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之烦恼: 四、自然·天才
维特时代，“自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早在１８世纪中叶，卢梭目睹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压抑了人的发展，人的贪婪和欲望使人逐渐背离了自然、朴质和美好的本质。他认为人类最美好的状态是“自然状态”，因此他强调人必须“顺乎自然”，呼吁“返回自然”。他在小说《爱弥尔》中把主人公置于大自然之中，让他在劳动和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将他培养成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具有民主意识的新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接过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提倡投入自然的怀抱，反对违反自然的东西，向往合乎自然的社会制度。
维特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人生体验和大自然互相交织，融为一体。他来到瓦尔海姆这个村子时，正值温暖的春天，他心里虽然仍不时泛起往日的忧伤，但是明媚的春光，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温暖着他那颗“常常寒颤的心”，用诗一样的语言唱出对大自然的颂歌（如１７７１年５月１０日的信）。瓦尔海姆小酒店前面两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某乡村牧师院子里的两棵深荫遮地的胡桃树令他难以忘怀；他赞颂一切合乎自然状态的东西：他喜爱天真的乡村儿童，朴实的农民，还跟下层老百姓交朋友；他向往纯朴的乡村生活，亲自采摘豌豆，一边撕豆荚上的筋，一边读读他的荷马；看到姑娘们头顶水瓮，到井边来汲取甘冽的清泉，古代宗法社会的生活便令他陶醉。在他眼里，绿蒂是自然的化身；在公使馆工作时，他发现冯·Ｂ小姐“在呆板的生活环境中仍保持着许多自然的天性”，并和她一起“幻想纯净幸福的乡村生活”。他讨厌一切背离自然的东西：鄙视陈腐、傲慢的贵族，与拘泥刻板、因循守旧的公使格格不入，憎恨等级制度和对人的种种束缚，谴责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倾轧。维特的审美观念也是从自然出发的。在对自然的体悟中他认识到，一切成规“必定会破坏自然的感情和对自然的真实表现’，从而增强了他“纯粹要遵循自然的决心”，使他领悟了艺术创作的真谛：“惟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的，惟有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歌德在谈到创作《维特》的动机时说：
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的特质给予我的影响。……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地方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一种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的心的最深处。……歌德在《莎士比亚命名日》（１７７１）这篇短文里认为，莎剧人物准确地再现了人的本质，所以他赞叹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是自然的了。”维特心目中的自然“意味着人的性格的完整性，一如宇宙的统一性，但也是对善与恶的二元论概念的扬弃，抛弃天神的启示和救世的诺言，承认生老病死的人的命运”，这种自然，“不单纯是山川风光，而是一种哲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艺术观。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特称自己是自然的儿子和朋友。勃兰兑斯对此的看法是维特“不仅在感情上是自然的儿子，而且就天才是自然的最高发展来说，他就是自然本身。他融化到自然里，在自己身上感到了自然的无限生命力，因而产生了‘神化’的感觉”。
除赞美自然外，维特还十分推崇天才。天才这个词常常会引起误解，以为天才就是“超人”，是与生俱来的，是玄而又玄的东西。关于天才，歌德曾发表过许多见解，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到了晚年他的看法趋于成熟，很有睿智。他认为，天才是最合乎自然的，反对束缚，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天才是“最富创造力的人”，具有独创性和标新立异精神，具有高尚的目的；天才善于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天才不是天生的，要具备多种条件，包括适当的身体素质，要学习别人的长处。
维特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天才和产生天才的时代，所以狂飙突进时期又称为“天才时期”。但是这又是束缚天才的时代，维特是个才气横溢的艺术家，绿蒂曾多次称赞他的才智和禀赋，阿尔贝特也说他是个很有才智的人。他追求感情自由，要求平等和个性解放，他投进自然的怀抱。维特声称，他“拥抱大自然的全部奇妙的感情”都“打上了天才的印记”。他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深感社会上到处都有“禁锢着人类创造力和探索力的局限”，譬如到绿蒂的父亲Ｓ法官家来作客的一位大夫，见到维特和绿蒂的弟妹一起在地上玩就颇有微词；又如维特起草文稿讨厌繁缛枯燥的公文语言，而采用狂飙突进运动的生动的文风和具有活力的语言如倒装句——当时年轻一代强调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的标志——，却遭到恪守理性主义文风及其文法规范的公使的指责。维特的天才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得不到、也不允许他去施展，难怪他要发出如此沉痛的感叹了：“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得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其原因就在于，两岸住的是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老爷，他们担心自己花园中的亭榭、郁金香花圃以及菜园会被洪水冲毁，所以知道及时筑堤挖渠，以防患于未然。”（１７７１年５月２６日信）。社会容不得天才，容不得维特这个新派人物，这正是当时德国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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