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1830年3月14日
1830年3月14日(谈创作经验;文学革命的利弊;就贝朗瑞谈政治诗,并为自己在普法战争中不写政治诗辩护)
今晚在歌德家.他让我看前几天达维(达维(P．J．David,1787—1866),当时法国著名的雕塑家,拥护现实主义,访问过魏玛,替歌德作过半身雕像.通过达维,法国一些诗人和作家同歌德有了来往.)寄来的现已排列好的那一箱珍品.前几天我就已看到歌德忙着开箱取出这些珍品,其中有当代法国主要诗人的像徽,都已摆在桌上顺序排列着.这回他又谈到达维在构思和创作实践两方面都很伟大的非凡才能.他还让我看到法国浪漫派一些最优秀的作家通过达维赠给他的最近作品,其中有圣佩甫.巴朗西.雨果.巴尔扎克.德.维尼.幼尔.雅宁(圣佩甫(Sainte—Beuve),当时法国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在《地球》杂志上陆续发表的《星期一谈话》,影响很大.巴朗西(Ballanche),《社会的死后还魂》的作者.幼尔.雅宁(Jules Janin),一个平庸的批评家和小说家.)等人的作品.
歌德说,"达维这批礼物够使我度过一些快乐的日子.这整个星期我都在忙着读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他们给我的新鲜印象使我获得了一种新生命.我准备替这些很可爱的像徽和书籍各编一套目录,在我的艺术品收藏室和图书室里各辟一个专栏."
可以看出,歌德受到这些法国青年诗人的尊敬,感到非常高兴.
接着他取出爱米尔.德向的《研究论文》(爱米尔.德向(Emile Deschamps,1791—1876)曾和雨果共同创办《法国诗神》杂志,著有《法国和外国研究论文集》,译过歌德和席勒的一些短诗)看了一段.他称赞《柯林特新娘》(《柯林特新娘》是歌德的一篇民歌体诗.)的法译很忠实,很成功.他还说,"我手边还有这篇诗的意大利文译本,不但译出原诗的意思,还用了原诗的韵律"
《柯林特新娘》引起歌德谈到他的其它民歌体诗说,"这些诗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席勒,是他怂恿我写的,因为他当时主编《时神》,经常要组织新稿.这些诗原来在我头脑里已酝酿多年了.它们占住了我的心灵,象一些悦人的形象或一种美梦,飘忽来往.我任凭想象围绕它们徜徉游戏,给我一种乐趣.我不愿下定决心,让这些多年眷恋的光辉形象体现于不相称的贫乏文字,因为我舍不得和这样的形象告别.等到把它们写成白纸黑字,我就不免感到某种怅惘,好象和一位挚友永别了."
他接着说,"在其它时候我写诗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事先毫无印象或预感,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这种压力就象一种本能的梦境的冲动.在这种梦行症的状态中,我往往面前斜放着一张稿纸而没有注意到,等我注意到时,上面已写满了字,没有空白可以再写什么了.我从前有许多象这样满纸纵横乱涂的诗稿,可惜都已逐渐丢失了,现在无法拿出来证明作诗有这样沉思冥想("沉思冥想"原文是Vertiefung,照字面可译"深化",相当于心理学所说的"下意识酝酿".)的过程."
话题又回到法国文学和最近一些颇为重要的作家的超浪漫主义("超"原文是ultra,超浪漫主义即极端或过分的浪漫主义.)倾向.歌德认为这种正在萌芽的文学革命对文学本身是很有利的,而对掀起这种革命的个别作家们却是不利的.他说,"任何一种革命都不免要走极端.一场政治革命在开始时一般只希望消除一切弊端,但是没有等到人们察觉到,人们就已陷入流血恐怖中了.就拿目前法国这场文学革命来说,起先要求的也不过是较自由的形式.可是它并不停留于此,它还要把传统的内容跟传统的形式一起抛弃掉.现在人们已开始宣扬凡是写高尚情操和煊赫事迹的作品都令人厌倦,于是试图描写形形色色的奸盗邪淫.他们抛弃了希腊神话中那种美好内容,而写起魔鬼.巫婆和吸血鬼来,要古代高大英雄们让位给一些魔术家和囚犯,说这才够味,这才产生好效果!但是等到观众尝惯了这种浓烈作料的味道,就嫌这还不够味,永远要求更加强烈的味道,没有止境了.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想收到效果,博得公众承认,而又不够伟大,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就只得迎合当时流行的文艺趣味,而且还要努力在描写恐怖情节方面胜过前人.在这种追求表面效果的竞赛中,一切深入研究.一切循序渐进的才能发展和内心修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对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来说,这是最大的祸害,尽管对一般文学来说,它会从这种暂时倾向中获得益处."
