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悲惨世界  第四部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第40页]

　　暴动是什么东西构成的？一无所有，而又一切都有。一点一点放出的电，突然燃烧的火焰，飘游的力，流动的风。这风碰到有思想的头脑、虚幻的念头、痛苦的灵魂、炽烈的情感和呼号的苦难，并把这些一齐带走。

　　带到什么地方？

　　漫无目标。通过政府，通过法律，通过别人的豪华和横恣。

　　被激怒的信念，被挫伤的热忱，被煽动的怨愤，被压抑的斗志，狂热少年的勇敢，轻率慷慨的豪情，好奇心，见异思迁的习性，对新鲜事物的渴慕，使人爱看一场新剧的海报并喜欢在剧场里听布景人员吹哨子的那种心情；种种隐恨，宿怨，懊恼，一切怨天尤人自负不凡的意气；不自在，不着边际的梦想，困在重围绝境中的野心；希望在崩塌中寻得出路的人；还有，处于最底层的泥炭，那种能着火的污泥，这些都是暴动的成分。

　　最伟大的和最低微的，在一切之外闲游窥伺希图乘机一逞的人，流浪汉，游民，十字路口的群氓，夜间睡在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段，以天上寒云为屋顶的人，从来不肯劳动专靠乞讨餬口的人，贫苦无告两手空空的光棍，赤膊，泥腿，都依附于暴动。

　　任何人，为地位、生活或命运等方面的任何一件事在灵魂中暗怀敌意，便已走到暴动的边缘，一旦发生暴动，他便会开始战栗，感到自己已被卷入漩涡。

　　暴动是社会大气中的一种龙卷风，在气温的某些条件下突然形成，并在它的旋转运动中奔腾轰劈，把高大个子和瘦小个子、坚强的人和软弱的人、树身和麦秆、一齐卷起，铲平，压碎，摧毁，连根拔起，裹走。

　　谁要是被它裹走，谁要是被它碰着，定遭不幸。它会把他们在相互的冲突中毁灭。

　　它把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非凡的威力输送给它所控制的人。它把时局造成的力量充实第一个碰到的人，它利用一切制造投射的利器。它使卵石变成炮弹，使脚夫成为将军。

　　某些阴险毒辣的政治权威认为，从政权的角度看，稍微来点暴动是可喜的。他们的理论是，推翻不了政府的暴动正可用以巩固政权。暴动考验军队，团结资产阶级，活动警察的肌肉，检查社会结构的力量。这是一种体操，几乎是一种清洁运动。

　　政权经过暴动会更健壮，正如人体经过按摩会更舒畅。

　　暴动在三十年前还有过另外一种看法。

　　对每件事都有一种自命为“正确思想”的理论，反对阿尔赛斯特的非兰德①，居于真理和谬论之间的折中主义，解释、劝告、既有谴责又有原谅的杂拌儿，自以为高人一等、代表哲理的中庸之道往往只是迂腐之见。一整套政治学说，所谓中庸之道便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处于冷水和热水之间的是温水派。这个学派，貌似精深，实是浅薄，它只细查效果，不问起因，从一种半科学的高度它责骂公共广场上的骚动。

　　①莫里哀戏剧《愤世者》里两个人物，阿尔赛斯特坚持是非观念，非兰德调和是非。

　　这个学派说：“那几次暴动搅浑了一八三○年的成就，因而这一伟大事业的部分纯洁性消失了。七月革命是人民的一阵好风，好风过后，立即出现了晴朗的天。可是暴动又使天空阴云密布，使那次为人们一致欢庆的革命在争吵中大为减色。七月革命，和其他连连突击而得来的进步一样，造成不少潜在的骨折，暴动触痛了这些暗伤。人们可以说：‘啊！这里是断了的。’七月革命过后，人们只感到得了救，暴动过后，人们只觉得遭了殃。

　　“每次暴动，都使店铺关门，证券跌价，金融萎缩，市面萧条，事业停顿，破产纷至沓来，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失去保障，公众的信用动摇，企业紊乱，资金回笼，劳力贬值，处处人心浮动，波及一切城市。因而险象环生。人们计算过，暴动的第一天使法国损耗了两千万，第二天四千万，第三天六千万。三天暴动就花了一亿二千万，这就是说，仅从财政的角度着眼，那等于遭受一场水旱灾害，或是打了一次败仗，一个有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歼灭。

