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克威克外传正文_第44章

　　“是啊，先生，”维勒先生答：“而且是个非常可爱的绅土——是那种精细和爱整洁的人，逢到阴天就把脚放在小小的印度橡皮消防水桶里，并且绝对没有什么贴心的朋友，只有野兔皮；他有道理地省下钱来，有道理地每天穿一件干净补衫；有道理地不和他的哪一个亲戚说话，怕他们要向他借钱；的确完全是个不平常的叫人欢喜的人物。他的头发有道理地每两星期剪一次，他的衣服是按经济的原则定做的——一年三套，把旧的送回去调换。他既然是个非常刻板的绅士，所以每天都在老地方吃中饭，那里是一先令九便士割一块腱子肉，老板时常眼泪汪汪地说，他割的总是很好的和再合算不过的：更不用说冬天的时候他把火炉烧得那样旺，那每天就是四便上半的纯粹损失：不用说，老板看见他那样干的时候是气得不得了啰。而且还是那样大的架子！‘赶快来伺候，’他每天一走进来就这样喊，‘托马斯，把《泰晤士报》找来；让我看看《先锋晨报》，别人放手的时候就拿来；也不要忘了替我预约《纪事报》；把《报知》就拿来吧；’后来他就坐着把眼睛盯在钟上，到一定时候的四分之一分钟之前赶出去拦住送晚报来的孩子，把那份报纸看得那样起劲和持久，使得其他的顾客简直要拼命和发疯，尤其是一位容易动气的老绅士，茶房老是要在这时候特别照顾他，免得他用切肉刀做出什么冒失的举动。得啦，先生，总之他把这里最好的位置一占就是三个钟头，而且吃了饭之后决不再吃任何东西，只有打打瞌睡，随后他到不远外几条街的一个咖啡店里，喝一小壶咖啡吃四只烤饼，然后就走回肯辛顿的家里上床睡觉。一天夜里，他病得很厉害，请了医生；医生坐了一辆绿色的轻马车来了，带着一副鲁滨孙·克罗索式的踏脚梯，那东西他下车的时候可以放下，上了车子又可以拉上去，这就省得马车夫下来，也就免得大家看出他只穿着一件制服上衣、却没有制服裤子来配衬。‘什么事呀？’医生说。‘难受得很，’病人说。‘你吃了什么呢？’医生说。‘红烧小牛肉，’病人说。‘你最后吞的是什么！’医生说。‘烤饼，’病人说；‘那就是了，’医生说。‘我马上送一盒丸药给你，你再也不要吃了，’他说。‘不吃什么呀？’病人说——‘丸药吧！’‘不；烤饼，’医生说。‘为什么？’病人说，从床上跳起来；‘我每天夜里吃四只烤饼，已经十五年了，有道理的。’‘那么你以后是改变的好，有道理的，’医生说。‘烤饼是合乎卫生的，先生，’病人说。‘烤饼是不合乎卫生的，先生，’医生恶狠狠的说。‘但是它们是很便宜的’病人说，退让了一点，‘而且是这样合算。’‘再便宜对于你还是贵的；你出钱买来吃就是贵的，’医生说。‘每天晚上四只烤饼，六个月就叫你完蛋了！’病人在他脸上紧紧盯着，心里盘算了好一会儿，最后他说了，‘你这话是真的吗，先生？’‘我可以拿我这一行的名誉打睹，’医生说。‘你觉得一次吃多少烤饼就可以叫我立刻死掉呢？’病人说。‘我不知道，’医学说。‘你看半个银币的烤饼能不能？’病人说。‘我想可能的，’医生说。‘我想三先令的就一定能行？’病人说。‘当然，’医生说。‘很好，’病人说；‘晚安。’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生了火炉，叫了三先令的烤饼，把它们都烤一烤，全吃了下去，就完了蛋。”

　　“他这样做是干什么呀？”匹克威克先生莫名地问；他听见这故事的悲惨的结局大为惊动了。

　　“他这样干什么，先生！”山姆重复他的话说。“嗳，为了支持他的烤饼是合乎卫生的大道理呵，为了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啊！”