我问,"这种毁坏个别有才能的作家的企图怎么能有利于一般文学呢?
歌德说,"我所指出的那些极端情况和赘疣会逐渐消失掉,最后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保存下来,那就是,在获得较自由的形式之外,还会获得比从前丰富多彩的内容,人们不会再把这广阔世界中任何题材以及多方面的生活看作不能入诗而加以排斥.我把目前这个文学时代比作一场发高烧的病症,本身虽不好,不值得希求,但它会导致增进健康的好结果.目前构成诗作全部内容的那些疯癫材料,到将来只会作为一种便于利用的因素而纳入内容里.还不仅此,目前暂时抛开的真正纯洁高尚的东西,到将来还会被观众更热烈地追求."(这番话表明了歌德对当时西方那种文化革命的态度,也显出他的思想中的辩证因素.)
我插嘴说,"我觉得很奇怪,就连您所喜爱的法国诗人梅里美在他的《弦琴集》(梅里美的诗集《弦琴集》又名《伊利里诗歌选集》,出版于一八二七年,作者伪称这是一个叫伊.玛格拉诺维奇的人所搜集的伊利里民歌.伊利里在巴尔干半岛,靠近南斯拉夫.歌德在下文中所说的客观态度,指不流露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里也用了令人恐怖的题材,走上超浪漫主义的道路."
歌德回答说,"梅里美处理这类题材的方式却和他的同辈诗人所用的完全不同.你提到的那些诗里固然用了不少可怕的题材,例如坟场.深夜里的巷道.鬼魂和吸血鬼之类,不过这类可怕的题材并不触及诗人的内心生活,他无宁是用一种远距离的客观立场和讽刺态度来处理它们的.他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进行工作的.他觉得偶尔试一试这种玩艺儿也很有趣.我已说过,他完全抛开了私人的内心生活,甚至也抛开了法国人的身份,使人们在初读《弦琴集》时竟以为那些诗歌真是伊利里地方的民歌.他不费大力,故弄玄虚,就获得了成功."
歌德接着说,"梅里美确实是个人物!一般说来,对题材作客观处理,需要比人们所想象到的更大的魄力和才能.拜伦就是一个例子.他尽管个性很强,有时却有把自己完全抛开的魄力;例如在他的一些剧本里,特别是在《玛利诺.法列罗》(《玛利诺.法列罗》一剧写十四世纪威尼斯行政长官阴谋推翻宪法,失败后被判处死刑的故事.)里.人们读这部剧本,毫不觉得它是拜伦甚至是一个英国人写的,仿佛置身于威尼斯和情节发生的时代.剧中人物完全按照各自的性格和所处情境,说出自己的话,丝毫不流露诗人的主观思想情感.作诗的正确方法本来就应该如此,但是这番话对于做得太过分的法国青年浪漫派作家们却不适用.我所读到的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小说,还是戏剧,都带着作者个人的色彩,使我忘记不了作者是巴黎人,是法国人.就连在处理外国题材时,他们还是使读者感到自己置身于巴黎和法国,完全困在目前局面下的一切愿望.希求.冲突和酝酿里."
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贝朗瑞(参看一八二七年一月四日和二十九日以及同年五月四日关于贝朗瑞的多次谈话.)是不是也只表达出伟大的法国首都的局面和他自己的内心生活?"