　　“当然，在历史上，暴动有它的美，用铺路石作武器的战争和以树枝木梃为武器的战争，两相比较，前者的宏伟悲壮并不亚于后者；一方面有森林的灵魂，另一方面有城市的肝胆；一方面有让·朱安，另一方面有贞德。暴动把巴黎性格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照得鲜红而又壮丽：慷慨，忠诚，乐观，豪放，智勇兼备的大学生，绝不动摇的国民自卫军，店员的野营，流浪儿的堡垒，来往行人对死亡的蔑视。学校和兵团对峙。总之，战士与战士之间只有年龄的差别，种族相同，同是一些百折不回的人，有的二十岁为理想而死，有的四十岁为家庭而亡。军队在内战中心情总是沉重的，它以审慎回击果敢。暴动表现了人民的无畏精神，同时也锻炼了资产阶级的勇气。

　　“这很好。但是为了这一切，就值得流血吗？并且除了流血以外，你还得想想那暗淡下去的前途，被搅乱了的进步，最善良的人的不安，失望中的诚实自由派，因见到革命自己伤害自己而感到幸运的外国专制主义，一八三○年被击溃的人现在又趾高气扬起来了，他们还这样说：‘我们早说过了的！’再加上：‘巴黎壮大了，也许，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得再加上：‘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应把话说透）固然是胜利地镇压了疯狂的自由，维持了治安，但是这种血腥的治安并不光荣。’总之，暴动是件祸国殃民的事。”

　　那伙近似高明的人——资产阶级——这样谈着，那伙近似的人，就很自然地感到满足了。

　　至于我们，我们摒弃那过于含糊，因而也过于方便的“暴动”一词。我们要区别对待一个民众运动和另一个民众运动。我们不过问一次暴动是否和一次战争花费同样多的钱。首先，为什么会有战争？这里，提出了一个战争问题。难道战争的祸害不大于暴动的灾难吗？其次，一切暴动全是灾难吗？假使七月十四日得花一亿二千万，那又怎样呢？把菲力浦五世安置在西班牙①，法国就花了二十亿。即使得花同样的代价，我们也宁愿花在七月十四日。并且，我们不爱用这些数字，数字好象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只是些空话。既然要谈一次暴动，我们得就它本身加以剖析。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反对言论里，谈到的只是效果，而我们要找的是起因。

　　让我们来谈个清楚。

　　①菲力浦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十八世纪初，西班牙国王去世，路易十四乘机把菲力浦五世送去当西班牙国王，因而与英、奥、荷兰联军作战多年。

　　二　问题的本质

　　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愤怒，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是权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会篡取政权，于是全体人民站起来，为了恢复自身的权利，可以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杜伊勒里宫接纳的是什么人，如果它接纳的是国王，对它进攻便是正义的，如果它接纳的是国民公会，对它进攻便是非正义的。同一架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②却是对的。外表相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保护的是正确的。

　　①这里葡月十四日应为葡月十三日（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这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武装进攻。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了保王党人。

　　普选在自由和自主的情况下所作的一切，不能由街道来改变。在纯属文明的事物中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涂。同一种狂怒，用以反对泰雷①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哥却是谬误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掘起铁轨，拆毁船坞，聚众横行，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②，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③，这些都是暴动。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伏西翁，罗马反对西庇阿④，是暴动，巴黎反对巴士底，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

　　①泰雷（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操纵全国粮食买卖，增加盐税，为人贪狠。

　　②拉米斯（Ramus），十六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在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

　　③一七六五年，卢梭在瑞士居住时，曾有一群反动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

　　④西庇阿（Scipion．又译齐比奥），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

　　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大陆。向文明赠送一个大陆，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而对此的任何抗拒都是有罪的。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诚。群众成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盐商贩的长期流血斗争，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却忽然归附王朝，一变而为朱安暴乱，使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商贩们逃脱了王室的绞刑架，颈子上的绞索还没有解下来，便又戴上白帽微。“打倒食盐专卖政①策”，忽又变成“国王万岁”。真是咄咄怪事！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九月的扼杀者②、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③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米克雷④、绿徽党⑤、辫子兵⑥、热胡帮⑦、铁臂骑士⑧，这些都是暴动。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动。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辨别的，它不一定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声，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坼裂的铜钟，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声。狂热和无知的骚乱不同于前进中的动荡。站起来，可以，但只应当是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起义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向后的强烈步伐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而掘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这些石块留给暴动的只是它们的泥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是暴动。

