。”这声音一波一波地滚过混凝土，让阿克肖诺夫恼火到了极点。“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啊？喂？我在说你呢——你，那边留胡子的那位。对，就是你，没干活儿的那位。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阿克肖诺夫放开两手，在发射台上四处找着。他弄不清朝哪儿答话，就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挥舞着。 “好，”那声音说道，“在那儿等着。我马上就上去——”下面的话被一阵咳嗽声淹没了，咳嗽声在大坑的坑壁处回荡着，好像从地里涌出来似的。阿克肖诺夫又捂住了耳朵。咳嗽声中，扩音器里的声音停了，那令人害怕的回响变成了一个孤单单的很小的声音，那声音远远地在混凝土发射台的另一边断断续续地干咳着，清着喉咙。 阿克肖诺夫转身看见一个人从一架电梯中走出来，电梯是安在一个起支撑作用的柱子中的。这人走向阿克肖诺夫，用一块手帕擦着嘴。他身材矮胖，五十岁上下，浓眉生得很低，眼睛很有神。他穿了件大衣，虽然那天的天气在秋天来说是很暖和的。 “你是阿克肖诺夫。”他伸出手说道。他的口气让人觉得他刚在电梯中看过一个名单，恰好选出了正确的名字。如果他说出的名字是焦姆因或是皮柳金或是莫洛托夫，阿克肖诺夫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当时如此，永远如此。“我叫谢尔盖·科罗廖夫，”年长的人继续说道，“但是你不大可能再听到这个名字。在这里人们只叫我总设计师，或是老总。欢迎你来到拜克努尔发射场。” 阿克肖诺夫微微鞠了一躬，头低得只比点头时深一点儿。他练习过如何开场，而且对这样开场很感骄傲。“很荣幸见到苏联第一枚火箭的设计者。” “我很荣幸见到我们未来的火箭的设计者，”科罗廖夫回答道，“当然是大家共同协作。太空就像一个国家，或者一所教堂一样，得许多人共同努力才行。请跟我来，”他回头补充道，因为他早穿过发射台走了很远了。阿克肖诺夫抓起自己的包，赶紧跟了上去。 “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带你参观一下这里的设备，也没时间好好跟你谈一谈。你听得出谎话吗？我刚才说的就是谎话。实际上，我一点儿也不遗憾，因为我很高兴终于可以为‘旅行者号’的这次发射而忙碌了——你读了我寄给你的摘要了，对不对？对。我们就免去那些通常的程序，从现在开始，在下面一周里，你将跟随我到各处巡视。你满意吗？” “非常满意，科罗廖夫同志。呃，老总同志。” “就叫老总就行了。喂，阿比什，你这个疯子哈萨克，请别把它开进大坑，好吗？”他向一个一边横冲直撞地开着电动车经过，一边还招手嬉笑的人喊道，“你是学院出身，又是最出类拔萃的，阿克肖诺夫同志。你是那么优秀，事实上你可以自主选择去向，自由选择在这个新世纪可不是常有的事。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来到拜克努尔？你是不是对沙子情有独钟？” “主要地，同志——呃，老总——我来这里是为了和您一起工作。”他顿了顿，见对方没有反应，就接着说了下去，“而且，尚达林同志的设计组所做的是——啊，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是对火箭技术的僵化应用？而您在拜克努尔的工作，虽然我知之甚少，但在我看来要有趣得多。” “我明白了。”老总说道。他带头走下一架螺旋型金属楼梯，每踩一步，梯子都发出很大的声响，“尚达林同志就像古时候的中国人一样，朝着蒙古人高高地抛出带火的羽箭。火力越来越猛，可蒙古人还是不断地来。”在响声中走到楼梯底部时，他回转身盯着阿克肖诺夫的行李，“你拿来拿去的这些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阿克肖诺大停下来。“哦，就是些……就是我的行李，老总。”年长的人定定的目光让人捉摸不透，“我的衣服，书……还有些私人物品……”他支吾着说。 老总想了想，半是赞成半带惊讶地咕哝道：“书是很有用的。”他转身朝着停车场，一只手向后冲着发射台猛地一挥，“把那东西也看成是你的私人物品吧。” 俩人走近时，一个大块头士兵从一辆车里跳了出来，拉开后座门，然后立正站着。他的一只手里拿着本书，食指夹在正在看的那页。 “谢谢你，奥列格。”老总说着，跟在阿克肖诺夫后面上了车。“奥列格正在博览火箭技术和行星际旅行方面主要著作。你对戈达德①的作品怎么看，奥列格？” 【① 戈达德（１８８２—１９４５），美国火箭发动机发明家，现代火箭技术先驱。】 “很有趣，老总。”士兵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回答道。阿克肖诺夫研究着他那粗壮的刮得干干净净的后颈。 “我指导他阅读。”老总继续说。他从外衣中抽出一把计算尺和一个薄薄的笔记本。汽车在停车场里绕行时，火箭拖车的影子从他的脸上扫过。“如果非得有个全副武装的护卫随时随地跟着我不可，我至少能跟他谈点非军事的东西。” “您现在就想谈吗，老总？”司机问道。 “不，谢谢。”老总答道。他的手指在数字间舞动，阿克肖诺夫则从后窗看着越来越远的发射台上的巨爪。 三、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 “十。” 还有十秒钟，没别的事了。太好了，太好了。科罗廖夫在有很多划痕的木桌下把腿伸展开，将麦克风往前拉了拉，一边数着倒计时一边放松下来。 “九。” 离这个钢铁包围的混凝土地堡一百米远的发射台那儿，科罗廖夫的声音一定正在隆隆地轰响着。在从“老七号”的液氧舱中排出来的冰冷的白雾的包裹下，只有它最上面的十五米才看得见。科罗廖夫已经用每一个潜望镜、从每一个角度观察了它，脸颊都因为眯眼眯得过多而酸痛了。现在他什么都不打算看。他的下属们汗流浃背，嘴唇发白地从他们所在的控制台和雷达监测屏前抬头望着，像是些噩梦缠身的人。让他们担心去吧。这是他们必须要学会经历的。科罗廖夫已经过了担心这个阶段了——不管怎样，只剩下八秒了。接下来会开始下一个考验，但在同时他会细细品尝胜利的果实，就像品尝一小块面包一样。 “八。” 就在几周前，赫鲁晓夫同志批准了轨道卫星发射的计划——这次发射会因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慑人威力而震惊世界（他是这样说的）。哈！好像华盛顿同卫星轨道一样那么容易算计。党的主席把权力交到了总设计师的手里。 “七。” 得到批准后，“老七号”在设计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十二个小的导向火箭和四个捆绑火箭助推器围绕着一个内核，内核里有二十个单独的推力舱。冶金学家们绞着手，告诉科罗廖夫说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还说任何单个的苏制火箭在远未达到四十五万公斤的推力之前就会散架。很好，科罗廖夫说：那么二十多个，三十多个小火箭绑在一起又会怎么样呢？ “六。” 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成员一道，像在红场上撒欢的西伯利亚农民那样，在发射台上跑来跑去好几个小时，他们对火箭技术的了解不比随便一群相同数量的骆驼对火箭的了解多。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想摸，就像小孩子似的。科罗廖夫不得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还问了很多很幼稚的问题：它有多重？飞得有多快？可以飞多高？回答让他们更加兴奋，而赫鲁晓夫是其中最兴奋的一个。“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科罗廖夫同志！”他不停地说着。这人的雪茄烟灰洒得到处都是，而且从那以后科罗廖夫再也没见到过自己最钟爱的茶杯。 “五。” 尚达林同志的反对虽然是在克里姆林宫悄悄地进行的，但是非常有效。洲际弹道导弹添加燃料和发射得用去好几个小时。它太庞大，只能通过铁路运输。它不能自动击中目标，必须通过地面上的人员进行导航。那它有什么好处？最糟的是，依尚达林同志看来，只有美国的东北角能处于“老七号”的威力之下。“同志，”他拖长了声音说，“缅因州的军事目标少得可怜。” “四。” 就在一周前，在一次例会结束时，年轻的阿克肖诺夫表情呆板地踯躅着，看样子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老总，我给弄糊涂了，”年轻人说，“陆军元帅老是把‘老七号’称作弹道导弹。也许是我错了，老总，可是——作为弹道导弹，‘老七号’的设计有点儿不太合理呀。” ， “三。” 科罗廖夫满脸喜色地面朝年轻人倾了倾身子，说道，“我觉得你的评价不够公正，阿克肖诺夫同志。我觉得更确切地讲，‘老七号’是一个蹩脚的弹道导弹。” “二。” “可是，”科罗廖夫接着说，“它会成为将人送入太空的绝佳的火箭助推器。” “一。” “点火！ ” 于是一颗新星出现在中亚的沙漠中，升上了天空，当老总仰头大笑时，即使是在火箭的雷鸣般的轰响声中，地堡指挥部里其他的人也还是听到了。 四、拜克努尔以北的大平原，１９６１年２月 阿克肖诺夫站在老总身旁，两人都举着双筒望远镜，手肘碰在一起。一只鹰在阿克肖诺夫的视野里旋转着飞过，他本能地转过头，跟踪着它，接着突然停了下来，迅速回到那个橘黄色的降落伞上，看着它越来越大——虽说没有预想的那么大。 阿克肖诺夫放下望远镜，在地图上查看着，可老总不需要确认。“我们的孔雀已经飞离了航道。”他喃喃地说着，在司机室的车顶上敲了两下。 卡车轰鸣着向前驶去，沿着土路上冻住了的车辙颠簸着，坐在后面摇摇晃晃的工程人员拼命抓牢。左右两边，在广阔的田野上，玩具大小的卡车和救护车也在向前急驶。远远地，一群羊在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前四散奔逃；风把汽车喇叭声和羊叫声带到了好几公里远之外。车流向一朵随风飘荡的橘黄色的花旁汇集着，那是彼得·多尔戈夫。 老总和卫星城里每一个未来的宇航员关系都很好，他知道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兴趣爱好和历史，实际上知道他们档案材料中的每一点（而克格勃的档案材料是什么都不会遗漏的）。老总从成千上万的候选人中挑选了这些人，是通过同赫鲁晓夫，而且从表面上看来也同一半的政治局成员商量决定的。尽管如此，阿克肖诺夫确信，老总从没喜欢过彼得·多尔戈夫。 这名宇航员喜欢好几小时地坐在公共食堂里给他的怪模怪样的小胡子上蜡，一边还向每一个人吹嘘他搞女人的辉煌业绩，还有他的高超的跳伞本领。“跳过五百多次，朋友们，脚踝都没扭伤过。看到这本袖珍诗集了吧？我收集诗集，就是为了在下降过程中读点什么。降落伞打开后，就没什么要做的了，知道吗？最终，我会在天地间读完这部伟大的著作！有多少学者敢说他们也读了那么多呢？”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惹得别的宇航员哄堂大笑。老总胳膊下面夹着一束新的写满问题的手稿，从公共食堂蹒跚而过时，总会对他怒目而视，但什么话也不会说。 但多尔戈夫显而易见是测试“东方号”弹射系统的最佳人选。如果老总在克格勃的报告材料和《生活》杂志上读到的内容是真实的话，这个测试必须毫不延误，马上就做。那个漫长、干燥而又寒冷的春天日子真不好过啊，要是让老总逮住哪个人抽空吸支烟或是打电话聊天或是睡一会儿的话——后者是最糟糕的，“美国人和德国人在他们那个热带地区也这样开小差吗？”他会一边挥舞着最新的印有七个笑得牙齿都露在外面的太空人的宣传照一边大喊大叫。（美国人肯定会第一个把牙医送上太空。）老总觉得这个稀奇古怪的，永远阳光灿烂的发射基地，这个弗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①，就跟火星或者月球一样是个异乎寻常的地点。对他而言，那里总是“那个热带地区？’。所以多尔戈夫的培训匆匆结束，最后的测试定在二月底。 【① 卡纳维拉尔角，旧称肯尼迪角，位于美国弗罗里这州东部，为空军和航天基地。】 实验很简单。与“东方字’飞船同样大小的模型机里，披挂着全副装具的多尔戈夫被绑在一把弹射座椅的样机上。