　　维勒先生就是用诸如此类的躲闪和交换的谈话，在他第一夜住到弗利特的时候来应付他的主人的询问。匹克威克先生发现一切温和的劝告终归无效，最后就勉强同意了他按周计算租了一个住处，那是在上面一层由一个秃头皮匠承租下来的一间小小的倾斜的房间里。维勒先生搬了一张从洛卡先生那里租来的床铺到这卑微的房间里；夜里躺到上面的时候，他是那么自在，就仿佛他是从小在监牢里长大，他的整个家族已经在里面生活了三代。

　　“你上床之后老是要抽烟的吗，老公鸡？”维勒先生和他的房东两人都上床之后，维勒先生这样问他。

　　“是呀，小矮脚鸡，”皮匠答。

　　“对不起，请问你为什么把你的床铺放在那张松木板桌了下面呀？”山姆说。

　　“因为我没有到这里之前睡惯了四根柱子的床，我发觉用桌子的四条腿来代替正好也一样，”皮匠答。

　　“你是个怪人，先生，”山姆说。

　　“我身上可没有什么古怪的东西，”皮匠答，摇着头；假如你想遇见一个的话，恐怕你会发现，在这个挂号处要找一个合你心意的是很难的。”

　　上述短短的对话发生的时候，维勒先生正在房间的一头他的垫褥上躺着，而皮匠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他自己的褥子上面；照亮那房间的是一盏草灯和皮匠的烟斗的光，烟斗在桌子下面像一块通红的煤一样放着光。这段谈话虽简短，却强有力地使维勒先生对他的房东发生了好感；于是他用手肘住把身体支撑起来，以便比较长久地观察一下他的外貌，因为直到现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思这样做呢。

　　他是个病容满面的人——一切皮匠都是这样的；有一部又硬又密的胡子——一切皮匠都有的；他的脸是一种古怪的、和善的、五官不正的精工精品，装饰了一对从前一定具有非常快乐的表情的眼睛，因为它们现在还闪着光。他有六十岁，谁知道他坐了多少年牢，所以他还有类似欢乐或者满足的表情，那真是奇怪，他是个矮小的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把下半段身体缩上去，看来就像没有腿那么长。他嘴里衔着一根红色的大烟斗，一面抽着烟，一面凝视着草灯，带着一种令人妒忌的平静神情。

　　“你在这里好久了吗？”山姆问，打破了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

　　“是的，”皮匠答，一面说一面咬他的烟斗头。

　　“藐视[注]？”山姆问。

　　皮匠点点头。

　　“那末，”山姆带着有点严厉的口气说，“你一定要这样顽固干吗：在这放大了的官立兽栏里浪费你宝贵的生命？干吗你不让步，对大法官说你很抱歉叫他的法庭受到藐视，你再也不了？”

　　皮匠把烟斗塞在嘴角里，同时微微一笑，然后又把它放回老地方，但是没有说话。

　　“你干吗不呢？”山姆说，不灰心地追问一句。

　　“啊，”皮匠说，“你不大懂这些事情的。那么，你以为是什么事情毁了我呢？”

　　“嗳，”山姆说，剪着灯花，“我想开头是你欠了债，呃？”

　　“一个小钱也没有欠过，”皮匠说：“再猜猜看。”

　　“那么，也许，”山姆说，“你买了房产，这句英国的妙语就是说你发了疯，或者，你盖起房子来，这句医药术语就是说你是无可救药了。”

　　皮匠摇摇头说，“再猜猜看。”

　　“你没有打官司吧，我但愿？”山姆说，很怀疑。

　　“生平没有，”皮匠答。“事实是，我被毁了是因为我得了遗产。”

　　“呃，呃，”山姆说，“这是什么话。我倒希望什么发财的仇人用这种方法来毁我哪。我会让他做的。”

　　“啊，恐怕你是不会相信的，”皮匠说，静静地抽着烟斗。“我要是你，我也不相信；不过那完全是真事。”

　　“怎么了？”山姆问，已经被皮匠对他看的眼光引诱得有一半相信了。

　　“就是这样，”皮匠答：“有位老绅士，我是给他做工的，他住在乡下，我的女人——她死了，上帝保佑她吧，并且感谢上帝的恩典吧！——我的女人是他的一个卑微的亲戚，他得了一场病，离开了。”

　　“到哪儿去了？”山姆问，他经过白天的种种事情之后，现在瞌睡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他上哪儿去了2”皮匠说，在尽情享受烟斗的时候由鼻孔里说。“他死去了。”