　　①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亨利二世之妻，太后卡特琳，利用纳瓦尔的亨利与国王姐姐的婚礼，在首都集会之际，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海军上将科里尼（胡格诺派）等均遭害。

　　②九月的扼杀者，即本书第三部856页所指的“九月暴徒”。

　　③德·朗巴尔夫人（deLamballe，1749—1792），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处死。

　　④米克雷（Miqeulets），原为受招安的西班牙匪帮，参加西班牙军队。拿破仑在一八○八年创建法国的米克雷军团，用以镇压西班牙。

　　⑤绿徽党（Verdets），在王朝复辟的恐怖时期，保王分子佩带绿色帽徽。

　　⑥辫子兵（caden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

　　⑦热胡帮（compagnonsdejé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

　　⑧铁臂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起义能是最神圣的义务，暴动也可以是无可挽回的罪行。

　　在热能的强度方面也有所区别，起义是火山，暴动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发生在政权的内部。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动，卡米尔·德穆兰治理国家。

　　有时，起义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选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个崭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历史充满了人权被蹂躏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

　　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恺撒时代有流放赛伊尼①的犯人，也有历史年表里的人物。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巴特莫斯②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③站在山石上就象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语④，但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是罗马人。

　　①赛伊尼（Syè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

　　②巴特莫斯（Patmo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

　　③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

　　④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

　　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文风。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言论。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某些文章象花岗石一样坚固，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述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增添了力最，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①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①韦雷斯（Verrè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为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

　　一个伟人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免去了这两个伟人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为不公正。上帝并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进到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①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情况。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专制君主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但是在一些丧失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是更丑恶的。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②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们的卑鄙是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③时代是这样，康莫德④时代是这样，海利奥加巴尔⑤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恺撒时代，在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本身的臭味。

　　①鲁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

　　②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绵延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

　　③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

　　④康莫德（Commo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

　　⑤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éliogabale，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

　　从这时起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这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

　　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的情况，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①，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②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缺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③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悲壮和正确，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不堪，乱打一阵，象一只瞎了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哺养人民是一个好愿望，而残杀他们是一个坏方法。

　　①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

　　②加斯特（Gaster），法国古小说中人物，此词的意义是肚子或胃。

　　③比尚赛（Buzānsais）事件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解放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象莱茵河那样流入了沼泽。

　　这些都是往事，未来则又不同。普选有这样可钦佩之处，它原则上消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战争就此消灭了，不论是街垒战或是国境战。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问今天的情况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总之，起义不同于暴动，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纯粹是叛乱，是看门狗的反抗，想咬主人；想咬人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狗用大声或小声狂吠着，直到狗头的形象突然变大的一天，暗中隐约出现了一只狮子的脸。

　　于是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是什么？是暴动？还是起义？

　　这是一场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暴动，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这次一八三二年的事变，在它爆发的速度和它悲惨的熄灭中都表现出无限伟大，就是那些只认为它是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的态度来谈论它。在他们看来这仅是一八三○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激动的思想不会在一日之内平静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断。在回到平静时期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好象高山慢慢达到平原一样，好比没有汝拉山区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没有阿斯图里亚斯，就没有比利牛斯山脉。

　　在近代史中，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之谓“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

　　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小枝叶，已在遥远的历史里消失了。在所谓的暴动时期有许多这类琐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因而来揭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要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约略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实面貌。

　　三　埋葬：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细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个鞋匠用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钱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

　　“我呀！我还没有武器。”“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活计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活计。”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就是说，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谈。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着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

　　六月五日那天，时而下雨，时而放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穿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稍微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着。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急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人头上戴着纸帽，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序，可是万众一心，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有些小队推选他们的领头人，有一个人，毫不隐讳地佩着两支手枪，好象是在检阅他的队伍，那队人便在他前面离开了送葬行列。在大路的横街里、树枝上、阳台上、窗口上、屋顶上，人头象蚂蚁一样攒动，男人、妇女、小孩，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大家惊惊慌慌地望着。