然后把模型机装在一架大型安东诺夫运输机的货舱里运上天空。在大平原上空几千米的高空，这个巨大的容器从飞机尾部被不客气地推出去。一旦分离完成，多尔戈夫就按动“弹射”按钮。很简单。也很疯狂，但拜克努尔发射场很能容许疯狂的想法。 多尔戈夫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过程：“你们把我喂进飞机，飞机又把我拉出来！” 老总皱了皱眉，但接着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老总乘坐的卡车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的。一群工程人员都争先恐后地从后挡板爬下车去，老总则不耐烦地打手势让阿克肖诺夫帮他从车的侧面下去。飘动的降落伞向旁边飞舞着，但是地上一个斜躺着的人体压住了它。 一个手持步枪脸色苍白的士兵慢吞吞地走到老总面前说：“太可怕了，设计师同志。也许您该等着——”可是老总已经走了过去，阿克肖诺夫慢下脚步，免得超过老总。 多尔戈夫手脚摊开仰面躺在那里，活人是不愿意这样躺着的。面罩已经粉碎的头盔以一个怪怪的角度靠在他的肩上，却还和身上的衣服连在一起。 老总低头盯着尸体说道：“在人们面前，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傻瓜。” 医生们来了，在周围打转，以此恭敬地同老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证实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多尔戈夫摔断了脖子。他在下来时什么都没读。 “他的头盔在弹射时肯定碰到了舱口。”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他明白他要冒的风险。”他补充道。 “不如你明白，我的朋友，当然也不如我明白。”老总的声音不大。现在已经有几十号人聚集在这儿了，一个个萎靡不振，脸色灰白，吓呆了的样子，但老总却是生气地铁青着脸。怒火中，他慢慢地而又轻柔地跪在冻硬的地上，伸手越过医生们抓住了多尔戈夫摊开的双手，把他的手臂交叉着放在橘黄色的胸部，这样一来，多尔戈夫就像是在抓着他胸前的降落伞的带子。 “这样好一点。”老总咕哝着说。 他转过身，迎着寒风向卡车走去，阿克肖诺夫紧跟在后面。老总一边走，一边从臃肿的外衣中扯出他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把笔摇了摇，好让它写得出来（笔是东德制的），开始写了起来。笔在纸上一行一行地划过。他一边写着，一边跨过沟渠，绕过岩石，没有绊倒，也没有抬头看。一只土拨鼠就从他的脚下惊惶逃窜。老总还是不停地写着。 在路的尽头，由于拖拉机常在这里拐弯，地面已经掀松了，那名脸色苍白的士兵给他的步枪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把枪水平地端着，像个牛栏门一样，挡住了三个年老的农妇的去路。 老总走过来时，最年长的那位喊道：“发生什么事了，同志？怎么那么乱？” 老总边走边答，没有抬头，也没有停笔：“我刚刚折断了一个年轻人的脖子，太太，计算尺一拉，笔一挥，就这么简单。” 老妇人立刻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接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双手捂住了脸。阿克肖诺夫和他的老总根本没有注意她，而那个士兵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动着的降落伞，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个孩子。 五、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２日 仅仅是挪动、重摆他那不听话的枕头就让阿克肖诺夫灰心丧气。在午夜一点钟过后不久，他开始对着枕头狠狠地打起来。他一拳一拳地打它，用头顶它，最后把它抛到了角落里。 阿克肖诺夫坐了起来，叹了口气，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把几缕头发编成错综复杂的小辫，又用右手使劲地扯开，这样玩了几分钟。“我疯了。”他大声说，把被子扔了回去，光着脚跳到小屋那从未暖和过的木地板上。 从过道那儿传来低沉单调的鼾声，表明睡不着的只有阿克肖诺夫一个人。裤子、鞋、外衣、帽子，他把它们想像成了鲜艳的橘黄色飞行服、耐高温的靴子和头盔上铅灰色的气囊。他最后重新修正了这一幻象（以便确认氧－氮的混合），然后大胆地走到后门廊上，双臂胜利地高举着，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名义对混凝土路面和落满尘土的灌木提出所有权。 阿克肖诺夫为自己愚蠢的行为摇摇头——咳，年轻的加加林在全身披挂好后是不会——他信步走进院子里。有一小会儿，他把地平线上发射台的灯光当成了新的一天黎明的曙光，这已经是他第一千次犯这个错误了。 阿克肖诺夫感到自己体内的罗盘呈螺旋形疯狂地转着。他闭上眼睛，大口吞下寒冷的空气，希望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但脑海中出现的却是一枚火箭，正在从软管中吸入零度以下的“肉汤”。 花园的另一头，老总那同样难以描述的小屋的厨房窗户上亮着灯光。他走了过去，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走近时，他可笑地变得鬼鬼祟祟的，每迈一步都特别小心，膝盖高高抬起，就像一个新手在失重条件下腾跃。他藏身到房子旁边的灌木丛中，从窗槛往里瞅着。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就渴望成为一名间谍。比方说，他喜欢偷看他暗地里信奉东正教的爷爷做祷告。有一天他喝饱了甜菜浓汤后偷看的时候打了个大大的嗝，露了馅，把爷爷气坏了，还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但是他看到的只是老总在读着什么。 刺眼的荧光使老总脸上的冻伤疤痕分外醒目——也显示出他的倦容。同往常一样，他的右手支着下巴，左手食指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滑过，引导着眼睛。他的肘边是一盘乳酪酥，还有满满一杯已不再冒热气的茶。老总翻到一页，读着，又翻到另一页。没什么可看的。那他怎么这么着迷？为什么他知道了总设计师在厨房里挑灯夜读就感到如此安慰？老总的手指同他的笔一样有条不紊地移动着，一行，一行，又——他抬起头，不是冲着窗户，而是朝着后门，阿克肖诺夫连忙把头低到窗槛下。他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还有沉重的脚步声。一片楔形的光铺在草地上。 老总轻声叫道：“加加林吗？嘘！喂？” 停了一会儿，就在阿克肖诺夫屏住呼吸时，老总朝房子一角的四周瞅了半天，发现他的助手蹲伏在灌木丛中。 “啊，是你呀，”老总说。“好，既然你在，也许我就能在这个嗜睡病患者的冬季度假地做点什么。” 阿克肖诺夫正在掸掉袖子上的叶子和小树枝，同时考虑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才说得过去，过得了老总这一关。这时，他的上级又出现了。他大踏步地从房子里走出来，右边掖下夹着笔记本，左边胳膊正费力地伸进他那件臃肿的外套里，无论是什么天气，他在室外总穿着它。阿克肖诺夫估计那件衣服至少有一件宇航服那么重。 “听着，”老总说道，胳膊肘推搡着阿克肖诺夫穿过院子。“为了讨论起来方便，也为了我们不至于发疯，让我们假定明天早上一切顺利。加加林上去，在轨道上航行，再下来，他对赫鲁晓夫说话，对他的妈妈说话，他是俄罗斯好小伙，是吧？是。很好。都很好。可他只不过是罐头里的碎火腿。” “什么碎火腿，老总？” 老总扬了扬手。“是美国一种罐装的美昧食品，跟鱼子酱一样。也许我读《生活》杂志读得太多了。别打岔了。我是说，像加加林这样的俄罗斯好小伙，只要是环绕地球之外的任何轨道航行，他们都会需要一个比那儿那个给挖空了的‘旅行者号’好点的航空器。能够便于操作，能够在指定地点会合，能够同别的飞行器对接，等等。现在打断我吧。这个新的飞行器，这个‘联盟号’，要用什么样的标准组件制成，才能既保持我们现有飞行器的强度，又能满足……” 一个多小时里，这两个人脚步沉重地在院子里走着，有时同时开口，有时一言不发，有时并肩地走，有时却又像两个要决斗的人那样傲然阔步地从对方面前走过。他们从空气中抓取一个个图形，又在草里把它们剁碎，他们争执着，彼此恨得咬牙切齿，又和好，拥抱，又争执。在他们的上空繁星满天，可他们甚至瞧都没有瞧上一眼。后来他们累了，什么都没解决，却又新发现了好几种不可能的事，需要证实或者推翻。 他们沉浸于让人目眩的胜利的喜悦之中，兴高采烈地瘫坐在后门廊的台阶上，阿克肖诺夫突然说：“这不是我的屋子。” 老总掉头看了看。“也不是我的。”他说。 门廊上堆满了束束鲜花，大多是便宜的石竹，是前一天，一拨拨地，由面带微笑的共青团代表送来的。 “这是加加林的屋子。”阿克肖诺夫轻声说。 窗户漆黑一片。万籁寂静中，传来一阵微弱的鼾声。 “昨晚七点钟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命令他上床去睡个好觉。”老总低声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居然真这么做了。”他费力地站起来．揉了揉腰背，又弯下腰去，用手把土刨松。“帮我一下。”他悄声说着，开始往口袋里装石子。 阿克肖诺夫趴到地上。“您做得对，老总。凭什么我们就该晚上不睡觉，替他操那些心呢？”他低声加了一句，“这个杂种。”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加加林的身影完完全全地显现出来，在床头钟的夜光钟面发出的微光中，他的轮廓在黑暗的屋子里隐约可见。两个工程师蹑手蹑脚地从宇航员的窗口退后几步，开始将一把把石子朝窗玻璃掷过去。这人难道聋了，还是石头做的——这个农民的儿子难道已经成了一块石碑？啊，有灯光了。这两个折磨他的人蹲在政府给加加林配的黑色轿车后面（他可以驾着这车从不为人知的地方到达茫茫蛮荒的边缘然后再回来），看着祖国的青年英雄推起推拉窗，伸出头来四处张望着。 加加林低声叫道：“是老总吗？” 没有回答，于是推拉窗给放了下来，灯也灭了。两个捣乱的人站起身来，严肃地转向对方，扑哧地小声笑了起来。 阿克肖诺夫深深吸了一口气，老总则安静而严肃地说：“我准备离开时，加加林说他还有最后两个问题要问我。第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可以将一两样私人物品带到飞船上去，最多大概两百克？可以，我告诉他说，当然可以，也许一张照片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你知道这个小伙子明天想把什么东西带到轨道上去吗？你想像得出吗？他想带上我的一支笔。” “您给他了吗？” 老总的脸抽搐了一下。“睡觉去，阿克肖诺夫。”他说。 阿克肖诺夫去了，在他身后，总设计师靠在政府发的轿车上，盯着尤里·加加林卧室那黑乎乎的窗子。 六、日出一号。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２日 一颗行星向一旁旋转而过，露出一颗恒星，行星又露了出来，好像从里面发着光；云层翻滚着；山上的积雪闪闪发亮；星罗棋布的集体农庄从窗外旋转而过，这是从太空上可以见到的证明，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改变了地球。 从卫星轨道上看到的日出是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奇观，可是宇航员阿克肖诺夫的心思全然不在这里。宇航员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是颠倒着的。 他该说些什么吗？他知道在距地面四百公里处的高空“颠倒”一词毫无意义，但那种感觉挥之不去。