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精选]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21章 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第22页]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经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０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生死两茫茫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我又有点犯心跳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着"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材料，日记，全给弄走了。老刘喜欢照像，照片特别多。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没抄家的子女都围在外边往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出"新村"。来辆马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镜子不许拿，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水中间的简易房子前，可是那里的街道代表出来说，他们不要牛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马车，最后塞进一所破楼，名叫"垃圾大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真有办法，居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逼我给溥仪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回信说他没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发还给他。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

　　"你就跟我们去吧，可以给他拆拆洗洗，还可以听点他的消息。"他们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在老刘身边，知道他的情况，满心以为这是他们的好意。谁知这是他们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从我身上挤东西整老刘。我坐在车后边进了他们的厂，又进了一座大厂房--这就是63号。进去后被推进一间很小的屋，"哐当"门被关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觉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坏了，坐牢了。当天半夜就审讯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证拿出来，我哪里会有，这就拉出屋去整。前后整整两年半，打呀，要命呀，头发被他们大把大把揪掉。我把头发偷偷塞进被子里，心想早晚一天出来后非要告他们不可。粉碎"四人帮"后，叫我上台控诉他们，一个大领导叫我放开讲，我一讲一个多钟头，心跳得厉害呀！

　　开头他们叫我承认，说我家制造发报机，开黑会，还读反动誓词。他们在我身边摆着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认就拿屎尿灌我。他们还编了一套一套的，说我家开黑会时接国民党的党旗，叫我写，我不写就打呀骂呀，那些脏话，我从小到大就从来没听过那么下流的话，难听极了。

　　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都以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许停，一直昏倒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大，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去一直没打过我，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的。看你的腿肿成这样儿，我学过医，绘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知该怎么说感激的话。可是哪想到他借给我看腿伤，侮辱我。我呼救无人。拼命跟他对抗……这时我真想自杀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惨。守夜的一个女工劝我，我又想起老刘来。我要是死了，老刘放出来后怎么活；可我哪知道．他进来三个月受不住，拿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我记得我进来不久的一天，扒门缝看见过他一次背影，给两个人推着。我还一直以为他活着。我俩都在63号，他既不知道我也在里边，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些罪活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们忽然对我说："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绝于人民……"下边的话我只听见一句，"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我当时只觉得心里木极了，没有任何感觉，也没叫喊。等他们再来叫我写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刘"一刀两断"，我忽然跑出来大哭大喊，喊老刘。一下子爆发了！

　　我脑子完全乱了，控制不住。忽然觉得这是假的，老刘没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经出去了，哪一天会推自行车来接我；我俩就是到处流浪去讨饭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觉得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刘，一声声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刘就在眼前。弄得63号的男女看守们都说有鬼了……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手……

　　这样，他们就对我说："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住在这里，花这大的代价……"就把我轰出来。我坚决不再回"垃圾大楼"那间小屋，我一看那里的一草一木，神经就发狂。他们就把我弄到另一个地方住下，还叫两个女工轮流陪我，怕我自杀。事后才知道，63号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们很怕我自杀，又多一条人命。

　　老刘死那时，火葬场不给烧，是63号那帮人架劈柴烧的。然后钉个盒子，把骨灰放在里边。有一天他们来了，拿个白布包儿，对我说："他死有余辜！"打开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刘！我一下瘫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刘的衣服给他穿上，再戴上老刘的帽子。他就是老刘。我天天不出门，陪伴着他，他也陪伴着我。吃饭时绘它摆上一双筷子。它就傻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也不用它说话，他在，就好……

　　后来，我的养女回来了。人家都叫我把这假人拆掉，别吓着女儿，我才搬开它。

　　我的养女是"文革"初去内蒙古插队的。她的命运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刘从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刘没孩子，她生下来四十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　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０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