　　政府从旁注视着。它手按在剑柄上注视着。人们可以望见，在路易十五广场上，有四个卡宾枪连，长枪短铳，子弹全上了膛，弹盒饱满，人人骑在鞍上，军号领头，一切准备就绪，待命行动；在拉丁区和植物园一带，保安警察队从一条街到一条街，分段站岗守卫着；在酒市有一中队龙骑兵，格雷沃广场有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半，另一半在巴士底，第六龙骑联队在则助斯定，卢浮宫的大院里全是炮队。其余的军队在军营里，巴黎四周的联队还没计算在内。提心吊胆的政府，在市区把二万四千士兵，在郊区把三万士兵，压在横眉怒目的群众头上。

　　送葬行列里流传着种种不同的小道消息。有的谈着正统派的阴谋；有的谈到雷希施塔特公爵①，正当人民大众指望他起来重建帝国时，上帝却一定要他死去。一个没有暴露姓名的人传播消息说，到了一定时候有两个被争取过来的工头，会把一个武器工厂的大门向人民开放。最突出的是，在这行列中，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已流露出一种既兴奋又颓丧的神情。这一大群人已激动到了急于要干出些什么暴烈而高尚的行动来，其中也偶尔搀杂着几张出言粗鄙、确象歹徒的嘴脸，他们在说着：“抢！”某些骚动可以搅浑一池清水，从池底搅起一阵泥浆。这种现象，对“办得好”的警署来说，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①雷希施塔特公爵（Reichstadt），拿破仑之子，即罗马王，又称拿破仑第二，病死于一八三二年。

　　送葬行列从死者的府邸，以激动而沉重的步伐，经过几条大路，慢慢走到了巴士底广场。天不时下着雨，人们全不介意。发生了几件意外的事：柩车绕过旺多姆纪念碑时，有人发现费茨·詹姆斯公爵①站在一个阳台上，戴着帽子，便向他扔了不少石块；有一根旗杆上的高卢雄鸡②被人拔了下来，在污泥里被拖着走；在圣马尔丹门，有个宪兵被人用剑刺伤；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军官用很大的声音说“我是个共和党人”，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在强制留校不许外出之后突然出现，人们高呼：“万岁！共和万岁！”这是发生在送葬行列行进中的一些花絮。气势汹汹的赶热闹的人群，象江河的洪流，后浪推前浪，从圣安东尼郊区走下来，走到巴士底，便和送葬队伍汇合起来，一种翻腾震荡的骇人声势开始把人群搞得更加激动了。

　　①费茨·詹姆斯公爵（Fitz－James，1776—1838），法兰西世卿及极端保王派。

　　②法国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旗杆顶上装一只雄鸡，名为高卢雄鸡，这种装饰，到拿破仑帝国时期被取消了，到一八三○年菲力浦王朝时期又被采用。

　　人们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看见那个下巴下有一小撮红胡子的人吧，等会儿告诉大家应在什么时候开枪的人便是他。”据说后来在引起另一次暴动的凯尼赛事件中，担任同一任务的也是这个小红胡子。

　　柩车经过了巴士底，沿着运河，穿过小桥，到达了奥斯特里茨桥头广场。它在这里停下来了。这时，那股人流，如果从空中鸟瞰，就活象彗星，头在桥头广场，尾从布尔东河沿开始扩展，盖满巴士底广场，再顺着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圣马尔丹门。柩车的四周围着一大群人。哗乱的人群忽然静了下来。拉斐德致词，向拉马克告别。那是一种动人心弦的庄严时刻，所有的人都脱下帽子，所有的心都在怦怦跳动。突然有个穿黑衣骑在马上的人出现在人群中，手里擎着一面红旗，有些人说是一根长矛，矛尖顶着一顶红帽子。拉斐德转过头来。埃格泽尔芒①离开了队伍。

　　①埃格泽尔芒（Exelmans，1775B1852），法国元帅。

　　这面红旗掀起了一阵风暴，随即不见了。从布尔东林荫大道到奥斯特里茨桥，人声鼓噪有如海潮咆哮，人群动荡起来了。两声特别高亢的叫喊腾空而起：“拉马克去先贤祠！拉斐德去市政府！”一群青年，在大片叫好声中，立即动手将柩车里的拉马克推向奥斯特里茨桥，挽着拉斐德的马车顺着莫尔朗河沿走去。