即使闭着眼睛他还是感觉得到自己是颠倒着的，好像全部血液正涌向他的头部似的。叶戈罗夫密密麻麻地放置在他身上各个缝隙处的那些传感器肯定会探测到这种感觉吧？有一小会儿，阿克肖诺夫觉得医生一定知道自己头重脚轻的尴尬处境，只不过什么都没说，免得让他难堪罢了。毕竟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重新调整，掉个头，对他们三个机组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儿的活动空间甚至比那辆滑稽的意大利车的后座还小。一个月前，阿克肖诺夫就是和这两个人挤坐在那辆车的后座上，深更半夜去了趟秋拉泰姆买伏特加，结果无功而返。即使他能够解开身上的带子飘浮起来，可他挤在中间，蓦地大喊一声“换”就可以随意地调整／翻转过来吗？不能，如果阿克肖诺夫适应不过来，就必须一直那样，一直得等到重返大气层时才行。但如果他不是适应不过来，而只是精神错乱了，那么他就得等更长的时间了，可他尽量不去那样想。 “看来好像是盐分平衡稍微有点反常，”叶戈罗夫一边盯着自己的手掌大小的实验箱一边说道。听上去医生对他自己的含盐量很高的血液很是自豪。他自从进入轨道后就在自己身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探针还有电极，但却惋惜地发现自己一切正常——直到最后刺在手指上挤出的这滴血（叶戈罗夫是像弹一颗小小的红色浆果一样把它从手指上弹出去的），最终得出的结果才有些反常，虽然同样乏味。噢，好，医生同志，阿克肖诺夫想说，怎么你那些小测试没有告诉你我们在这两小时里都是头重脚轻？因为要是阿克肖诺夫头重脚轻的话，那么叶戈罗夫和诺维科夫肯定也是头重脚轻。这一想法并没有使他得到安慰。 “感觉怎样，阿克肖诺夫同志？”诺维科夫问道。 “我很好。”阿克肖诺夫回答说。 飞行员以微笑作答，又将注意力转向在他伸出的双手问飘浮的一管密封的黑醋粟汁上。诺维科夫在太空里跟他在地球上一样大惊小怪。还在发射场时，他就曾经因为阿克肖诺夫对哈萨克食品一无所知而大为吃惊。他为很不情愿的工程师准备了羊肉片和面条，他称之为比什·巴麦可，还给他倒了一大杯满是泡沫的发酵过的奶酒。 “事先在地球上有更多经历的话，”飞行员说，“就会更喜欢太空。把它喝完。这是马奶，你怕什么？我们还没老呢。喝。” 现在诺维科夫的注意力全在这塑料软管上，他先用右手，又用左手拍打着软管，好像是在一个人玩网球，而软管先朝着这边，又朝着那边翻腾着。 阿克肖诺夫对软管朝左右两边移动很确定，但“上”和“下”呢？这只不断翻滚着的塑料管子真的颠倒过吗？或者像在它周围环绕的舱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一直都正好是斜着的？阿克肖诺夫想吐。 “要是你不喝，把它递过来行不行？”快活的医生问道。他可能想试一下，看黑醋粟汁对他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什么影响。 “拿着。”同样快活的飞行员答道。他抬起右手，让管子从下面飘过去，然后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经过。 医生抓住它，说了声：“谢了。”他用拇指把管子的盖子弹开，挤出一团抖动的黏糊糊的汁液。医生放开管子（手松开时轻轻一推，管子就慢慢地向机舱的另一头飘了回去），腾出两只手来在汁液的中部轻轻地拍打着，把这团东西捣碎，分成两截蜂窝状的胶冻样的东西。医生从座位上抬起头来，好让其中一团胶冻飘进他的嘴里。他舔舔嘴唇说着“呣”，用肘部把另一团朝诺维科夫那儿轻轻一送。它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飘过去，就像野餐时天空飘过的乌云，也被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飞行员像只青蛙似的弹出舌头捉到了它。 而他们都是成年人！ “你想来点醋粟汁吗，阿克肖诺夫同志？” “不要，谢谢。”他满嘴都是马奶的味道。 “喝点水？” “要不来点咖啡？” “橙汁呢？” “也许想吃点苹果？” “谢谢，我不渴。还是谢谢你。”他脑海中出现了和头那么大的一团呕吐物，在机舱里乱撞，而它的三个猎物在下面缩成一团，呜咽着，像是几个小学生被困在了有一只蝙蝠的屋子里。 阿克肖诺夫大口大口地吸着氧气罐里的空气，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萤火虫”上。 “阿克肖诺夫同志患了宇航病。”叶戈罗夫低声说，好像在和诺维科夫说悄悄话。 “我没有！”阿克肖诺夫叫了起来。 “你已经像条鱼似的在那儿躺了一个小时了，”医生继续说。“脉搏正常，呼吸正常，眼珠动得稍快了点，可除此之外也很正常，我的全部数据读出都证明你很正常。可老实说，你看上去糟透了。” “人人都会得那个病，”诺维科夫说。“蒂托夫、尼古拉耶夫、波波维奇、白科夫斯基、捷列什科娃——都得过，只是程度不同。” “加加林也得过吗？”阿克肖诺夫问。 “没有，加加林没得过。” “你得了吗？” “啊，没有，事实上我没得。可是你知道，我当飞行员已经好多年了。受过战机驾驶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我有一点儿，”叶戈罗夫说。“就是有点头晕。美国人也有这方面的报道。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失重对内耳的影响有关。”医生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有关内耳的重要论文，阿克肖诺夫感到很奇怪，他居然等了那么半天才提起那个值得注意的器官。“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分不清方向，在空间上糊里糊涂的？” “是啊。”阿克肖诺夫叹道，“我觉得自己就像倒立着一样。我的眼睛很难集中在一点上。我想读仪器上的数据时，它们在我眼前有点转。而且我有点想吐。” “你就要吐了吗？”诺维科夫问他。 “不！”阿克肖诺夫反驳道，开始感觉好些了。 “很有意思。”叶戈罗夫一边说，一边记笔记。“有什么症状必须立刻向我报告。” “我不是在报告，是在抱怨。”阿克肖诺夫说。可是我是世界上第一艘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上的一名机组成员，所在的轨道是有史以来人类达到的最高的，“对不起，同志们。” 即便他这么说，他还是不知该不该将“日出号”称为“三人乘坐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是以原来的老“东方号”的舱体为基础，去掉了备用的降落伞和弹射系统，刚刚留下足够的空间，塞进第三张狭窄的座椅。这个改动是非常冒险的。舱里的空间不允许宇航员穿压力服，所以他们都身穿灰色的连身工作服，纸一样薄的外套，还有旅行鞋。 “一次非正式的飞行。”去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坐落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向老总提出他的要求时，就是这么称呼这次飞行的。 老总回拜克努尔时一路怒火中烧。等他向阿克肖诺夫传达这些命令时，已经陕发狂了。他在设计实验室里一边痛斥赫鲁晓夫，一边来回跺脚，拳头砰砰地砸在工作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停下手头‘联盟号’的活儿，推迟登月方面的一切进展，好让赫鲁晓夫嘲笑美国人，‘哈哈！你们的‘双子星座号’送了两个人上天，而我们的‘日出号’送上去三个人！我们又赢了！’”硕大的拳头落下来，铅笔和尺子震得格格作响。 阿克肖诺夫俯身看着面前的草图，摇了摇头。“上这艘飞船的将会是三名勇敢的宇航员。”他说。 “根本不是三名宇航员。”老总回答道，“我还没告诉你最糟糕的。‘日出号’将载着一名受过训练的宇航员和两名没受过训练的‘平民’——名医生，一名科学家或者是工程师上天。这样赫鲁晓夫才能到处夸口建成了第一个太空科学实验室。他说，‘如果你不能为我建成这个，如果你不能继续把我们光荣的太空计划发扬光大，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尚达林同志可以做到。’”老总慢慢走回桌旁，对着设计图沉思着，“可是我问你，哪个工程师会那么高尚，那么勇敢，那么傻，还得足够矮，可以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钻进这么个破船里？” 就在那时，阿克肖诺夫知道了自己该如何回答。他看到老总提到尚达林名字的时候在发抖。但是阿克肖诺夫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把他的答案告诉了老总，又花了一两个星期才说服了他。 老总态度最终缓和下来的当晚，阿克肖诺夫帮助他写了一封长信：后来由特别信使送到了政治局里最熟悉拜克努尔的成员——前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手上。信中详述了赫鲁晓夫同志越来越多的干涉，并暗示（但没有很明白地说出来），如果更有理性、更有远见的领导人不插手此事的话，不光彩的灾难性事件就会迫在眉睫。老总辛勤地敲出定稿时（他虽然只用两个指头打字，还是比阿克肖诺夫的速度快），祖国最新出炉的宇航员画了一幅名为《如何把官僚送入轨道》的卡通速写。画面上赫鲁晓夫被人用一根撬棍硬塞进一门大炮中。 “看那边。”诺维科夫说。 “日出号”的舷窗上，成百上千个小小的亮光闪烁着，每一个亮不到一秒钟。发着微光的冰晶体包围了正在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我听说过也读到过有关‘萤火虫’的描写，”阿克肖诺夫说，“却从没想到它们会那么美。” “你还没适应过来吗，同志？”医生问他。 阿克肖诺夫笑了：“还没呢，可是如果你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咱们不都一样上下颠倒吗？是不是？” “噢，如果我们不能在回到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内之前多干点儿活儿的话，”诺维科夫说，“老总准会让我们走路时也来个上下颠倒。我们得把过渡光谱拍摄下来，测量离子流量和外来背景辐射，当然还要准备好向我们在东京的奥林匹克代表团做同步祝贺。叶戈罗夫，或许我来照看这些仪器时，你和你的颠倒的朋友可以把广播稿排练一下。” “马上就来，同志。我记完这些医疗笔记再说……” 阿克肖诺夫斜眼瞧着叶戈罗夫正在书写的手。“医生同志，”他说，“这是你经常用来记笔记的那种笔吗？在失重条件下，一般的笔好像容易跳开。” 叶戈罗夫停了笔，张开嘴，又闭上了，忸怩地瞥了阿克肖诺夫一眼。“这不是我常用的笔，同志。我是为这次飞行把它借来的。这是老总的笔。” 他的同伴看了他几秒钟。接着诺维科夫吃吃地笑了，把手伸到衣兜里。“用不着害臊，医生同志。瞧。我自己也从那个伟大人物那里要来了一块手帕。” 顿了一下，飞行员和医生都看着躺在他们中间的工程师。 “至于我嘛，”阿克肖诺夫说，“我有一张临发射前他给我的便条。”他从外套里抽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开始打开。“我看跟你们分享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诺维科夫拍了拍他的手。 “不用了，同志，”他说，“这便条是写给你的，不是给我们的。也许在某个时刻我们需要听听上面说了什么，那时候你可以读给我们听，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现在我们有命令要执行，同志们。我们该开工了吧？” 七、“日出二号”，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８日 “我进不去。请回话，拜克努尔。我进不去。” “莱昂诺夫，我是老总。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我进不到密封舱，回不去了，老总。” “请解释。” “我的压力服，先生。