　　“啊，原来如此，”山姆说。那后来呢？”

　　“后来，”皮匠说，“他留下了五千镑。”

　　“他这么做真是有大家风度啊，”山姆说。

　　“他把遗产留给了我一部分，”皮匠说，“因为我娶了他的亲戚，你知道的。”

　　“好的，”山姆喃喃地说。

　　“因为一大堆的侄儿侄女们包围着他，这些人老是互相争吵和争夺遗产，所以他就要我做他的执行人，把其余的遗产委托我保管，[注]照留下的遗嘱分给他们。”

　　“你说遗产委托保管是什么意思？”山姆问，稍微清醒了一点。“假如不是现款，那有什么用处？”

　　“那是个法律术语，只此而已，”皮匠说。

　　“我不信，”山姆说，摇着头。“那个铺子是不大讲信用的吧。不过不管它，说下去。”

　　“唔，”皮匠说，“那么我去取遗嘱检验权的时候呢，那些侄儿侄女们因为没有得到全部的钱失望得要命，就上了一个请愿书[注]反对。”

　　“那是什么东西？”山姆问。

　　“一种法律手段，那意思就等于说，不可以，”皮匠说。

　　“我明白了，”山姆说，“是人生不二法门的小舅子之类的东西。唔。”

　　“可是，”皮匠继续说，“他们发现他们之间不能取得一致，所以，结果就不能成立反对遗嘱的案子，所以他们撤消了请愿书，我就付了一切的诉讼费用。我刚给了钱，有一个侄儿上了一个诉状要求取消遗嘱。这案子，过了几个月之后，在保罗教堂广场附近的一间后房里，在一位耳聋的老神士面前开了审；有四个法律顾问经常每天轮流着去麻烦他，于是他想了一两天，读了六卷证件，就下判断说，那立遗嘱人的脑子不大健全，我应该把全部的钱都退回去，还要付全部的费用。我上诉了：案子在三四个睡意朦胧的绅士们面前过了堂，他们在别的法庭上已经听见过这件事，在那些法庭上他们是没工作的律师；唯一的不同，就是，在那边他们叫做博士，在另外的地方叫做代表，那你也许还不懂吧，他们呢，很尽责地证实了那老绅士的判决。后来，我们就去了高等法院，现在我们还在里面，而且将来我也会永远在里面的了。我的律师早把我的一千镑都拿去了：又是‘产业’——他们是这么说法的——又是费用，我要付一万镑，所以我就来了，而且还要留在这里，直到我死，补着鞋子。有人说起要向国会去告，我要不然也这样做了，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工夫到我这里来，而我又没有权力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看厌烦了我的长信，就把这事丢开了。这是绝对真实，没有减一个字，也没有加一个字，在这里和在外面总共有五十个人知道得清清楚楚。”

　　皮匠停下来估量他的故事对山姆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是发觉他已经睡着了，他就敲掉烟斗里的灰，叹了一口气，放下烟斗，把被子拉起来蒙住头，也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匹克威克先生正独自坐着吃早餐：山姆正在皮匠的房里忙着给主人的鞋子擦油和刷黑色的绑腿，这时，门被敲了一下，而匹克威克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叫“进来”的时候，接着就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头和一顶棉纱天鹅绒便帽，这两样东西他不费劲地就认出是史门格尔先生的私产。

　　“你还好吗？”那位名士说，还附带着把头点了一两下：“我说呀——你今天早上约定了什么人没有？三位男子——一位呱呱叫的绅士派的家伙——在楼下找你，在敞厅组的每一扇门上敲着；因此被那些嫌开门麻烦的大学生[注]骂得狗血喷头。”

　　“唉呀！他们多笨啊，”匹克威克先生说，站起来。“是的；我相信一定是我的一些朋友，我还以为昨天他们会来的。”

　　“你的朋友们！”史门格尔叫喊说，拉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不用再说了。我该死，他们从这一分钟起就是我的朋友了，而且也是弥文斯的朋友。弥文斯是个有趣得要命的、绅士派的家伙啊，是不是？”史门格尔很感动地说。

　　“我不大认识这位绅士，”匹克威克先生说，犹豫着，“所以我——”

　　“我知道，”史门格尔插嘴说，抱住匹克威克先生的肩膀。“你将来就会更了解他的，你会喜欢他的。这个人啊，先生，史门格尔带着严肃的脸色说，“他有一种会使德勒里胡同戏院觉得光荣的滑稽才能。”