　　在围着拉斐德欢呼的人群中，人们发现一个叫路德维希·斯尼代尔的德国人，并把他指给大家看，那人参加过一七七六年的战争，在特伦顿在华盛顿的指挥下作战，在布朗蒂温，在拉斐德的指挥下作战，后来活到一百岁。

　　这时在河的左岸，市政府的马队赶到桥头挡住去路，在右岸龙骑兵从则肋斯定开出来，顺着莫尔朗河沿散开。挽着拉斐德的人群在河沿拐弯处，突然看见他们，便喊道：“龙骑兵！龙骑兵！”龙骑兵缓步前进，一声不响，手枪插在皮套里，马刀插在鞘里，短枪插在枪托套里，神色阴沉地观望着。

　　离开小桥两百步的地方，他们停下来了。拉斐德坐的马车直到他们面前，他们向两旁让出一条路，让马车通过，继又合拢。这时龙骑兵和群众就面对面了。妇女们惊慌失措地逃散了。

　　在这危急时刻发生了什么事呢？谁也搞不清楚。那是两朵乌云相遇的阴暗时刻。有人说听到在兵工厂那边响起了冲锋号，也有人说是有个孩子给一个龙骑兵一匕首。事实是突然连响三枪，第一枪打死了中队长灼雷，第二枪打死了孔特斯卡尔浦街上一个正在关窗的聋老妇，第三枪擦坏了一个军官的肩章。有个妇人喊道：“动手太早了！”人们忽然看见一中队龙骑兵从莫尔朗河沿对面的兵营里冲了出来，举着马刀，经过巴松比尔街和布尔东林荫大道，横扫一切。

　　到此，风暴大作，事已无可挽回。石块乱飞，枪声四起，许多人跳到河岸下，绕过现已填塞了的那段塞纳河湾，卢维耶岛，那个现成的巨大堡垒上聚满了战士，有的拔木桩，有的开手枪，一个街垒便形成了，被撵回的那些青年，挽着柩车，一路飞跑，穿过奥斯特里茨桥，向着保安警察队冲去，卡宾枪连冲来了，龙骑兵逢人便砍，群众向四面八方逃散，巴黎的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投入战斗的吼声，人人喊着：“拿起武器！”人们跑着，冲撞着，逃着，抵抗着。怒火鼓起了暴动，正如大风煽扬着烈火。

　　四　当年的沸腾

　　没有什么比暴动的最初骚乱更奇特的了。一切同时全面爆发。这是预见到的？是的。这是准备好的？不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街心。从什么地方落下来的？云端。在这一处起义有着密谋的性质，而在另一处又是临时发动的。第一个见到的人可以抓住群众的共同趋势并牵着他们跟他一道走。开始时人们心中充满了惊恐，同时也搀杂着一种骇人的得意劲头。最初，喧嚣鼓噪，店铺关门，陈列的商品失踪；接着，零散的枪声，行人奔窜，枪托冲击大车门的声音，人们听到一些女仆在大门后的院子里笑着说：“这一下可热闹了。”

　　不到一刻钟，在巴黎二十个不同的地方就几乎同时发生了这些事：

　　圣十字架街，二十来个留着胡须和长发的青年走进一间咖啡馆，随即又出来，举着一面横条三色旗，旗上结一块黑纱，他们的三个领头人都带着武器，一个有指挥刀，一个有步枪，一个有长矛。

　　诺南第耶尔街，有个衣服相当整洁的资产阶级，腆着肚子，声音洪亮，光头高额，黑胡须硬邦邦地向左右奓开，公开地把枪弹散发给过路行人。

　　圣彼得蒙马特尔街，有些光着胳膊的人举着一面黑旗在街上走，黑旗上写着这么几个白字：“共和或死亡！”绝食人街、钟面街、骄山街、曼达街，都出现一群群的人挥动着旗子，上面的金字是“区分部”①，并且还有一个编号。其中的一面，红蓝两色之间夹着一窄条白色，窄到教人瞧不见。

　　①一七九○年，制宪议会把巴黎划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设立区分部，行政人员由选举产生，以代替从前的教会辖区。