就像我们预计的那样，胀起来了，因为作用在衣服材料上的压力不同……但是鼓胀的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可我在太空行走才不过十分钟。直到刚才，我试着躬着身子想从舱口进去时，才发觉它胀得有多厉害。它正在变硬，老总，像一副盔甲，或者一尊雕像。请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明白了，莱昂诺夫。这没什么，只是不方便而已。你试过用把手了吗？抓住把手，头在前，往前用力拖。身体伸直，往前慢慢移动。我知道这很棘手，可是把摄像机固定在飞船的船身也很棘手，记住了吗？” “好的。我试试看，老总。” “你做得很好，莱昂诺夫。你圆满地完成了舱外任务。可能你的衣服很不灵活，可你此刻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自由，我们都羡慕你，莱昂诺夫。准备好了就报告我们。拜克努尔完毕。” “呃，拜克努尔，我是莱昂诺夫。请回话，拜克努尔。请回话，老总。” “喂，莱昂诺夫，我是老总。怎么样了？” “还没怎么样呢，老总，我还在努力呢。很难，因为我的手臂也正变得僵硬，但我在努力。老总，您能不能接着跟我说话？这样我能精神集中一些。信不信由你，这上面有很多让人分心的东西。我老想往地球上看，看伏尔加河上空的云。或是往另一边，看着那一片漆黑一旦实际上那是一种深蓝色，它也很美，有它独特的美。如果您能一直跟我谈下去，会帮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任务上。” “阿唷，莱昂诺夫。我这个老板真就那么恶，吓得你在五百公里的高空都惧怕我的怒气吗？控制室里每个人都在微笑点头，莱昂诺夫，那么这儿每个人都与你有同感喽。我知道了，我简直就是个独裁者。唉，我得尽可能改一改了。等你回来我就会像换了一个人，好吗？好。我只会像个叔叔一样，为我年轻的朋友莱昂诺夫感到自豪。你怎么样了，莱昂诺夫？” “我还在试呢，老总。接着讲。” “莱昂诺夫，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到你的屋子里去让你上床睡觉吗？我还告诉你我们在地面上不能预见到每个问题，还说你和飞行员别利亚耶夫的工作就是处理我们在下面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对你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完全有信心。好啦，现在遇到的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这么一个问题，莱昂诺夫。这就是我们预料中的难以预见的问题。而你将在那里为我们解决它。情况怎样，莱昂诺夫？请报告。” “老总……我还在外面，我觉得把手不大起作用。并不光是因为我弯不下身；我的胳膊腿也都直挺挺地伸着，可舱口只有一米宽。而且我们说话时我的衣服还在继续变硬。我的努力就像是手脚不动地游泳似的。请指示。” “谢谢你，莱昂诺夫，现在我们对你的处境更清楚了。我们过一会儿就告诉你该怎么办。现在我要跟飞行员谈一下，好吗？我就跟他谈一小会儿，然后跟控制室里的同志们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欣赏欣赏伏尔加河。等你回来时，就会把它描述得更加生动了。” “好的，老总。” “拜克努尔完毕……‘日出二号’，我是老总。请回答，‘日出一口’” “老总，我是‘日出二号’。您要我出去把他带回来吗？” “不，别利亚耶夫，不。在你得到我相反的指令之前，你必须待在里面。在我们确信我们能把你们两个都弄回去之前，我不能让我的两个宇航员都到飞船外面去。你明白吗，别利亚耶夫？” “我明白，老总。我该做什么？” “做你现在正在做的，执行向你发出的指令，并做好准备在我让你出去的时候出去。拜克努尔完毕。” “莱昂诺夫，我是老总。有什么进展吗？” 。 “没有，老总……黑海上空的阳光真是太棒了。” “你也是，我的朋友，你也是。听着，莱昂诺夫，我们想了一个让你的压力服容易驾驭一点的办法。你现在的气压读数是六。要是你开始减压，就会灵活些。听懂了吗，莱昂诺夫？” “……呃，老总，我听是听懂了，可是我的气压比起舱内气压来说已经相当低了。我的气压要低多少才不至于在我回舱时引起真正的大麻烦？我要是得了减压病可就完成不了任务了，老总。” “你说得对，莱昂诺夫，可是我们在舱内还有活儿等着你去做。我们付你钱可不是让你整天在外面闲逛，欣赏云彩。而且别利亚耶夫同志一个人很孤单，等着你去陪他呢。” “我不喜欢这样，老总。” “我们也不喜欢，朋友，我们也不喜欢。但是你同我们一样专心地计了时，是不是？” “是的，老总。” “你也注意到了你的氧气量，对吗？” “对，老总。” “那么你这次能不能提出别的办法？” “没有，老总。” “很好，莱昂诺夫，开始调节你的——” “老总。” “我在这儿呢，莱昂诺夫。” “这是大伙儿提出来的吗，老总？一致同意的？还是您个人的提议？” “……是我个人的提议，莱昂诺夫。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会这样做。这是总设计师的意见。” “谢谢您，老总。我照办。把压力调到多少？” “没有确定的目标。尽可能慢地、一点点地调节，同时试着活动你的胳膊腿，试着弯下腰。我们要你在尽可能大的压力下通过气塞。明白吗？” “明白，老总。开始减压…… “五点五，不行，继续…… “五，看来确实在灵活性上有些改善，老总，再说一遍，有些改善，但我还是像个老年人一样动作迟缓，继续…… “四点五，我在尽最大努力挤进去，可我进不去……不是很……我该继续吗，老总？” “继续。” “在继续减压……四点二五，我真的不喜欢这样，老总，我真的——老总！我的头和肩膀进去了，我在往前拱，我在密封舱里转身呢——我进来了吗，老总？我进来了，进来了！好哇！” “太好了，莱昂诺夫！太好了！你听得见我们的掌声吗？干得好！” “呸，是关着的。对不起，老总。关闭密封舱。准备均衡压力……” “有问题要报告吗，莱昂诺夫？你感觉如何？” “没有问题，老总。只是我进来时别利亚耶夫说我身上的气味很难闻。” “老总，自从上一次体能测试以来，廖沙还没出过这么多汗呢。” “他刚刚完成了难度最大的体能测试，别利亚耶夫，而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祝贺你，莱昂诺夫。” “这都是因为您帮助我过了关，老总。” “啊，你知道吗，我对这类事情了如指掌。我每天一举一动都像个老年人。现在，我想，我要让这些年轻些人中的一个跟你们谈一谈，谈谈我们怎么把你们两个家伙弄回家来。老总通话完毕。” 八、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２日 瓦西里！ 还活着！在这里！怎么会——？ “奥列格，停车！我说了，停车！” 在片刻的犹豫之后，奥列格踩着刹车，把车开到山肩处，正好停在将公路和铁轨及其后面毫无特色的仓库隔开的沟旁。车还没停稳，科罗廖夫就跳出车门。他踉踉跄跄地蹒跚着，直到世界停止了转动，几乎一头栽进沟里。他是个工程师，却这样忘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老总，怎么了？”阿克肖诺夫叫道，“怎么回事？” 科罗廖夫不理他，小跑着去追赶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的一队劳改犯。他们排成一排，正被押解着向他刚离开的发射台走去。他觉得自己动作迟缓、笨拙，像在噩梦中奔跑的人一样。他的双腿就像是在齐膝深的淤泥里艰难地迈动着，可是灰色的地面光秃秃的。在这片不毛之地，雪像雨一样少见。 “老总！嗨！”车门砰地关上，“发生什么事了？” 瓦西里死了，一定是。不可能没死。没有人能活下来，什么——在科累马待上二十年？即便他能奇迹般地活下来，在哈萨克的冬季给派到野外工地上干活也不会有好结果的。而且，瓦西里比他至少大了十岁。 科罗廖夫一边加快步伐，一边这么推断着，他的心狂跳着。“瓦西里！”他喊道，“等一等！” 他开始想到自己的身份，疑惑起来：他告诉过瓦西里自己的名字吗？瓦西里会记得他的编号吗？哦，不幸的一天！没关系，没关系，瓦西里肯定能认出他的——除非吃饱肚子会完完全全地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瓦西里！” 队伍后面的一个卫兵转过身来，举起一只手发出警告。“不准靠近！”他喊道。 五十多名犯人没有一个转过身来，他们的好奇心早就给全部清除掉了，科罗廖夫知道这点，很早以前就知道。另一名卫兵解下他的步枪。 “停下！”奥列格一边飞快地从科罗廖夫身旁跑过，一边大声吼道，“这是总设计师的命令！停下！” 先前那个卫兵吹了一声口哨，囚犯们立刻变成了一群似乎多少年都没有走过路或是动过的一直站在路边承受风吹雨打的人，即便死了也不会倒下。 科罗廖夫喘着气，靠在阿克肖诺夫的肩上。 “老总，请别这样。您还想再发几回心脏病啊？安静下来吧。” 奥列格双手叉腰，低着头瞪着眼看着那些卫兵，他是想吓唬他们。“你们队里有个叫瓦西里的人吗？” 卫兵无动于衷地耸了耸肩。“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同志？” 奥列格开始在队列前踱着步，时不时地叫着那个名字。科罗廖夫摇了摇头。这个幸运的人显然没有同政治犯打过交道——当然他自己除外。 “来，咱们跟着奥列格，”科罗廖夫对阿克肖诺夫说。“慢点儿，注意——慢点儿。” “我就是那么打算的。”阿克肖诺夫说。 科罗廖夫现在想不起自己从车窗望见的脸是在队伍的后面，前面，还是中间，（要么是在云里？一丛杂草中？）所以他在走过那些囚犯时，盯着每个人的脸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线希望，没有任何迹象，没有瓦西里。但是当他往前走时，另外一个更加可怕的认识明晰起来。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呆滞的目光，长长的胡须，苦难的疤痕—一长得和亲兄弟一样。有谁能够区分得出他们谁是谁呢？ 科罗廖夫在队伍前面停了下来，虚弱地冲着面前的卫兵微笑着，又回头沿着队列看了看。 “对不起，”科罗廖夫说，“你们都能理解吗？我真的很抱歉。我的朋友们，我想我要歇一会儿。” 在阿克肖诺夫和奥列格的帮助下，他低下身子，坐在杂草丛生的沟边，像星星的引擎一样疲劳①。 【① 白天时看不见星光，好像是在亮了一晚上后，星星的“引擎”已经疲倦，无法发出足够的光亮。】 “走吧，”奥列格嚷道，于是在哨声中，这个让人悲痛的队伍又战栗着动了起来。卫兵在经过时看着科罗廖夫。他听见他们开始嘟囔这些科学家们变得多么古怪，成天价满脑子全是外层空间。科罗廖夫大笑起来，接着就被那天最剧烈的咳嗽攫住了。 “我去取车。”奥列格说。 咳嗽平息后，科罗廖夫用眼睛瞟了一眼身旁的阿克肖诺夫。“你的老总身体太差，”他说，“你想调走吗？ “当然，老总，把我送到月球上去吧。那个瓦西里是谁？” 科罗廖夫摇摇头，把大衣紧了紧。“一个我在很多年前认识的人。在劳改营里。” “科累马劳改营。” “是的。他在吃饭时倒下，给拖走了。我得到了他的一片面包，享用了它。可能我是为此内疚，我不知道。我猜他已经死了。我想他是死了。对，我肯定他死了。” “他死去了，您活下来了。这没什么好内疚的，老总。您一直都在想着瓦西里吗？” 科罗廖夫笑了。“同志，在这二十年里，我一次都没想到过瓦西里，直到几分钟之前在车里才想起他。然后就想起了那一切。就像彗星一样，离开得太久了，大家都忘了，是不是？然而它一直在那里，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圈，现在又回来了。就像咱们这儿的奥列格一样可靠。是的，谢谢你，奥列格。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完。阿克肖诺夫。” “什么，老总？” “听我说。今晚我去莫斯科，回医院去。我希望一周后回来，或许要两周。卫生部长给我安排了一个手术，是痔疮手术。我下面出问题了。” “严重吗？” “严重。那是我的屁股，对吧？是的，我的屁股可不是开玩笑的。别打岔了。你还有齐奥尔科夫斯基写的《用喷气装置——” “——探索宇宙空间》，有，老总，您知道我有的。” “我离开期问，我要你把它重读一遍。