　　“真的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发誓是真的！”史门格尔答。“听他变成小车子里的四只猫吧——一点不含糊的四只猫，我凭荣誉发誓。那你就知道他是伶俐得要死了！真混账，你看见他有这些特点的时候，你也不能不喜欢他啊。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点小毛病，你知道。”

　　因为史门格尔先生说到这里就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和表示同情的态度摇摇头，匹克威克先生觉得人家在期望他说点什么话，所以就说了“啊！”于是神情不安地看着门口。

　　“啊！”史门格尔先生响应他，还带着一声长叹。“这个人是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先生——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比他更好的伙伴；不过他有那么一点美中不足。假使这时候他祖父的鬼魂出现在他前面，先生，他也要向他讨那笔借去买十八便士印花的债。”

　　“嗳呀！”匹克威克先生叫。

　　“是的，”史门格尔先生接着说：“如果他有力量叫他复活，他在两个月零三天之内就要和他重新算账的！”

　　“这些是非常特别的啊，”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恐怕我们在这里谈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却要因为找不到我急得要命了。”

　　“我带路，”史门格尔先生说，走向门口。“早安。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想打扰你，你知道。顺便说一句——”

　　史门格尔说了最后这五个字之后突然停了下来，把已经打开的门又关上了，轻轻走向匹克威克先生身边，踮着脚走近他，用非常温和的耳语声说：

　　“借给我半个银币好吗，到下星期的周末还你，你方便不方便？”

　　匹克威克先生几乎忍不住想笑，勉强设法保持着严肃的神情，拿出钱来放在史门格尔先生的手心里；因此，那位绅士点了好多下头眨了好多次眼睛，暗含着深奥的神秘，于是去请那三位客人，并且不久就同他们一道进来；又咳嗽三声，点了三下子头，仿佛向匹克威克先生保证他不会忘记归还，然后用一种引人注意的态度和大家一一握手，终于走了。

　　“我亲爱的朋友们，”匹克威克先生说，轮流和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所谓三位客人就是他们——握握手，“我见到你们很高兴啊。”

　　这三位大为感动。特普曼先生悲哀地摇头；史拿格拉斯先生带着不加掩饰的感情掏出了手绢；文克欠先生退到窗户口，大声地吸鼻子。

　　“早，绅士们，”山姆说，恰恰在这时候拿着鞋子和绑腿进来：“别犹豫了吧，就像小孩子在他的女教员死掉之后说的啰。欢迎到敝校来，绅士们。”

　　“这个笨蛋，”匹克威克先生在山姆跪下来替主人扣绑腿的时候拍拍他的头说，“这个傻瓜使自己被捕了，为了靠近我。”

　　“什么？”三位朋友大声喊。

　　“是的，绅士们，”山姆说，“我是——站稳了，先生，请你——我是一个囚犯，绅士们；我在这里‘坐牢[注]’，就像坐月子的女人说的啰。”

　　“囚犯！”文克尔先生喊，用了一种莫名斯妙的猛劲。

　　“哈罗，先生！”山姆答应他，抬起头来。“什么事呀，先生？”

　　“我本来希望，山姆，希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文克尔先生慌慌张张地说。

　　文克尔先生的态度里有一种那么突兀而不安的东西，使得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地望望他的两个朋友，要求他们加以解释。

　　“我们不知道啊，”特普曼先生说，用高声回答这无言的询问。“过去两天以来他一直非常兴奋，他的整个的神态很不像平常的样子。我们怕是出了什么事，不过他坚决否认。”

　　“没有啊，”文克尔先生说，在匹克威克先生的注视之下脸红起来：“真是没有什么啊。我保证没有什么，我的好先生。我必须离开伦敦几天，为了去处理一些私事，我本来希望说服你让山姆陪我去的。”

　　匹克威克先生比以前显得更吃惊了。

　　“我想，”文克尔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山姆是不会反对这样办的；不过，自然啰，他既然是这里的囚犯，那么这事情就不可能了。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文克尔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有点惊讶地感觉到山姆的手指在绑腿上抖着，好像他不是吃惊而是发慌。文克尔先生说完的时候，山姆也抬起头来注视着他；虽然他们互相交换的眼光只是转眼之间的事，但是，他们似乎是互相了解的。