　　圣马尔丹林荫大道的一个武器工厂被抢，还有三个武器商店也被抢，第一个在波布尔街，第二个在米歇尔伯爵街，另一个，在大庙街。群众的千百只手在几分钟之内便抓走了二百三十支步枪，几乎全是两响的，六十四把指挥刀，八十三支手枪。为了武装较多的人，便一个人拿步枪，一个人拿刺刀。

　　在格雷沃河沿对面，有些青年拿着短枪从一些妇女的屋里对外发射。其中的一个有一支转轮短枪。他们拉动门铃，走进去，在里面做子弹①。这些妇女中的一个叙述说：“我从前还不知道子弹是什么东西，我的丈夫告诉了我才知道。”

　　①当时的子弹壳是纸做的，装有底火，这部分由武器厂完成。“做子弹”就是把弹药装进子弹壳。

　　老奥德里耶特街上的一家古玩铺被一群人冲破门，拿走了几把弯背刀和一些土耳其武器。

　　一个被步枪打死的泥水匠的尸体躺在珍珠街。

　　接着，在右岸、左岸、河沿、林荫大道、拉丁区、菜市场区，无数气喘吁吁的人、工人、大学生、区的工作人员读着告示，高呼：“武装起来！”他们砸破路灯，解下驾车的马匹，挖起铺路的石块，撬下房屋的门板，拔树，搜地窖，滚酒桶，堆砌石块、石子、家具、木板，建造街垒。

　　人们强迫资产阶级一同动手。人们走进妇女的住处，要她们把不在家的丈夫的刀枪交出来，并在门上用白粉写上“武器已交”。有些还在刀枪的收据上签上“他们的名字”，并说道：“明天到市政府去取。”街上单独的哨兵和回到区公所去的国民自卫军被人解除了武装。军官们的肩章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上，有个国民自卫军军官被一群拿着棍棒和花剑的人追赶着，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所房子，直到夜里才改了装出来。

　　在圣雅克区，一群群大学生从他们的旅馆里涌出来，向上走到圣亚森特街上的进步咖啡馆，或向下走到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在那里，有些青年立在大门前的墙角石上分发武器。人们抢劫了特兰斯诺南街上的建筑工场去建立街垒。只有一处，在圣阿瓦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转角处，居民起来反抗，自己动手拆毁街垒。只有一处，起义的人退却了，他们已在大庙街开始建立一座街垒，在和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排交火以后便放弃了那街垒，从制绳街逃走了。那个排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包弹药和三百粒手枪子弹。那些国民自卫军把那红旗撕成条条，挂在他们的枪刺尖上。

　　我们在此一件件慢慢叙述的一切，在当年却是那城市在每一点上同时发出的喧嚣咆哮，有如无数道闪电汇合成的一阵霹雷滚滚声。

　　不到一个钟头，仅仅在那菜市场区，便平地造起了二十七座街垒。中心是那座著名的第五十号房子，也就是从前让娜和她一百零六位战友的堡垒，在它的两旁，一面是圣美里教堂的街垒，一面是莫布埃街的街垒，这三座街垒控制着三条街，阿尔西街、圣马尔丹街和正对面的奥白利屠夫街。两座曲尺形的街垒，一座由骄山街折向大化子窝，一座由热奥弗瓦－朗之万街折向圣阿瓦街。巴黎其他的二十个区，沼泽区、圣热纳维埃夫山的无数个街垒没有计算在内，梅尼孟丹街上的一座，有一扇从门臼里拔出来的车马大门，另一座，在天主医院的小桥附近，是用一辆卸了马的苏格兰大车翻过来建造的，离警署才三百步。

　　在游乡提琴手街的街垒里，有个穿得相当好的人向工人们发钱。在格尔内塔街的街垒里出现一个骑马的人，向那好象是街垒头目的人交了一卷东西，象是一卷钱币，并说道：“喏，这是作开销用的，葡萄酒，等等。”一个白净的年轻人，没有结领带，从一个街垒到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外一个，握着一把指挥刀，头上戴一顶警察的蓝帽子，在派人放哨。在一些街垒的内部，那些酒厅和门房都变成了警卫室。并且暴动是按最高明的陆军战术进行的。令人折服地选择了那些狭窄、不平整、弯曲、凸凹、转拐的街道，特别是菜市场那一带，有着象森林一样紊乱的街道网。据说，在圣阿瓦区指挥那次起义的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朋索街被杀死，有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巴黎地图。