仔细读每一个字。研究每一幅图。就当是你第一次读它，就当没有卫星，没有加加林，没有太空行走，没有宇航员。看看你会有什么想法。我呢，我会做同样的事。因为我最近老得太快了，阿克肖诺夫，而且恐怕把你也带老了。但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谈谈我们展望的新的奇迹，我们就又会重新品味天空，又会大为惊异了。” 九、莫斯科，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 卫生部长靠在消毒室隔壁的墙上，享受最后一支香烟。在光线已暗淡下来的走廊里靠近电梯的地方，挤着一群即将给他充当助手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两个人朝他这边望过来，又回避着他的目光。 毫无疑问，他们是害怕在祖国最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眼皮底下工作，因此正相互打气呢。他们不知道病人的姓名，但他们清楚自己不会为了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做手术而在下班后让人急匆匆地送到这儿来的。他们知道勃列H涅夫主席亲自等候着手术的结果，这是卫生部长在简短的情况介绍会上告诉他们的。 现在他注视着他们，微笑着，宽容地摇着头，喷着烟圈。虽然这些辛勤工作的男女并没有意识到，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宽厚地对待他们。他们会特别紧张，这是情理之中的，他在写报告时会照顾到他们。他是国家的公仆，是的，但他也是人，能够理解、甚至原谅别人的弱点。他为自己的这一品质而自豪，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又最实质的特点之一。他最后吸了一口，把烟头在自己的咖啡杯里碾碎，满足地叹了口气。太糟了，云斯顿香烟这么难找…… 医生和护士们现在一个个迟疑地走向他，小个子雷梅克医生走在前面。卫生部长曾经是１９６５年五一大阅兵时在检阅台上的高官中个子第三高的人。他一面往前跨了一步，一面挺直身子，高高在上地朝他们微笑着。“大家都准备好去消毒了吧，同志们？现在我们的病人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雷梅克医生清了清他细细的喉咙，嗓音听上去就像一个患气喘病的儿童吹喇叭吹出来的声音。“部长同志，我和我的同事们……怀着对您应有的崇敬，先生……我们想建议……建议，基于此事的重要性，我们建议您，或者说，也就是，我们，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 “我在等你告诉我，雷梅克医生。”部长低声说。他的眼睛在医生说这段开场白时眯了起来。 雷梅克神色绝望地转身朝着其他人。 一名护士走上前来说道：“部长同志，我们要求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加入到手术队伍中来。” “维什涅夫斯基，”部长重复道。他应该猜到的。其他人不安地站在那儿。那名护士（他一下子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回头他会查出来的）还在用挑战的目光看着他，“可是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会对这个手术做出什么贡献呢？” 现在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 “他做过好几十次这样的手术。” “他的技术完美无瑕，部长同志，您该看看他是怎么做手术的。” “这几年他没有像您那样的……公务缠身，部长同志。”是雷梅克，那个讨厌鬼。 “而且这名病人的安康既然对革命利益来说那么重要，理应由全院所有的最好的医生一起来为他手术。” 卫生部长笑了，抬起了一只手。“我感谢你们大家的忠告。我已经充分听取了你们的意见，而且会记在心里。我不能详细说明为什么不把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召来——因为你们知道，我办公桌上经手的许多材料都是保密的一旦是只说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必须考虑到安全因素。而且，在我看来，不管年轻的维什涅夫斯基的医术多么引人注目，毕竟他刚刚吃完晚饭，可能会受些影响。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你们先请……同志们。” 人们像一队劳改犯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消毒室。每个人都回避着卫生部长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只有那个护士例外。她的目光不仅含着轻蔑，还有鄙夷。卫生部长竭力忍住怒火，深吸了一口气。他推开门，身后的转门一次次地响着。 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和他的音乐评论家朋友像往常一样最后离开，开着玩笑走出剧院时，警笛声越来越大了。 “不，不，你会比我先去的，我的朋友。”乐评家说道，“月球上会先需要外科医生，再过很久才会需要交响乐，至于评论家嘛？要是知道好歹的话，我们这些评论家们就都会待在下面，这里可供批评的东西要多得多。” 维什涅夫斯基大笑起来，在朋友的背上拍了拍。“说得好，说得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音乐家，作家，每个类别的艺术家都应该是第一批上月球的人。谁能更好地把月球的奇观转述给我们呢？这个工作绝不能等摄像机去做，这点我是很肯定的。想到这个我的脑袋就发晕。” “我们有客人来了。”乐评家突然严肃起来。 轰鸣着驶上环形车道的是四辆警用摩托，警笛鸣响着。车子一个急转弯，在巨大的台阶下面的灰色泥浆中停了下来。 “是维什涅夫斯基医生吗？”一位警官叫道。 “是的。”他说。朋友的手把他的肩膀抓得生疼，可他却心怀感激。 “手术室急需您去，医生同志。我们是来护送您的。” 乐评家如释重负，一屁股坐了下去，维什涅夫斯基则呼出一口浊气。 “谢谢你们，同志们。”他说，“我现在就去。” 他在手臂上抹肥皂时，可怜的雷梅克快得有点结巴地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维什涅夫斯基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东问西问上，时间浪费得已经够多了。可是他不明白：肠癌怎么居然给错当成了痔疮？为什么他们不把手术停下来，找人帮忙，用上更多设备，而是好几个小时在他身体里瞎鼓捣？雷梅克唠唠叨叨地讲起手术台上那个可怜的人对国家是如何如何重要，于是维什涅夫斯基明白了。 “是部长。”他咆哮着说。 维什涅夫斯基冲进手术室时，那个该死的笨蛋连头都不敢抬，其他的人却都转过头看着他。他跑向手术台的脚步变成了小跑，又变成了走，一边注视着卫生部长和其他人。部长一边忙活，一边小声抱怨着，其他人则已经垂下了鲜血染红的双手。 维什涅夫斯基看了看病人，闭上眼睛，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重新睁开眼睛。他走上前去，一把扯下口罩。 “我不给死人做手术。”他说。 独自一人待在外面，维什涅夫斯基很高兴天气很冷。他抬起头，想道，啊月亮，你知道什么是杀戮，骄傲，还有愚蠢吗？我们还是原来在哪儿就待在哪儿好。 十、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６年２月 开始，阿克肖诺夫假装没听到敲门声。他想那只能又是尚达林，带着刚刚打出来的命令。尚达林喜欢亲自送达他的备忘录，这样他就可以看着那些部门负责人读，揣测他们的反应，为他们清楚理解了他的意愿而感到满意。在第一份备忘录送达之前阿克肖诺夫就清楚了他的意思。至少从老总下葬的那天下午，当尚达林坐着勃列日涅夫的专车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就清楚了。 老总的用“老七号”将运输燃料的飞船送达轨道的计划已经被弃之不用了。对于尚达林来说（而且大概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也是如此），这一设计不够引人注目，不够具有决定性意义。取而代之的，尚达林本人的庞大的“质子号”，设计功能可以携带上亿吨级当量的的弹头，将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把宇航员们送入环绕月球的轨道。尚达林所钟爱的“质子号”的后裔Ｇ－Ｉ，目前尚处于理论阶段，会在次年将重新设计过的“联盟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至于老总那太过细致的计划——每次测试新的“联盟号”的一项性能，循序渐进的系列试飞——尚达林一笔勾销了其中的大部分，这样一来，这艘完全翻新的飞船将能够在一年——或不到一年后进入轨道。 阿克肖诺夫刚一意识到老总的继任者的计划有多么凶险时，他惊呆了，甚至忘记了发怒。他反而笑了起来。阿克肖诺夫轻声笑着把卷宗丢到会议桌上，纸页像花瓣一样从文件夹里飘出来。他说，“这不可能。” 文件夹在尚达林面前停了下来。尚达林坐在长长的桌子的一头，他错误地以为那是老总的座位。（老总开会时都是踱来踱去，从不坐下来，其他人坐在哪儿，或者坐不坐，他从未在意过。） “不可能？”尚达林鼻子里哼了一声，“胡说八道。你难道忘了，同志？人造卫星是不可能的。载人宇宙飞船进入轨道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做不可能的事，阿克肖诺夫同志。现在我们要做得更快，效率更高，就这么回事。” 阿克肖诺夫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一月十六日《真理报》的剪报。已经有两张这样的剪报由于一遍遍地被翻开，阅读又合上而在他的手中成了碎片；好在《真理报》并不难找，即使是在拜克努尔。“您读过这篇在老总去世时讴歌他的文章吧，尚达林同志？ “ “我当然读过。你每三天就冲我扬扬它，我怎么会不读呢？” “据我所知，”阿克肖诺夫接着说道，“这是老总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想想吧。在二十年，不，三十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苏联太空计划的指导天才——甚至在政府知道有这么一个太空计划之前就是了。可是有多少苏联人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每天都在他身边工作的追随者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把生命安全交付给他的宇航员知道他的名字？老总在乎这个了吗？他在意自己默默无闻了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克肖诺夫？今天你没事干，我可还有工作要做呢。” “我没什么意思，尚达林同志。你才是表达意思的人一一很清楚，一点儿也不含糊的意思。没有，我只是在想，你的目的到底是将人送上月球，还是让你的名字臀上《真理报》的头版，而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牺牲掉多少个我们这样的无名之辈。” 尚达林站在那儿，微笑着，收拾起他的文件，慢慢地从桌子那头走了过来。他拍了拍阿克肖诺夫的肩膀，朝前倾过身子，直到两人的鼻子都碰在一起，他以一种温暖的父亲般的嗓音说：“不是很多年以前，我指挥了一次效率高得多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我枪毙了好几个傲慢无理的下级。” “真奇怪，你怎么没有抓住机会枪杀老总呢，”阿克肖诺夫回答道，“既然他一直知道你是个暴君，是个傻瓜。