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贵族之家  第11章 [第13页]

　　①涅·马·阿姆博季克（一七四四—一八一二），俄罗斯学者。

　　②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伊万·彼特罗维奇见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于是他毫不浪费时间，立刻着手对他运用自己的那套方法。“我想要首先把他造就成一个人，unhomme①，”他对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说，“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斯巴达人②。”为实现自己的意图，伊万·彼特罗维奇首先让儿子穿上了苏格兰式的服装；十二岁的孩子开始光着小腿，在那顶戴着挺合适的便帽上面插了一根公鸡羽毛；一个精通体操的瑞士人取代了那个瑞典女人；作为一种不值得男人学习的玩意儿，音乐课被永远取消了；遵照让—雅克·卢梭的建议，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细木工手艺，还有为了保持骑士感情所必需的纹章学，——这些才是一个未来的“人”必须学习的东西；清晨四点钟就把他叫醒，立刻给他用冷水冲洗，随后让他抓着拴在一根高高的木杆上的绳子，围绕着木杆奔跑；他一天一餐吃一道菜，骑一次马，射一次箭；以父亲为榜样，经常锻炼坚强的意志，每天晚上都要在一本特备的本子上写一天的总结和自己的感想；伊万·彼特罗维奇则经常用法语给他写一些教训他的话，在这些训诫里管他叫monfils③，而且用vous④来称呼他。说俄语的时候费佳称父亲为“你”⑤，可是有父亲在场，他却不敢坐下。这套“方法”把孩子搞得莫名其妙，弄得他脑子里糊里糊涂，仿佛给他头上箍了一道铁箍；不过新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健康却颇为有益：起初他害了一场热病，以后很快就恢复健康，成了一个强壮的小伙子。父亲感到自豪，并且用自己奇怪的语言称他为：自然之子，我的创作。费佳刚刚十六岁，伊万·彼特罗维奇就认为，及时给他灌输蔑视女性的思想，是自己的责任，——于是，这个年轻的斯巴达人，心里还感到羞怯，嘴上刚刚长出茸毛，正在身体强壮、精力旺盛的时候，却已经竭力要显示出对女性漠不关心、态度冷淡和粗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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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意思是：“一个人”。

　　②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实行严格军事纪律，斯巴达人都特别勇敢善战，遵守纪律。

　　③法语，意思是：“我的儿子”。

　　④法语，意思是：“您”。

　　⑤俄语中称“你”表示随便，亲切，称“您”有疏远、客气、尊重的意味。

　　然而，时光流逝，毫不停留。伊万·彼特罗维奇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拉夫里基（他的主要世袭领地就叫这个名称），每年冬天却要独自一个人到莫斯科去，住在有饭厅的旅店里，经常去俱乐部，在人家的客厅里夸夸其谈，对自己的那些计划大加发挥，举止态度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英国的崇拜者、牢骚满腹和有雄才大略的人。但是一八二五年①来临，同时带来了许多不幸。伊万·彼特罗维奇的一些亲近的熟人和朋友都遭到严峻考验。伊万·彼特罗维奇急忙跑回乡下，躲在家里，闭门不出。又过了一年，伊万·彼特罗维奇突然变得虚弱起来，浑身无力，精神颓丧；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这个自由思想家竟开始去教堂，开始作祷告了；这个已经西欧化了的人竟开始洗起蒸汽浴来，下午两点吃午饭，晚上九点睡觉，听着老管家絮絮叨叨的闲扯，进入梦乡；这个自诩有治国之才的人竟把自己的一切计划、所有往来信件，统统付之一炬，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对县警察局长极尽巴结逢迎之能事；生了个脓疮，或者端给他一盘冷汤的时候，这个意志坚强的人竟会抱怨诉苦，擦眼抹泪。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又掌握了家中的一切权力；管家、村长、普通农人又开始从后门门廊进进出出，去晋见这个“老泼妇”了，——仆人们给她取了这么一个绰号。伊万·彼特罗维奇身上发生的变化使他儿子感到惊讶；他已经十九岁，开始懂得思考，开始摆脱父亲强加给他的束缚。以前他就已经发觉父亲言行不一，发觉父亲那些空泛的自由主义理论与冷酷、卑劣的专横行为无法协调；可是他没料到会有如此剧烈的转变。一个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者突然原形毕露了。年轻的拉夫烈茨基拿定主意要到莫斯科去，准备上大学，——这时一个出乎意外的新的灾难突然落到了伊万·彼特罗维奇头上：他失明了，而且是在一天之间无可救药地瞎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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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遭到沙皇残酷镇压，几乎所有进步知识分子和稍有改革思想的人都受到株连。

　　他不相信俄国医生的医术，开始奔走张罗，设法谋求获准出国。他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带着儿子，在俄罗斯奔波了整整三年，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不断地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由于他意志薄弱，性情急躁，弄得医生、儿子和仆人都陷于无计可施的绝望之中。他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一个爱哭而又任性的孩子，回到了拉夫里基。痛苦的日子开始了，所有人都受尽了他的折磨。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伊万·彼特罗维奇才会安静下来；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贪吃，从来也没有吃得这么多；所有其余时间，他既不让自己、也不让任何人安宁。他祈祷，抱怨命运，骂他自己，骂政治和他自己的那套方法，骂他曾经夸耀和吹嘘的一切，骂他从前曾经让儿子奉为圭臬的一切；他反复说，他什么也不相信，却又去祈祷起来；他忍受不住一刹那的孤独，要求家里的人不分昼夜经常坐在他的安乐椅旁，给他讲故事，不让他感到寂寞，却又不断高呼：“你们总是在说谎——真是胡说八道！”打断别人讲的故事。

　　特别受罪的是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他没有她根本不行——她总是完全满足病人一切刁钻古怪的愿望，不过有时她不敢立刻回答他，以免自己的声音会暴露出她极端气愤的心情。他就这样又勉强活了两年，五月初，把他抬到阳台上去晒太阳的时候，他死在了阳台上。“格拉莎，格拉莎！要肉汤，肉汤，你这个老傻……”他用已经僵硬的舌头含糊不清地说，没能说完最后一个词，就永远沉默了。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刚从管家手里夺过一碗肉汤，立刻就站住了，看了看弟弟的脸，慢慢地从肩到腰画了个十字，然后默默地走开了；正在那里的儿子也什么话都没说，倚在阳台的栏杆上，好久好久望着花园，花园里花香袭人，一片翠绿，在春天金色的阳光下闪闪烁烁。他已经二十三岁；这二十三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过得多么快，而且多么可怕！……生活已经展现在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