　　“这事你知道不知道，山姆？”匹克威克先生严厉地问。

　　“不，我不知道，先生，”维勒先生答，开始极度殷勤地扣钮子。

　　“的确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嗳，先生，”维勒先生答应说：“我说的完全是事实，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若我猜呢，”山姆加上了一句，同时看看文克尔先生，“我没有任何权利来说那是什么事，怕的是会猜错。”

　　“我没有权利再往下追究一个朋友的私事，不管是多知己的朋友，”在短暂的一阵沉默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说：“现在我只能这样说，我根本不了解这事。得——这个问题我们谈得已经够了。”

　　这样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就把谈话引到别的题目上，于是文克尔先生逐渐显得比较安心些了，虽然离开完全安心还差得很远。他们要谈的话非常多，因此上午很快就过去了；到三点钟的时候，维勒先生在那小小的饭桌上摆上一只烤羊腿和一块大肉饼：还有一碟一碟的蔬菜，和几壶黑啤酒，有的放在椅子上，或者床架子上，或者别地方：每个人都觉得要饱餐一顿，虽然买肉和烧肉以及做饼和烤饼都是在附近的监狱厨房里做好的。

　　跟着来了一两瓶很好的葡萄酒，那是匹克威克先生派人到民法博士会的号角咖啡馆买的。所谓一两瓶，实际上，说一瓶或六瓶更恰当，因为，在酒喝完、茶用过的时候，通知客人退出的铃声已经响了。

　　但是，倘若说文克尔先生上午的行动已经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在他自己的感情的影响之下，并且在分享了那一瓶或六瓶酒的影响之下，准备和他的朋友告别的时候，那行动就变得十分神秘和严肃了。他滞留在后面，等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走掉之后，于是疯狂地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脸上带着一种表情，其中的强烈而巨大的决心和浓重而实在的忧郁可怕地混合在一起。

　　“晚安，我的亲爱的先生！”文克尔先生低声说。

　　“保佑你，我的亲爱的朋友！”热心肠的匹克威克先生答，回报他的是青年朋友的紧紧的握手。

　　“走吧！”特普曼先生在过道里喊。

　　“来啦，来啦，马上，”文克尔先生答。“晚安！”

　　“晚安，”匹克威克先生说。

　　又晚安了一次，再又一次，然后又说了五、六次，而文克尔先生还是紧紧抓住他朋友的手，并且还带着那种奇怪的表情盯着他的脸。

　　“有什么事吗？”匹克威克先生终于说，那时候他的手臂已经因为握手搞得疲倦了。

　　“没有什么，”文克尔先生说。

　　“好，那么晚安，”匹克威克先生说，想把手挣脱出来。

　　“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光荣的伴侣，”文克尔先生喃喃地说，抓住他的手腕。“不要以为我太苛刻啊；不要啊，当你知道，被绝望的阻碍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

　　“走吧，”特普曼先生说，又出现在门口。“你走吧，还是让我们都被关在里面吧？”

　　“来了，来了，我就来，”文克尔先生答。于是费了好大劲才掉头而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在默然的诧异之中目送他们在过道里走去的时候，山姆·维勒在楼梯口出现，并且对文克尔先生的耳朵里嘘嘘地说了一些什么。

　　“啊，当然，你相信我好了，”那位绅士大声说。

　　“谢谢，先生。你不会忘记吧，先生？”山姆说。

　　“当然不会，”文克尔先生答。

　　“祝你幸运，先生，”山姆说，摘帽致敬。“我非常想跟你同去，先生；但是东家自然是第一重要的啊。”

　　“你留在这里是有道理的，”文克尔先生说。说了这些，他们就下楼去了。

　　“非常奇怪，”匹克威克先生说，回到自己房间里，坐在桌子旁边想心事。“那个年青人究竟要做什么事呀。”

　　他坐着沉思了一会儿，忽然听见看守洛卡的声音在问是否可以进来。

　　“完全可以，”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给你拿来一只软一点的枕头，先生，”洛卡说，“换掉你昨天夜里临时用的。”

　　“谢谢，”匹克威克先生说。“喝一杯葡萄酒吗？”

　　“你真好，先生，”洛卡先生答，接住递过来的杯子。“祝你好，先生。”