　　真正指挥暴动的，是空气中一种说不出的躁急情绪。那次起义，突然一手建起了街垒，一手几乎全部抓住了驻军的据点。不到三个钟头，象一长串火药连续在延烧，起义的人便侵占了右岸的兵工厂、王宫广场、整个沼泽区、波邦古武器制造厂、加利奥特、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每一条街道，左岸的老军营、圣佩拉吉、莫贝尔广场、双磨火药库和所有的便门。到傍晚五点，他们已是巴士底、内衣商店、白大衣商店的主人，他们的侦察兵已接近胜利广场，威胁着银行、小神父兵营、邮车旅馆。

　　巴黎的三分之一已在暴动中。

　　在每一处斗争都是大规模进行的，加以解除武装，搜查住宅，积极抢夺武器商店，结果以石块开始的战斗变成了火器交锋。

　　傍晚六点前后，鲑鱼通道成了战场。暴动者在一头，军队在另一头。大家从一道铁栏门对着另一道铁栏门对射。一个观察者，一个梦游人，本书的作者，曾去就近观望火山，被两头的火力夹在那过道里。为了躲避枪弹，他只得待在店与店之间的那种半圆柱子旁边，他在这种危殆的处境中几乎待了半个小时。

　　这时敲起了集合鼓，国民自卫军连忙穿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走出了区公所，联队走出了兵营。在铁锚通道的对面，一个鼓手挨了一匕首。另外一个，在天鹅街，受到了三十来个青年的围攻，他们捅穿了他的鼓，夺走了他的刀。另一个在圣辣匝禄麦仓街被杀死。米歇尔伯爵街上，有三个军官，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地上死了。好几个国民自卫军在伦巴第街受伤，退了回去。

　　在巴塔夫院子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支队发现了一面红旗，旗上有这样的字：“共和革命，第一二七号。”难道那真是一次革命吗？

　　那次的起义把巴黎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一种曲折错乱、叫人摸不清道路的巨大寨子。

　　那地方便是病灶，显然是问题的所在。在其余的一切地方都只是小冲突。能证明一切都取决于那地方的，是那里还一直没有打起来。

　　在少数几个联队里士兵是不稳的，这更使人因不明危机的结局而更加惊恐。人们还记得在一八三○年七月人民对第五十三联队保持中立的欢呼声。两个经受过历次大战考验的猛将，罗博元帅和毕若将军，掌握着指挥权，以罗博为主，毕若为副。由几个加强营组成的巡逻队，在国民自卫军几个连的全体官兵护卫和一个斜挎着绶带的警务长官的率领下，到起义地区的街道上去进行视察。起义的人也在一些岔路口的路角上布置了哨兵，并大胆地派遣了巡逻队到街垒外面去巡逻。双方互相监视着。政府手里有着军队，却还在犹豫不决，天快黑了，人们开始听到圣美里的警钟。当时的陆军大臣，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苏尔特元帅，带着阴郁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

　　这些年老的军人，素来只习惯于作正确的战争部署，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导只限于作战的谋略，面对着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所谓人民公愤，竟到了不辨方向的程度。革命的风向是难于捉摸的。

　　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匆匆忙忙乱哄哄地赶来了。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营也从圣德尼跑到了，第十四联队从弯道赶到，陆军学校的炮队已经进入崇武门阵地，不少大炮从万塞纳下来。

　　杜伊勒里宫一带冷冷清清。路易－菲力浦泰然自若。

　　五　巴黎的特色

　　两年以来，我们已提到过，巴黎见过的起义不止一次。除了起义的地区以外，巴黎在暴动时期的面貌一般总是平静到出奇的。巴黎能很快习惯一切；那不过是一场暴动，并且巴黎有那么多事要做，它不会为那一点点事而大惊小怪。这些庞大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以提供种种表演。这些广阔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同时容纳内战和那种说不上是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宁静。每当起义开始，人们听到集合或告警的鼓声时，店铺的老板照例只说一声：

　　“圣马尔丹街好象又在闹事了。”

　　或者说：

　　“圣安东尼郊区。”

　　常常，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

　　“就在那一带。”

　　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惨到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那老板又说：

　　“认起真来了吗？是啊，认起真来了！”

　　再过一阵，如果暴动到了近处，势头也更大了，他便连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这就是说，保障他货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险。