歌德回答说,"在这方面贝朗瑞也是个人物,他的描绘和他的内心生活都是有价值的.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重要性格的内容意蕴.他是一个资禀顶好的人,坚定地依靠自己,全靠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和自己总是谐和的.他从来不问'什么才合时宜?什么才产生效果?怎样才会讨人喜欢?别人在干什么?,之类问题,然后相机行事.他总是按照本性独行其是,不操心去揣摩群众期待什么,或这派那派期待什么.在某些危机时期,他固然也倾听人民的心情.愿望和需要,不过这样做只是坚定了他依靠自己的信心,因为他的内心活动和人民的内心活动总是一致的.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
"我一般不爱好所谓政治诗,这是你知道的.不过贝朗瑞的政治诗我却很欣赏.他那里没有什么空中楼阁,没有纯粹出自虚构或想象的旨趣,他从来不无的放矢,他的主题总是十分明确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他对拿破仑的爱戴推尊以及对其丰功伟绩的追念,对当时受压迫的法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安慰.此外,他还痛恨僧侣统治,怕耶稣会那派教徒重新得势,有把法国推回到黑暗时代的危险.我们对这类主题不能不感到衷心同情.而且他每次的处理方式多么高明老练!看他是怎样先在心里把题材想妥帖,然后才把它表达出来!一切都已酝酿成熟了,等到写作,哪一步不表现出高妙的才华.讽刺和讥笑,而又一往情深.天真雅致啊!他的诗歌每年都要给几百万人带来欢乐.就连对工人阶级来说,他的诗歌也是唱起来非常顺口的,而同时又超出寻常的水平.这就使人民大众经常接触到这种爽朗欢畅的精神,自己耳濡目染,在思想方面也势必比以前更美好.更高尚了.这还不够吗?对一个诗人,还能有比这更好的颂扬吗?"
我回答说,"贝朗瑞是个卓越的诗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多年来一直爱好他的诗,这也是您知道的.不过如果要问我比较喜爱他的哪一类诗,我就应回答说,我喜爱他的情诗胜过喜爱他的政治诗,因为我对他的政治诗所涉及的和暗指的事情总是不大清楚."
歌德说:"那是你的情况,那些政治诗并不是为你写的.你该问问法国人,他们会告诉你那些政治诗究竟好在哪里.一般说来,在最好的情况下,政治诗应该看作一国人民的喉舌,而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某一党派的喉舌.如果写得好,那一国人民或那个党派就会热情地接受它们.此外,政治诗只应看作当时某种社会情况的产物,这种社会情况随时消逝,政治诗在题材方面的价值也就随之消逝.至于贝朗瑞,他却占了一种便宜.巴黎就是法国.他的伟大祖国的一切重要的旨趣都集中在首都,都在首都获得生命和反响.他的大部分政治诗不应只看作某一党派的喉舌,他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大半都有普遍的全国性的意义,所以他这位诗人是作为发出民族声音的喉舌而被倾听的.在我们德国这里,这一点却办不到.我们没有一个都城,甚至没有一块国土,可以让我们明确地说:这就是德国!如果我在维也纳问这是哪一国,回答是:这是奥地利!如果在柏林提这个问题,回答是:这是普鲁士!仅仅十六年前,我们正想摆脱法国人,当时到处都是德国.当时如果有一位政治诗人,他就会起普遍的影响.可是当时并不需要他的影响.普遍的穷困和普遍的耻辱感,象精灵鬼怪一样把全国都抓在手掌中.诗人所能点燃的精神烈火到处都在自发地燃烧.不过我也不否认阿恩特.克尔纳尔和里克尔特当时发生过一点影响.(阿恩特(Arndt,1769—1860).克尔纳尔(Krner,1791—1813).里克尔特(F．Rückert,1788—1886)三位德国诗人在英.俄和普鲁士等国联盟反击拿破仑时都写过鼓动民族解放的政治诗.)"
我无心中向歌德说,"人们都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是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去参加斗争."
歌德回答说,"我的好朋友,我们不谈这一点吧!这个世界很荒谬,它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在哪些事上应让人自便,不必过问.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碰上那次事件(指拿破仑攻克柏林.占领德国后,德国各地自发的解放斗争.),我决不居人后,可是当时我已年过六十啦.