　　“谢谢，”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非常难过，先生，你的房东今天夜里心情不好哪，”洛卡先生说，放下杯子，察看着他的帽子的衬里预备再戴在头上。

　　“什么！那个高等法院犯人！”匹克威克先生嚷。

　　“他做高等法院犯人是不会很久了，先生。”洛卡答。把帽子转了一个身，让厂家的名字正面向上，同时还在朝帽子里面看着。

　　“你说得我很害怕了，”匹克威克先生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他害痨病许久了，”洛卡先生说，“今天晚上他的呼吸非常困难。六个月之前医生就说过，除非转地疗养，否则怎么都救不了他的命。”

　　“老天爷！”匹克威克先生喊：“这个人被法律慢性地谋杀了六个月！”

　　“那我可不清楚，先生，”洛卡答，用两手提住帽沿掂掂它的重量。“我想他无论在哪里都一样的。他今天早上进了病房；医生说，要尽可能保持他的元气，看守从自己家里替他送去葡萄酒和肉汤等等。那不是看守的过失啊，你知道的，先生。”。

　　“当然不是，”匹克威克先生连忙回答说。”

　　“然而，”洛卡摇着头说，“恐怕他全完了。我刚才还和南囗打赌呢，我赢了他给我一枚六便士，输了他拿我两枚六便士，不过他当然是拿不到的啰。谢谢了，先生。晚安，先生。”

　　“且慢，”匹克威克先生热忱地说。“那个病房在哪里？”

　　“就在你睡过的房间那边，先生，”洛卡答。如果你要去，我可以给你领路，”匹克威克先生不声不响拿起了帽子，立刻跟他去了。

　　看守默默地带着路；轻轻拔起一扇门上的插梢，示意匹克威克先生进去。那是一个宽敞的、无摆设的、凄凉的房间，有好几张铁床架子：有一张上面笔直地躺着一个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脸色苍白、面无人色。他的呼吸又艰难又急促，一呼一吸都要痛苦地呻吟。床边上，坐着一个系着皮匠的围裙的小老头，借一副角质眼镜之助，在高声诵读一本《圣经》。他就是那位幸运的遗产继承。

　　病人把手放到陪伴者的手臂上，示意叫他停止。他阖了书，把它放在床上。

　　“打开窗户，”病人说。

　　他做了。客车和货车的嘈杂声，车轮的轧轧声，男人们和孩子们的叫唤，充满生气和事业的伟大人群的一切忙碌的声响，混合成为一片深沉的嘈杂声，涌进了房间。在这沙哑而响亮的嗡嗡声之上，时时发出一阵狂笑；或者是什么轻狂的人群里面所发出的片片断断的悦耳的歌声，它一下打进人们的耳朵，尔后又消失在人的喧闹声和脚步的践踏声中——这些无休无止的生命之海的巨浪，奔腾冲击，自管自地滔滔前进。在默默地倾听者任何时候听来都是忧郁的声音；在死亡的床边的看守人看来那又是何等的忧郁！

　　“这里没有空气，”病人有气无力地说。“这地方污染了空气；我多年以前在外面走的时候，外面的空气是新鲜的。但是一过这堵墙就变得闷热了。我不能呼吸。”

　　“我们一同呼吸它有许久了呢，”那老年人说。“别管它吧！”

　　一阵暂时的沉默，这时两个旁观者走近病床。病人把他的老难友的一只手拉到自己面前，深情地把它紧握在自己的两手之间，紧紧握着不放。

　　“我希望，”他隔了一会儿之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声音那么微弱，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把耳朵凑到床上去听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所发出的半有半无的声音——“我希望我的慈悲的裁判者[注]会记住我在世上受到的重罚。二十年，我的朋友，在这可憎恨的坟墓里二十年！我的孩子死的时候我心都碎了，而我连在他的小棺材里吻他一下也不能。从那以后，我在这一切喧哗和孤独中生活，是非常可怕的啊。上帝宽恕我吧！他看到我的凄凉的、拖了很久的死亡。”

　　他合了两手，喃喃地又说了些他们听不出的话，就睡着了——仅仅最初是睡着了，因为他们看见他还在微笑。

　　他们互相耳语了一会儿，那儿看守俯身在枕头上，又连忙缩回。

　　“他已经得到解脱了，天！——”看守说。

　　他是得到了。不过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变得像死人，所以他们不清楚他是何时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