　　人们在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相互射击，街垒被占领，被夺回，又被占领；血流遍地，房屋的门墙被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弹打死，尸体布满街心。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

　　好奇的人在离这些战火横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谈笑风生，戏院都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穿梭来往，过路的人进城宴饮，有时就在交火的地区。一八三一年，有一处射击忽然停了下来，让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友越过火线。

　　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次起义中，圣马尔丹街上有个残废的小老头，拉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载着一些盛满某种饮料的瓶子，上面盖着一块三色破布，从街垒走向军队，又从军队走向街垒，一视同仁地来回供应着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时而供给政府，时而供给无政府主义。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而这就是巴黎暴动所独具的特征，是任何其他都城所没有的。为此，必须具备两件东西：

　　巴黎的伟大和它的豪兴。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可是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这次武装反抗中，这个大城市感到了某种也许比它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它害了怕。人们看见，在那些最远和最“无动于衷”的区里，门、窗以及板窗在大白天也都关上了。勇敢的拿起了武器，胆小的躲了起来。街上已见不到那种不闻不问、单为自己奔忙的行人。许多街道都象早晨四点钟那样，不见人影。大家都唠唠叨叨地谈着一些惊人的新闻，大家都散播着一些生死攸关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是国家银行的主人”，“仅仅在圣美里修院，他们就有六百人，在教堂里挖了战壕并筑了工事”，“防线是不牢固的”，“阿尔芒·加莱尔①去见克洛塞尔②元帅，元帅说：‘您首先要调一个联队来’”，“拉斐德在害病，然而他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会跟着你们去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摆一张椅子的地方’”，“应随时准备好，晚上会有人在巴黎的荒僻角落里抢劫那些孤零零的人家（在此我们领教了警察的想象，这位和政府混在一起的安娜·拉德克利夫③）”，“奥白利屠夫街设了炮兵阵地”，“罗博和毕若已商量好，午夜或至迟到黎明，就会有四个纵队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攻，第一队来自巴士底，第二队来自圣马尔丹门，第三队来自格雷沃，第四队来自菜市场区；军队也许会从巴黎撤走，退到马尔斯广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一次，肯定是严重的”，“大家对苏尔特元帅的犹豫不决都很关心”，“他为什么不立即进攻？”“肯定他是高深莫测的。这头老狮子好象在黑暗中嗅到了一只无名的怪兽”。

　　①阿尔芒·加莱尔（ArmandCarrel，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

　　②克洛塞尔（BertrandClausel，1772—1842），伯爵，法国将军，一八三一年起是元帅，一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后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30—1831和1835—1837）。

　　③安娜·拉德克利夫（AnneRadcliffe，1764—1823），英国女作家，著有一些描写秘密罪行的小说。

　　傍晚时分到了，戏院都不开门，巡逻队，神情郁怒，在街上来回巡视，行人被搜查，形迹可疑的遭逮捕。九点钟已经逮捕了八百人，警署监狱人满，刑部监狱人满，拉弗尔斯监狱人满。特别是在刑部监狱，在人们称为巴黎街的那条长地道里铺满了麦秆，躺在那上面的囚犯挤成了堆，那个里昂人，拉格朗日①，正对着囚犯们大胆地发表演说。这些人躺在这些麦秆上，一动起来，就发出一阵下大雨的声音。其他监狱里的囚犯，都一个压着一个，睡在敞开的堂屋里。处处空气紧张，人心浮动，这在巴黎是少有的。

　　①拉格朗日（CharlesLagrange），在里昂建立“进步社”，一八三四年他领导里昂工人起义。

　　在自己的家里人也都采取了防御措施。做母亲的，做妻子的，都惴惴不安，只听见她们说：“啊，我的天主！他还没有回来！”难得听到一辆车子在远处滚动。人们立在大门口听着那些隐隐传来的、不清晰的鼓噪、叫喊、嘈杂的声音，他们说：“这是马队走过。”或者说：“这是装弹药箱的马车在跑。”他们听到军号声、鼓声、枪声，最揪心的是圣美里的警钟声。人们等待着第一声炮响。一些拿着武器的人忽然出现在街角，喊道：“回家去，你们！”随即又不见了。大家赶紧推上门闩说道：“几时才闹得完啊？”随着夜色的逐渐加深，巴黎暴动的火焰好象也越来越显得阴惨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