"此外,我们为祖国服务,也不能都采用同一方式,每个人应该按照资禀,各尽所能.我辛苦了半个世纪,也够累了.我敢说,自然分配给我的那份工作(诗歌.),我都夜以继日地在干,从来不肯休息或懈怠,总是努力做研究,尽可能多做而且做好.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这样说,一切事情也就会很好了."
我用安慰的口吻回答说,"听到那种责怪,您根本不必生气,而且应该引以为荣.旁人责怪您,也不过表明对您重视,看到您为祖国文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于是就希望什么事最后都要归您做了."
歌德回答说,"我不愿把自己想到的话说出来.那些责怪我的话里所含的恶意,比你所能想象到的要多.我觉得这是使人们多年来迫害我和中伤我的那种旧仇恨的新形式.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时而说我不信基督教,现在又说我不爱祖国和同胞.你认识我已多年了,总该认识到这些话有多大价值.不过如果你想了解我这方面所受的痛苦,请读一读我的《讽刺诗集》(这部讽刺短诗是歌德对他的批评者的回击.),你就会从我的回击中看出人们时常在设法使我伤心.
"一个德国作家就是一个德国殉道者啊!就是这样,我的好朋友,你不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我也不能替自己埋怨,旁的作家们的遭遇也并不比我好,有些人还比我更糟.在英国和法国,情况也和我们德国一样.莫里哀什么冤屈没有受过.卢梭和伏尔泰什么冤屈没有受过!拜伦叫流言蜚语中伤,被赶出英国,要不是早死使他摆脱了庸俗市侩们及其仇恨,他还会逃到天涯海角去哩.
"如果只有心地窄狭的群众才迫害高尚的人物,那还算好!可是事实不然,有才能的文人往往互相倾轧.例如普拉顿和海涅就互相毁谤,互相设法把对方弄成可恨的坏人,(普拉顿,见第四一页正文和注①.他和海涅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诗人.普拉顿发表过《浪漫派的俄狄普》一文讥诮海涅,海涅也出版《旅行记》一书进行反击.)而实际上,这个广阔的世界有足够的地方让自己生活也让旁人生活,大家大可和平相处,而且每个人在自己才能范围里都有一个够使他感到麻烦的敌人(意谓每个诗人都有够大的困难要克服.).
"仿佛我的任务就是坐在书房里写战歌!如果住在营房里终夜听到敌哨阵地的战马嘶鸣,写战歌倒还凑合.不过这并不是我的生活和任务,这是克尔纳尔的生活和任务.他有完全适合写战歌的条件.至于我,生性并不好战,也没有战斗的情感,战歌就会成为和我这副面孔不相称的假面具.
"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凡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没有迫使我非写诗不可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用写诗来表达它.我也只在恋爱中才写情诗.本来没有仇恨,怎么能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还可以向你说句知心话.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尽管在德国摆脱了法国人统治时,我向上帝表示过衷心的感谢.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
歌德接着说,"一般说来,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会发现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但是也有一种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会消失,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把邻国人民的哀乐看成自己的哀乐.这种文化水平正适合我的性格.我在六十岁之前,就早已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继一八二四年二月四日的谈话之后,这篇谈话是理解歌德的世界观.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最重要的材料.他从自己的创作经验谈起,说明文艺创作有长期苦心经营和诗思一旦突然出现两种情况.接着他就以最近法国文艺动态为例,说明文学革命对一般文学发展有促进作用,尽管对个别作家不免起不利影响.然后他又从贝朗瑞的政治诗和情诗孰优孰劣问题谈到政治诗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全民族的喉舌,一种是作为某一党派的喉舌,他肯定前者,贬低后者.在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拿破仑的占领和统治时,歌德没有用诗歌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遭到人们责怪.他在这里为自己辩护,提出所谓超民族的文化水平.这种文化水平将来是要到来的,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却只能是幻想.歌德的基本立场还是"为文艺而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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