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1825年2月24日
1825年2月24日(歌德对拜伦的评价)
歌德今晚说,"如果我现在还担任魏玛剧院的监督,我就要把拜伦的《威尼斯的行政长官》(拜伦的剧本大半是他旅居意大利时用意大利题材写的,这部剧本在他的作品中并不重要.)拿出来上演.这部剧本当然太长,需要缩短,但是不能砍掉其中任何内容,而是要保留每一场的内容,把它表达得更简练些.这样就会使剧本较为紧凑,不致因改动而受到损害.效果会因此更强烈,而原来的各种美点也基本上没有丧失."
歌德这番话使我认识到在上演成百部其它类似的剧本时应该怎么办,我非常喜欢这番箴言,因为它来自有高明头脑而且懂得本行事业的诗人.
接着我们继续谈论拜伦.我提起拜伦在和麦德文(麦德文(T．Medwin,1788—1869)在一八二四年出版过《和拜伦的谈话》.)谈话中曾说过,为剧院写作是一件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歌德说,"这要看诗人是不是懂得投合观众鉴赏力和兴味的趋向.如果诗人才能的趋向和观众的趋向合拍,那就万事俱备了.侯瓦尔德(侯瓦尔德(Houwald,1778—1845),德国一位不重要的剧作家,《肖像》是他的一部悲剧.)用他的剧本《肖像》投合了这个趋向,所以博得普遍的赞扬.拜伦也许没有这样幸运,因为他的趋向背离了群众的趋向.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不管诗人有多么伟大.倒是一个只比一般观众稍稍突出的诗人最能博得一般观众的欢心."
我们仍继续谈论拜伦,歌德很惊赞拜伦的非凡才能.他说,"依我看,在我所说的创造才能方面,世间还没有人比拜伦更卓越.他解开戏剧纠纷(Knoten)的方式总是出人意外,比人们所能想到的更高明."
我接着说,"我看莎士比亚也是如此,特别在写福尔斯塔夫(福尔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几部历史剧中的著名丑角.)时.我看到福尔斯塔夫诳骗陷入困境时,不免自问怎样才能使他脱身,莎士比亚的解决办法总是远远超出我的意外.你说拜伦也有这样本领,这对他就是极高的赞扬了."我又补充了一句,"诗人站得高,俯瞰情节发展的始终,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比视野狭窄的读者总是处在远为便利的地位."
歌德赞成我的话;想到拜伦,他笑了一声,因为拜伦在生活中从来不妥协,不顾什么法律,却终于服从最愚蠢的法律,即"三整一"律.("Gesetz der drei Einheiten".西方剧艺中的"三整一律",指的是一部剧本中要有一个完整的动作情节(事),始终在一段完整的时间里(例如二十四小时)在同一地点(例如同一城市)发生,据说这是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总结出的规律.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剧作家严守这个规律,浪漫派剧作家多半根据莎士比亚的范例反对它.过去多译为"三一律",但Einhei......ten不只指"一",而且还有"完整"的意思,从字面上看,也可能误解为三种"一律".)他说,"拜伦和一般人一样不大懂三整一律的根由.根由在便于理解(Fassliche),三整一律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如果三整一律妨碍理解,还是把它作为法律来服从,那就不可理解了.就连三整一律所自出的希腊人也不总是服从它的.例如欧里庇得斯的《菲通》以及其它剧本里的地点都更换过.由此可见,对于希腊人来说,描绘对象本身比起盲从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法律更为重要.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尽可能地远离时间和地点的整一;但是它们却易于理解,没有什么剧本比它们更易于理解了,因此,希腊人也不会指责它们.法国诗人却力图极严格地遵守三整一律,但是违反了便于理解的原则,他们解决戏剧规律的困难,不是通过戏剧表演而是通过追述(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发生的情节不在舞台上表演,而由人物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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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继续谈论拜伦说,"拜伦通过遵守三整一律来约束自己,对于他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来说,倒是很适宜的.假如他懂得怎样接受道德方面的约束,那多好!他不懂得这一层,这就是致他死命的原因.可以很恰当地说,毁灭拜伦的是他自己的放荡不羁的性格.