我很惊讶你还不够强大，没能把他埋在监狱的雪里，而只凭你的力量带领我们进入太空。” 因此现在，阿克肖诺夫不想开这扇门。他靠在背部特别凹陷的沙发椅上读着剪报，随他敲去。咚，咚！可这敲门声听来不像尚达林不耐烦的扣击，也不像克格勃的人傻瓜似的猛烈敲打。这敲门声温柔又持续，好像敲门人会站在小屋门廊上，一直站到最后审判日，坚信他的门不会白敲似的。阿克肖诺夫咆哮着向一堆脏衣服踢过去（现在洗衣服还有什么用？）忽地打开门。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 这是个体型宽大，矮胖，长得很好看的约五十岁的女人，已经有些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个少女式的大辫子。大大的鼻子，深陷的棕色眼睛。她怀里抱着个很大的用胶布封口的薄纸板盒子。在她身后，在车道的尽头，奥列格立正着站在车旁。 阿克肖诺夫吃惊得眨巴着眼睛，瞧着这两个人。 “是阿克肖诺夫同志吧？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您，可是我今天晚上必须回莫斯科。我是尼娜·伊万诺夫娜·科罗廖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妻子。老总的妻子。” “他的妻子！”阿克肖诺夫大声叫了起来。 她弯下腰，把箱子放在门廊上他的脚边。她直起身来，微微地悲哀地笑了笑。“您用不着费劲掩饰您的惊讶，同志。我知道我丈夫在这里从没谈起过我。他说过，尽可能地把他的家庭情况保密，这样做安全得多。” “他的家庭！”接下来太阳和月亮就会为统治天空打起来了。 “我敢肯定我对您的了解大大超过您对我的了解，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每次回莫斯科时都会提到您。他说过他对您比起他对任何一枚他设计的火箭都更有信心。”她朝盒子点了点头，说，“这里有一些他的私人物品。我很肯定他希望让您来保存它们。” “私人物品。”阿克肖诺夫无力地靠在门口。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场谈话里是多余的。“请原谅我的失态，尼娜·伊万诺夫娜。您不想进来避避寒吗？奥列格，你也来。请进来，我给你们沏点茶——” 她摇了摇头。“对不起，可我必须走了。直升飞机等着呢。再见，阿克肖诺夫同志。谢谢您对我丈夫的帮助。”她以对于一个大块头妇女来说很不一般的优雅步态走着，在他还没回过味来之前，已经下了一半的台阶。 “等等！”他喊道。 她停了下来，但没有回头。她脸朝着上了冻的院子，颤抖着。 “请等等，我不明白。我有那么多话要问您，有关您的家庭，有关老总——我是说，有关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您知道，他对我，对我们那么多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对他的了解又那么少。那么少。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您他在这里是什么样，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宇航员们多么敬重他，您根本不知道。您应该了解所有这些情况。请进来。我们有那么多话要说——”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她脸朝着他说，“您看不出来吗？您想像不出对我来说来这里有多难吗？来看这个毁了我丈夫——也毁了我的地方。年复一年，阿克肖诺夫同志，大约每月一次，预先没有任何通知，我的电话铃会突然响起，而我会立刻拿起话筒，因为我们的公寓很小，而且我睡得很轻，然后我就会下楼去，看着我的丈夫爬出一辆满是士兵的汽车——他动作那么慢，哦，那么慢，就像一个很老很老的人——我从没见过他不是筋疲力尽的样子。他和我会坐在楼梯脚，说上一个钟头或者更久的话，直到他攒够了力气爬上楼去卧房里睡觉。第二天早上满载士兵的汽车就又会出现在那里，把他带走。回到这个地方。回到你们大伙儿这里来。您明白吗，阿克肖诺夫同志，为什么我现在不跑过去拥抱您？”她往前走了几步，来到院子里，接着说，“很多年以前，我丈夫给送到西伯利亚时，我都快疯掉了。我以为我失去他了，以为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我猜对了，同志。我猜对了。” “您丈夫是自由的。”阿克肖诺夫说。 “您怎么想我管不着，”尼娜·伊万诺夫娜说，朝门廊上的包裹点了点头，“我已经把我能给的全给了您。现在我必须回家了。” 她走到车子前，奥列格打开车门。就在她跨进车门之前，她喊道：“尽量睡点觉，阿克肖诺夫同志。我丈夫老是担心您，因为您工作得太晚了。” 阿克肖诺夫跪在包裹旁，双手在平滑的胶布表面摩挲着，想找一个缝口，而汽车发动了起来，载着奥列格和尼娜·伊万诺夫娜离开了。他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十一、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４日 阿克肖诺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知怎的，站在控制室门口左右两边的两名士兵本来已经像一对导弹拖车一样身体笔直、面无表情了，却能在总理进门时啪地立正。屋里每个监控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都站了起来，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没受过训练，给人的印象远不如两个士兵深刻。 总理身穿一套剪裁得很好的西服，站在陪同他的一身戎装，在勋章、纽扣和肩章的映衬下很是精神的泽利多维奇将军身旁，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总理向每个人点了点头，示意人们坐下。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坐下，接着工作起来，尚达林和阿克肖诺夫例外，他们随着两位高官走到房问最里面。 阿克肖诺夫知道自己的腋窝处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也知道自己一天多的时间既没洗头，也没梳头。他为自己有这些想法狠狠地骂自己。可怜的诺维科夫这会儿会是什么模样？那个为他煮比什·巴麦可的诺维科夫，那个告诉他在太空感到不舒服并不丢脸的诺维科夫，诺维科夫现在正身处地狱般的轨道，在惊恐中呕吐着、翻滚着。 “这是个巨大的荣誉，总理同志，”尚达林说道，有些过于热情地握着他的手。“您对这次行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会为诺维科夫同志的表现锦上添花。” “愿意尽我的一切力量，同志。”总理说着，轻轻地抽出手，他俯视着递降的一排排桌子和仪器面板；远处墙上的巨大的显示屏，脚下乱丢着的三明治盒子和茶杯，还有角落里的茶炊。他的鼻子稍稍皱了一下：阿克肖诺夫琢磨，他是闻到了汗臭味呢，还是糟得多的绝望的气息？ “请告诉我麦克风在哪里，还有目前的情况如何，”总理说，“请用我这个门外汉能理解的语言说。” 尚达林把自己的豪华座椅推出来，从阿克肖诺夫的脚趾头上压过，打手势请总理坐下。他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台清理了出来，只留下一个麦克风和一座小型镀金的列宁半身像，总理把它推到一边，好打开他的公事皮包。 尚达林瞟了阿克肖诺夫一眼，后者接到这个暗示说道：“诺维科夫同志已经环绕地球飞第十八圈了。因为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坏了，他的飞船的电量已经很低，因此大多数自动系统无法运行，情况很危急。他已经试了半天，想手动为飞船导航以返回大气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就是现在，我们还在通过无线电让他对飞船进行控制。” 总理已经打开了一个厚纸做的文件夹，里面装着很多张密密麻麻的打满了字的纸。阿克肖诺夫往前蹭了蹭，想从总理背后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 “大约一小时之前，”阿克肖诺夫继续道，“诺维科夫同他的妻子通过无线电通了话。可以理解地，她非常担忧。” 总理转身朝将军看了一眼，讲稿已经拿在了手上。“是我们在走廊里遇见的那个女人吗？” 将军点点头。 “我还以为她是个女宇航员呢。”总理说。 将军看上去很不舒服，说道：“不是的，同志。” 当然，自从四年前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安全回到地面上之后，其他所有正在受训的女宇航员都被送回了家。捷列什科娃本人则被安排做环球报告，她为期三天的太空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 “好。”总理说，“我还纳闷呢，一个受过训练的飞行员怎么会这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将军使劲扯着自己的白胡子好像要说：对，对，就是嘛，“我们开始吧，同志。” “还有一件事，总理同志。”阿克肖诺夫继续说道，“飞船的短波无线设备刚刚开始飞行不久就坏了。我们一直都在使用飞船备用的超短波无线电设备，但是因为电力供应太低，甚至那个都开始失灵了。简言之，您向宇航员传递的很大一部分信息会丢失掉，他听到的只会是静电声和杂乱无章的电文。” 总理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可能你对太空飞行很在行，同志，”他说，“但我对讲演很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单独的句子永远都不如累加起来的整篇讲话那么重要——正如卡斯特罗同志所证实的那样，呃，将军同志？” 他和将军轻声笑着，过了一会儿，尚达林也笑了起来。阿克肖诺夫没笑。他正粗略地读着总理向雅科夫·诺维科夫致敬的讲稿，讲稿中凡是用“他”和“他的”提及宇航员的地方都用很工整很刻板的字体改成了“你”和“你的”。总理把手放在讲稿上。 “您有什么问题吗，总理同志？”尚达林问道。 “就一个问题。”总理看着阿克肖诺夫说，“诺维科夫的妻子有理由哭泣吗？” 尚达林张开嘴刚要回答，却被阿克肖诺夫抢了先。他说：“‘联盟一号’失去控制了。” 总理，将军，尚达林，都看着他。整个屋子因为他的逆耳之言而安静下来，虽然只有离他们最近的一排监控人员才有可能听得见他说了什么。 几排控制台下面，一个人大声读出一组数字，让另一个人核对。数字很长，有很多小数位，因而他们的进展很慢。“我们再从头来一遍。”其中一个说。 “我明白了。”总理揉着眼睛说。他转身面向前方，把讲稿放正，说道，“我准备好了，同志。” 尚达林瞪着阿克肖诺夫，在总理还没有使用的台式麦克风基座上的一个开关上轻轻弹了一下，并调好了他自己的小型耳机。小耳机被认为对客人来说太复杂了。 “请打开扬声器。”尚达林说道。 放大了的静电声充斥了整个房间。阿克肖诺夫坐在自己凌乱得让人觉得安慰的工作台前，全神贯注地盯着世界地图上一个闪着光的小点，它标示着诺维科夫的位置——好像宇航员几分钟一次的边界横越现在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似的。 “‘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听得见我说话吗，‘联盟一号’？” 静电声。 “‘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听到我的声音后请回话，‘联盟一号’。” 静电声。接着，“我在试，我在试，可是不管用。听到了吗，拜克努尔？不管用！” 静电声。 尚达林朝着飞行指挥扬了扬眉毛，后者说道：“我们让他再试一试自动稳定装置。” 阿克肖诺夫摇着头。一个人能用多少种不同的方式来按同一个钮呢？ “‘联盟一号’，这里是拜克努尔。