"拜伦太无自知之明了.他逞一时的狂热,既认识不到,也不去想一想他在干什么.他总是责己过宽而责人过严,这就会惹人恨,致他于死命.一开始,他发表了《英伦的诗人们和苏格兰的评论家们》(拜伦的一部早年作品被苏格兰批评家们指责得体无完肤,于是他在《爱丁堡评论》发表这篇辛辣的讽刺文,反击他的批评者.),就得罪了当时文坛上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此后为着活下去,他必须退让一步.可是在以后的一些作品里,他仍旧走反抗和寻衅的道路.他没有放过教会和政府,对它们都进行攻击.这种不顾后果的行动迫使他离开了英国,长此下去,还会迫使他离开欧洲哩.什么地方他都嫌太逼窄,他本来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可是他自觉是关在监牢里,在他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监牢.他跑到希腊,并非出于自愿的决定,是他对世界的误解把他驱逐到希腊的.(歌德所理解的自由和拜伦所理解的显然不是一回事.在政治方面拜伦当然远比歌德进步,他到希腊是参加希腊的解放战争.歌德希望拜伦也象他自己一样做个安分守己的庸俗市民,这实在很可笑!)
"和传统的爱国的东西决裂,这不仅导致了他这样一个优秀人物的毁灭,而且他的革命意识以及与此结合在一起的经常激动的心情也不允许他的才能得到恰当的发展,他一贯的反抗和挑剔对他的优秀作品也是最有害的.因为不仅诗人的不满情绪感染到读者,而且一切反抗都导致否定(消极.),而否定止于空无.我如果把坏的东西称作坏的,那有什么益处?但是我如果把好的东西称作坏,那就有很大的害处.谁要想做好事就不应该谴责人,就不去为做坏了的事伤心,只去永远做好事.因为关键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建设,建设才使人类享受纯真的幸福."(这种只立不破的看法是反辩证.反改革的.)
这番话顶好,使我精神振奋起来,我很高兴听到这种珍贵的箴言.
歌德接着说,"要把拜伦作为一个人来看,又要把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来看,又要把他作为一个有卓越才能的人来看.他的好品质主要是属于人的,他的坏品质是属于英国人和一个英国上议院的议员的,至于他的才能,则是无可比拟的.
"凡是英国人,单作为英国人来说,都不擅长真正的熟思反省.分心事务和党派精神使他们得不到安安静静的修养.但是作为实践的人,他们是伟大的.
"因此,拜伦从来不会反省自己,所以他的感想一般是不成功的.例如他所说的'要大量金钱,不要权威,那句信条就是例证,因为大量金钱总是要使权威瘫痪的.
"但是他在创作方面总是成功的.说实话,就他来说,灵感代替了思考.他被迫似的老是不停地做诗,凡是来自他这个人,特别是来自他的心灵的那些诗都是卓越的.他做诗就象女人生孩子,她们用不着思想,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
"他是一个天生的有大才能的人.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比拜伦具有更大的真正的诗才.在掌握外在事物和洞察过去情境方面,他可以比得上莎士比亚.不过单作为一个人来看,莎士比亚却比拜伦高明.拜伦自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大谈论莎士比亚,尽管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他会宁愿把莎士比亚完全抛开,因为莎士比亚的爽朗心情对拜伦是个拦路虎,他觉得跨不过去.但是他并不抛开蒲伯(蒲伯(Pope,1688—1744)是十八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派诗人,对诗律和词汇的驾驭颇轻巧,且长于讽刺,对拜伦有影响,尽管在流派上两人是对立的.),因为他觉得蒲伯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一遇到机会就向蒲伯表示敬意,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蒲伯对他不过是一种配角."
歌德对拜伦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也听不厌.说了一些旁的话以后,他又继续说:
"处在英国上议院议员这样高的地位,对拜伦是很不利的;因为凡是有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特别是象他那样出身地位高而家产又很富的人.对于有才能的人,中等阶层的地位远为有利,所以我们看到凡是大艺术家和大诗人都属于中产阶层.拜伦那种放荡不羁的倾向如果出现在一个出身较微.家产较薄的人身上,就远没有在他身上那样危险.他的境遇使他有力量把每个幻想付诸实施,这就使他陷入数不尽的纠纷.此外,象他那样地位高的人能对谁起敬畏之心呢?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就使他和世人发生了解决不完的冲突."
歌德接着说,"看到一个地位高.家产富的英国人竟花去一生中大部分光阴去干私奔和私斗,真使人惊讶.拜伦亲口说过,他的父亲先后和三个女人私奔过.他这个儿子只和一个女人私奔过一次,比起父亲来还算有理性了.
"拜伦不能过寂寞生活,所以他尽管有许多怪脾气,对和他交游的人却极其宽容.有一晚他在朗诵他吊唁慕尔将军(英译作Sir John Moore,他在一八○九年一场战役中大败法军,而自己也中弹身死.)的一首好诗,而他的贵友们听了却不知所云.他并没有生气,只把诗稿放回到口袋里.作为诗人,他显得和绵羊一样柔顺,别的诗人会叫那班贵友见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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