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而且我们在继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现在有另外一个客人要介绍给你，‘联盟一号’，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想和你讲话。在我旁边的是苏联的总理。明白吗，‘联盟一号’？” 静电声。接着，“总理？” “是的，‘联盟一号’。我请你注意。下面你将昕到的是总理的声音，他要亲自向你表示敬意。”他向总理点了点头。 总理也点了点头，朝着麦克风俯下身去，嘴巴都碰到了上面，高声喊道：“向你致敬，雅科夫·诺维科夫，我们祖国的忠诚儿子，勇敢的太空探索者，我们的战友和朋友……” 在尚达林的示意下，阿克肖诺夫和各部门负责人来到他和将军所在的房间的最里面。 “显然诺维科夫无法操纵飞船进入到重返大气层的最佳轨道，”尚达林说，“他所能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飞船翻过来，使隔热屏面向地球，然后再点燃制动减速火箭。我们来讨论一下？” 大伙儿立刻讲了起来，片刻大声喧哗后又安静了下来，以免打扰总理。 “那是自杀行为——” “机会太小，他绝对不可能——” “他会偏离轨道太远的，上帝知道他最后会到哪里——” “他下来时会无法控制旋转——” “我明白了，你们都已经考虑到了这个结果。”尚达林说，“你们还想到过其他的办法吗？或许诺维科夫应该把飞船的每个按钮再按上个一百次，直到无线电不起作用了，然后我们都回家去？” 没人回答。有几个摇着头。人人看上去都很苍白，都是一脸病容。 “阿克肖诺夫，你怎么不说话，这可不像你。你怎么说？” “我刚刚折断了一个年轻人的脖子，太太，计算尺一拉，笔一挥，就这么简单。” “什么？” 阿克肖诺夫的手支着额头。“我在自言自语，同志。对不起。可是尽管我很不愿意承认，我只有同意你的意见。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 “我们这是在瞎碰运气！”一个人说道。 “也许是吧，”尚达林反唇相讥，“但是轨道上所有的运气都用完了。如果这次飞行还剩下什么运气的话，诺维科夫必须在返回大气层时找到它。” 飞行指挥点燃一根香烟，扳着手指头数着。“太阳能电池板坏了。短波无线电坏了。稳定装置坏了。助推器坏了。假定制动减速火箭也坏了呢？还有降落伞？” “还有弹射座椅？”将军补充道。 其余的人都盯着地面。 “将军同志，”阿克肖诺夫尽可能地柔和地说，“在‘联盟一号’上没有装弹射座椅。您自己批准的设计方案，将军同志。” 将军咒骂起来，其他人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台前。尚达林紧紧抓住阿克肖诺夫的上臂，岁数小些的后者痛得直皱眉。 “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支持。”尚达林说。 阿克肖诺夫使劲挣脱了。 总理从讲稿上抬起头来，在又找到地方之前有点结巴。“你的名字将会千秋万代地召唤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人才创造新的丰功伟绩。” 接着传来诺维科夫的声音，声音好像是一个人刚从长长的昏睡中惊醒，从扩音器中刺耳地传了出来。 “什么胡说八道？该死！该死！拜克努尔！拜克努尔！我是‘联盟一号’。帮帮我，拜克努尔！” 总理坐在那里，张着嘴呆住了。尚达林猛地把阿克肖诺夫推到一边，打开耳机开关。“我是拜克努尔，‘联盟一号’。请讲明白你的意思，‘联盟一号’” “讲明白？讲明白！呸呸呸！” 静电声。 “你还不明白吗？你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不想死。听到了吗，拜克努尔？我不想死！” 又一阵很强的静电声吞没了他下面的声音，可阿克肖诺夫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听出了它们的节奏；在老总的葬礼上，他自己也曾经这样控制不住地哭泣过。 宇航员的绝望好像猛地抽走了尚达林身上的活力。他身子向前一歪，像棵树一样倒下去，双手砰地砸在桌面上，斜趴在那里，发起呆来。 将军的手颤抖着关上了总理的麦克风。“或许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说道。 “是的，当然，”总理飞快地收拾起他的讲稿和公文包。他笨手笨脚地站起来，把转椅都碰倒了。 卫兵们还在盯着扩音器，没有注意到总理被将军拉出了门外。 尚达林颓然靠在控制台上。诺维科夫还在啜泣。几十张脸望着尚达林。几个人已是满脸泪水。 阿克肖诺夫受不了了。 “说点什么！”他咬牙切齿地说，“让他放心。告诉他我们有一个计划。” 他摇着尚达林，一次，两次。接着打了他一巴掌，狠狠的清脆的一巴掌，可尚达林还是无动于衷。 “我……我不能……我不……”尚达林的声音可怖而又含糊不清。 飞行指挥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跟他说话吧！” 阿克肖诺夫大步跨到总理的麦克风前，打开开关，说道：“诺维科夫。诺维科夫。想想老总吧。” 静电声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什么……？” 控制室里一片死寂。 “老总，诺维科夫。老总会怎么做？” “……老总……” “我是阿克肖诺夫。你还记得我吗，啊？你的颠倒的工程师朋友？你驾驶着飞船把我送入轨道，诺维科夫，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地面上，而我一路都在抱怨——你做到了，诺维科夫。我们做到了。你和我还有医生，还有老总。你记得吗？” “记得……记得，同志……我记得的。” “听我说，诺维科夫。我们有一个计划，我相信老总会赞成这个计划的。但是首先，我想给你读一样东西。你记得我带到太空中去的那张便条吗？临发射前老总给我的那张便条？你当时说我应该等到合适的时间再读给你听。噢，我现在带着那张便条呢，诺维科夫。从那以后它一直在我的口袋里装着。现在让我把它打开……便条上是这么说的，诺维科夫。上面说的是，‘我的朋友，我对设计宇宙飞船很在行，是因为我了解宇航员们的感受。我也曾经孤独，害怕，远离家园，被寒冷包围着。很快你也会知道这是个什么滋味了。可我挺过来了，我的朋友，你也会的，我们还要继续一块儿设计出了不起的东西来。签名，老总。’你明白吗，诺维科夫？老总完全了解你的感受。” 长时间的沉默。阿克肖诺夫看着闪动的小点靠近了非洲。一名负责人把一份打印出来的材料递到他的鼻子底下轻声说：“马上就第十九圈了。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阿克肖诺夫挥挥手让他走了。 宇航员说话了：“老总已经……死了。” “你真的相信吗，诺维科夫？你真的哪怕是有一会儿相信过他死了吗？” 静电声，接着诺维科夫缓慢地、庄重地回答道：“不，同志。不，我不相信。” 阿克肖诺夫坐到地上时还拽着麦克风。他已经看不到地图了，只看到老总的脸，在黑暗中在加加林的门外笑着。他冲着左右两旁递给他计算结果还有纸巾的人微微笑了笑。“现在仔细听我说。下面是我们要做的……” “联盟一号”从大气层中冲了下来，翻滚着，翻滚着，像个在山上滑雪的男孩子，滑到半山腰时滑雪板脱落了，它的毫无用处的降落伞像根缠结的绳子似的拖在后面。 事情过去多年以后，据某个美国情报官员报告，宇航员在最后的无线电通话中说的话如下：你们导航错了，你们导航错了，你们不明白吗。 美国情报官员错了，事实上，来自宇航员的最后信息只有短短三个字： 是老总 有些听过录音的人不相信，说不是这几个字。 但是宇航员们——他们相信。 十二、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２日 “棒极了！” “太好了！” “干得好，‘和平号’！” 欢呼声、掌声、叫声回荡在控制室里。人们拥抱，接吻，使劲擂着彼此的后背。 一名身材娇小的短头发妇女——是柳德米拉吗？不是，柳德米拉去布拉格度过假后，现在右耳上炫耀地戴着五六个耳环，斜着上去，就像笔记本里画的螺旋形——总之是其中一个，让笨蛋阿特科夫猛地举了起来，那个笨蛋连怎么用计算尺都不会。他们的亲吻声甚至在一片嘈杂声中仍旧清晰可闻，接着阿特科夫把她递给了下一个，是谢列布罗夫？还是沙塔洛夫？总之是新来的里面的一个。她也吻了他，还像个孩子似的尖叫着。 阿克肖诺夫看着，什么都没说。工程师们应该听到些好消息，应该释放一下，他觉得自己可以忍受他们的热情。就一会儿。 阿克肖诺夫独自站在房间里面最高的台阶上，双手扣在背后。他僵硬地站在那儿，头稍稍歪着。他的左手肘边就是竖立着的“和平号”巨大的模型，它的核心舱也稍稍歪着，比正确的位置稍微偏了几度。 正式的“和平号”地面指挥中心设在莫斯科郊外，当然，是在以老总的名字命名的发射基地里。但是整个俄罗斯太空计划自从６月２５日的碰撞事件①以来都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尤其是在拜克努尔，地球的这个目前惟一一个空间站设计和建成的地方。 【①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５日，一艘补给飞船在执行人工对接程序时，与一个遥感模块相撞．造成“和平号”内舱起火，气压降低。】 屏幕上，三个机组人员——索洛维约夫、维诺格拉多夫，还有美国人迈克——俯身在他们面前的仪器上。图像有点模糊，但显然他们正在像美国宇航局的那些大猩猩那样地笑着。美国人迈克边做怪相边举起两个大拇指，好像正在受刑似的。这些表情都是为了上电视才做出来的。当然机组人员也有理由高兴。 阿克肖诺夫看看表。还有几秒钟。 “已经确定，莫斯科，”索洛维约夫说，他的声音由于静电干扰而时断时续，“所有电路都运转正常。新舱口很成功。再说一遍，很成功。所有电力都已重新恢复。” 控制室里响起了又一轮欢呼声和尖叫声。阿克肖诺夫嚅动着嘴唇数着。八秒。五秒。三秒。 托卢布科大步跨上台阶向他走来，头上戴着装有麦克风的耳机，冲他微笑着，她美丽的脸上那浓密的眉毛好像连成了一条黑黑的粗线。 他对她点点头，然后拍起了手，一下，两下，结结实实的声音。他本来要拍第三下的，但整个屋子已经安静了下来。 “先生们女士们，”他大声喊道，“请各就各位吧。”他很不屑当众讲话那一套。现在他那尖尖的发颤的声音不放大都已经够让人难堪的了。可是他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大家急急忙忙地回到各自的位子上去。日常的嘁喳声又恢复了。聚会结束了。 有时他们忘记了，阿克肖诺夫在这里的作用纯粹是情感上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有时阿克肖诺大自己也忘记了这一点。就算他只不过扬起一边的眉毛，他的同事们总是吓得跳起来。原因何在？他永远也弄不明白，不明白，哪怕他活到两百岁，帮着建成二十五个飘扬着世界上所有的国旗的空间站，也还是弄不明白。 “莫斯科方面想让您说两句话。”托卢布科说。 阿克肖诺夫大为惊异地拿起耳机戴上，刚刚在欢庆的时候匆匆摘下才只不过一小会儿的时间。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托卢布科。她点点头，用嘴形告诉他：“接通了。” “‘和平号’上的同志们，我是阿克肖诺夫，”他说。他看见了，当他说“同志”的时候托卢布科皱了皱眉，但他不可能把自己已为时不多的生命都花在阻止托卢布科皱眉上，是吧？ “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创造了历史，同志们。”怎么他们看上去那么模糊？是他眼睛的问题，托卢布科告诉过他。这就意味着自己身体的又一个部位正在衰竭。“我们在下面的人也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如果要使这个空间站重新恢复全部功能的话。请作好准备。阿克肖诺夫通话完毕。” 这么麻烦干什么？他缺少老总那样的口才，向来缺乏。他忽然觉得很疲倦，摘掉了耳机。 托卢布科向她的助手迈尔基斯点点头，助手也点点头，开始急促地向莫斯科方面提起了建议，建议的内容都在提词板上，还不停地有人悄悄地往上面放纸。 阿克肖诺夫放下耳机，却放得离桌边太近。他飞快地伸出手去接，但是没有接住。那小小的塑料箍形物摔在地上。肩膀一阵剧痛，他又用力过度了。 托卢布科提起裙子，蹲下身去捡起耳机，在他旁边站起身来，再一次提醒他她的个头比他还高。她碰碰他的胳膊。 “叶夫根尼？”她轻声说，“您怎么了？” “我很好。”他说。他知道自己的话不能让人信服。他靠在一把椅子上，“我是铁打的，亲爱的。”他朝模型点了点头，“要垮的是‘和平号’。担心担心她吧。” “‘和平号’电力恢复了。现在该你了。去睡觉，叶夫根尼。休息休息。明天等我们遇上麻烦的时候，再精神饱满地回来。”她的笑容是一个年纪大些的妇女的笑容，洞察一切，他很熟悉这种笑容，“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什么都修好的，我向你保证。” 她一边说，一边一手搂着他的肩膀，轻轻地把他推向出口处。阿克肖诺夫由着她。他不喜欢让人指手画脚，不管是以多么温和的方式，可是他却给了托卢布科很多自由。他知道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那又怎么样呢？年轻人已经占优势了。 “我想最迟不过明天，佐治亚人就要来了。”他们走近门口时托卢布科接着说道，“为了迎接他们，你应该精神点。穿上你另外那件衬衣。” “去他的佐治亚人。”阿克肖诺夫说。他停下脚步，托卢布科刚超过他，又赶快回来，“别跟我提佐治亚人。要不是佐治亚人非要我们出个天价才肯把自动导航系统卖给我们，莫斯科就不会让我们手动为货运飞船导航了。我们差不多把空间站撞得出了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向屏幕上的人挥了挥手，“应该让佐治亚人到上面去趟深水。”他踉跄了一下，哼道，“佐治亚人！” 托卢布科微笑着。他脸红了。 “这些你以前早听过了，”他咕哝道，“为什么不打断我？” 她捏了捏他的胳膊，“你曾经告诉过我，‘打断别人的人什么都学不到。’” “我告诉过你很多东西，”他说，“你不必听的。” 卫兵打开门等着。他看上去吓坏了——是害怕老的这位呢，还是害怕年轻的女人，阿克肖诺夫不知道。也许他担心今年夏天自从碰撞事件以来发生在“和平号”上的所有的事件都要归咎于他。在屋子最里面的那个卫兵，就是他！是他干的！这种恐惧在苏联，或者是在叶利钦时代的俄国，都不是没来由的。 “托卢布科，”迈尔基斯叫道，“过来看看这些数据，好吗？” “马上就去。”她喊道，“晚安，叶夫根尼’。” 他踌躇着，她推了他一把，动作那么轻柔，几乎只是心灵感应到的推动。“晚安。”她在大步走开之前又捏了捏他的胳膊。他没让自己看她的后脑勺，还有她飘动的裙裾。啊，叶夫根尼，他想，你曾经讥笑过这样的傻事。现在，你，也是个傻老头了。 他经过时，卫兵问道：“要我叫个人送您吗，先生？” “不要。”他回答道，语气比他的本意更为严厉。 “听您的，长官。晚安，先生。” 他想说点表示友好的话，好让卫兵好受点儿，可什么都没想出来。这就是那个有个小儿子的卫兵吗，男孩脸上有块疤？作父亲的都喜欢别人打听自己孩子的事。还是另外一个卫兵有这么个儿子？噢，管他呢。反正门都已经关了，阿克肖诺夫一个人在走廊上了。 阿克肖诺夫走在已经走了那么多年的盘旋而上的斜坡上，经过了三组卫兵，五部扫描仪，他没有理会，径自朝前走去。卫兵向他敬礼，而扫描仪则嘟嘟地响着，那么他一定是与它们储存的那个严厉的阿克肖诺夫的资料相符了。至少很相符。 在各个检查点之间，他的脚步声在一个个昏暗的、空旷无人的大厅里回响着。灯光昏暗是由于要降低预算。轨道上的灯光更重要，所以在主要是用来做仓库的旧区里，五分之四的顶灯都关了。阿克肖诺夫的同事并不介意。戈尔巴乔夫离任时不是高姿态地给他们修了个带新电梯的豪华入口吗？不必再从这个偏僻的人口，这个倾斜的迷宫通过就能到达地面了。为什么不把它留给老鼠们？ 可是阿克肖诺夫从不急着到达地面。他也不喜欢电梯，自从“日出一号”之行之后就不喜欢了。而且私下里他很喜欢从别人躲开的地方走过。因为人们声称他们在这下面、这旧区里有过奇怪的经历。看到过鬼影，可是转眼就不见了。还听到过古怪声音。卫兵们请求少设些检查点：加强了轮班制度（还有，这年头不用说，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人人都心神不安——除了那些扫描仪，它们从未看到什么古怪的东西，还有阿克肖诺夫，他已经在这些走廊里漫步了几十年了，而且现在不打算停下来。他讨厌和扫描仪在任何事情上意见一致。 可这些天来他确实走得稍微快一些了。为了锻炼的缘故。 他走过最后一个检查点，出现在当风的广场北面，微风扑面而来。他的面前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修建的样子丑陋的自助食堂。阿克肖诺夫站在地道的圆形口子上，做着深呼吸，伸展着手臂，这是每当他来到地面时的习惯动作。是个很愚蠢的习惯，在地底下也一样有那么大的地方舒展身体。他前后摆动着手臂，拥抱了自己三次，啪啪啪。天上云太多，没法看星星，可是夜晚很温暖，微风夹杂着野洋葱和新割的干草的气息，很好闻——这倒提醒了他。阿克肖诺夫皱着眉头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有多久没有发射过火箭了？过去这里常常散发着好闻的臭味。他从人行道的缝隙里扯了一把草，让草叶从指缝伸出来。广场下面的野草总也清除不掉。哪天阿克肖诺夫会在晚上来这里野营，看着野草往上长。 他走过空无一人的广场，脚步声还在回响。是他的耳朵在作怪。路的旁边是前苏联很少见到的东西——一尊新雕像。谢尔盖·科罗廖夫双手背着放在臀部，一卷蓝图夹在腋窝下，僵硬地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天空。阿克肖诺夫走近时又一次想道：不像老总，倒更像列宁。 他走近大理石的老总时闻到了花香。从香味还有雕像基座上黑乎乎的影子看来，花比往常要多。黎明时哈萨克人会把最枯萎的花束清理走，但留下来的足够给广场添上惟一一份色彩，惟一一份神秘。 哈萨克人只是拿走花儿，其他的都留下。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太空照片不加修饰地装在镜框里。小孩子的塑料玩具火箭。一盒盒老总用过的那种东德钢笔的仿制品——其实他不是喜欢这种笔，只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大概每隔一个月，阿克肖诺夫会从自助食堂找一个板条箱，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送到失物招领处去。这是件很蠢的琐事，有失他的尊严，他完全可以让哈萨克人来做，或是让发射场随便哪个人来做。可阿克肖诺夫从没跟拜克努尔的任何人提起过这个——不管它是什么——这个圣地。他也从没打算提起。甚至不想问到底是谁不断地把东西堆在这儿的。有个玩具空间站，他知道，他已经至少运走三次了。 也从来没有人主动提出过要帮助他。 阿克肖诺夫走过雕像时，看到了地上的一个新的影子。那是什么——他停住脚，目瞪口呆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个影子站起来，阿克肖诺夫叫了起来。是一个人，正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 “对不起，先生，”那人说的是哈萨克语，“我没想到会吓着您。对不起。” 那人已经一边拍着身上的尘土，一边小跑着走开了。可能他往后看了一下，但接着就消失在黑暗的广场上了。 阿克肖诺夫呼着气，希望自己的心跳慢下来，一面盯着雕像的基座。那人留下了什么表达敬意的纪念品了吗？阿克肖诺夫非常肯定自己打断了什么。 那人真的是跪着，匍匐在人行道上，脸朝着雕像吗？他用的真是穆斯林祈祷的姿势吗？ 阿克肖诺夫急急穿过人行道，朝毫无特色的赫鲁晓夫街区自己的住所走去。在门口的台阶上，他摸索着自己的钥匙。 阿克肖诺夫读到过，在巴黎，悲伤的游人把代表他们感情的小东西堆放在影星和歌星的墓碑上。可以想像，在巴黎会发生这样的事。 可这里是拜克努尔，清醒严肃的拜克努尔。这里没有游人，没有青少年。那些宇航员，是的，他们是一群又迷信又孩子气的人，一直都是——听听他们从“和平号”带回来的故事吧，唉！真的。可那些工程师，那些计算机程序员，那些天文物理学家，那些官僚呢？ 荒谬——把老总当成歌星一样对待！ 锁打开了，可像往常一样，门又卡住了。他把门撞开。又是一阵剧痛。 谁会向一个歌星祈祷呢？ 他关上门，摸索着电灯开关。以他们特有的先见之明，赫鲁晓夫时代的电工们把开关安在离门一码多远的地方，还相当高。总要摸老半天才找得着。 自助食堂的灯好找些。有一次阿克肖诺夫半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走进了黑着灯的自助食堂，轻轻一弹把开关打开，结果把一群工程师吓了一跳。他们有十五个左右，都很年轻，围着一根蜡烛坐在角落里一张桌子旁边。他们看上去很惊慌。阿克肖诺夫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在偷着吸毒。他很气愤，但只结结巴巴说了声对不起，又把灯关上，离开了，再也没对任何人提起。这不关他的事。他从没问过托卢布科，她从桌子上匆忙拿走藏在裙兜里的是什么东西。晃眼一看像是张照片。 阿克肖诺夫不鼓励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个人生活的细节拿出来讲。只鼓励他们谈论他们正在做的项目的细节。他们做到了这点，他很肯定。 非常肯定。 该死的灯在哪里？他的指甲抓松了墙上的灰泥。 他们向老总祈祷时，他回应了吗？ 他回应了诺维科夫。 “诺维科夫。”阿克肖诺夫喃喃道。老年人有自言自语的自由，不是吗？ “是我让诺维科夫脑袋里想着老总来着！就是为了让他平静下来，使他最后的时刻不那么可怕。如果说有人帮助了他，那不是老总。是我。我。阿克肖诺夫。” 他的两手在墙上到处滑来滑去。真让人难为情。他非得叫人吗，喊出来，托卢布科，请到这儿来，帮我把灯打开？她会认为这是个诡计，一个骗她上床的手段。他笑起来，又开始哭了起来。他再也找不着灯了。他年纪大了，老了，可却没灯。他靠着墙滑了下去。他坐在地上，在黑暗中啜泣着。 别哭了，阿克肖诺夫。别哭了。 他闭上眼睛，双手抱肩，使劲抓住自己。他觉得抖得更厉害了。他咬住嘴唇，竭力不让自己叫出来。 他不是一个人。 这很有帮助，是根救命稻草。他的胳膊渐渐地不再颤抖，他松开了手。他的上臂和指头酸得很。明天会很僵硬。他照着母亲很久以前教给自己的那样，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呼气。他没有睁开眼，但是他知道要是睁开的话…… 他知道。 “啊，老总，”阿克肖诺夫说，“愿意藏在这儿就藏在这儿吧。我是绝不会膜拜你的。我对你太了解了，而且我也太爱你了。” 他醒了，仍然靠墙坐着。他浑身都在疼。灯是开着的，外面已经是深夜了。身旁是放电话的桌子。好，桌子够牢固。他抓牢桌子，只呻吟了一下，把自己拽了起来。他站在那里，揉着胳膊和腿，纳闷自己怎么居然这么坐着就睡着了。他先自己回答，我老了，然后才去管别的问题。他有些费力地颤抖着脱掉衬衣，无意中打开了制图桌上的台灯。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设计，马上就被吸引住了，甚至一边一屁股坐在吱嘎作响的椅子上，一边已经沉浸到了工作中。 有时，他一边工作着，一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像在同一个老朋友对笔记，敞开心扉——是的，甚至争论——好吧，那叉怎么样呢？他可不是个热衷迷信崇拜的人，不是下跪的哈萨克。他是一个工程师。 “问题在这儿，老总。”阿克肖诺夫轻声说，“在这儿，从燃料的能量效率输出方面来看的话，这个是最好的太阳能阵列的设计。这样子安装在维护舱上。在这么远的位置，多么好啊。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要考虑。比如说……” 从阿克肖诺夫手中滑出的纸堆了一张又一张。他的椅子吱吱嘎嘎响着。他双唇紧闭，认真工作。他整夜都在拟订着计划，直到天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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