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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精选]与大师约会 普通话 [第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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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师约会: 普通话
一 在我们柿子沟，普通话，也叫官话。讲官话的人，受到尊重，因为那些人都是外地来的干部。他们，或者她们，衣衫整齐，面皮清净，牙齿洁白，身上散发着肥皂的清香。这样的人，一开口，官话响亮而标准，显示着身份和地位，向我们这个闭塞的山村，传达着来自山外边广大世界的精彩和繁华。听他们或者是她们说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享受。在我们的记忆里，第一次在我们村子讲官话的人，是“四清”工作组的组员。他们当中，有两个年轻的，是地区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那个男的，名叫傅春花。一个男人，竟然叫傅春花，真是哈哈哈。村子里的人，都叫他小傅。小傅个头矮小，两扇大耳朵，往两边张开，头上的发，乱糟糟地支棱着，像一把用旧了的猪鬃刷子。尽管小傅其貌不扬，但只要他站在人前一开口，无论是讲话，还是宣读文件，都会让我们马上忘记他的面貌。他嗓门洪亮，官话标准，抑扬顿挫，眉飞色舞，很有感染力。在我们的感觉里，讲着官话的他，身体渐渐升高，眉目慢慢端正，一个外表上不那么庄重的人，变得让我们肃然起敬。那个女的，名叫王奇志，一个女人，竟然叫王奇志，也比较哈哈哈。村子里的人，都叫她小王。小王剪着短发，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看上去很洋气，但她嗓音尖细，官话不标准，使她的容貌，在讲话的过程中，渐变渐土，土得跟村子里那些在大庭广众面前就掀开衣襟给孩子喂奶的大嫂们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我们和解小扁一样，都是村子里小学的学生。我们忘不了听傅春花讲话或是念文件时，解小扁仰起的脸上洋溢着的心醉神迷的表情。 村子里的人，对外边来的讲官话人满怀敬意，但对于自己村子里那些学着说官话的人，却极端鄙视。有一个笑话，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人，闯外，几年后，回家探亲。走到村头，看到本家一个大伯在荞麦地里锄草，便上前问讯，装模作样，撇腔拿调。他的大伯，心中厌恶，但毕竟只是个远房的侄子，不好说难听的话。那小子，不知好歹，竟然拔出一棵荞麦，撇着腔问：“大伯哇，这红梗绿叶开白花结黑果的是什么植物啊？”他大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去，将那人按在地上，手攥鞋底，对准屁股，一顿猛抽，打得那人，大声喊叫：“救命啊，救命啊，荞麦地里打死人啦！” 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在村子里流传，表明着村子里人，对那些出去一年半载就改变了乡音的人的鄙视和反感。官话是好，但那是你说的吗？你才喝了几天自来水，就忘记了家乡话。真的忘记了吗？如果是少小离家，几十年未归，刚回来，一时顺不过嘴来，带出几句官话，那还可以原谅。可你才出去几天，就回来撇，这不明摆着是在卖弄吗？好像不这样说话，别人就不知道你在外边混事似的。其实也没混上什么好事嘛，不过是在煤矿挖煤，早上下了矿，晚上还不一定能囫囵着爬上来，臭摆什么？其实也没混上什么好事嘛，如果你当上了县长、省长，回来撇，那也是应该，但你不过是个在肉联厂杀猪的工人，两手猪血，一身猪屎，撇什么？难道城里的猪也说官话？那城里的猪，不也是乡下人饲养的吗？其实，真正在外边闯好了闯大了的人，反倒不显山不露水，不会像他那样，一身骨头，比鸡毛还轻，一脸傲相，连亲爹都快不认识了。你看看他那小样，留着大背头，抹了足有二两头油，明光光的亮，贼溜溜的滑，花蝇落上去都站不住脚，臭虫爬上去要摔跟斗，扑鼻子的味儿，连拉磨的毛驴，都被他熏得打喷嚏。看看他说起话来那副尊容，两片嘴唇，一抻一咧，一歪一拧，仿佛不是他的嘴上原来就有的，而是后来缝上的两块胶皮，呸！你当官了，多大的官？不就是水嘴子公社的一个民政助理吗？不就是沙口子供销社的一个门市部主任吗？你的官难道比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大？人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满嘴的家乡话，一句官话都不说，你也娘的说什么官话？啊——呸！ 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大学和中专招生，恢复了考试制度。解小扁复习了三个月，竟然考上了地区师范学校。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考出去一个中专生，如同鸡窝里飞出了凤凰，当时就轰动了。 “知道吗？解小扁考上中专了！” “说梦话吧？” “真的，通知书下来了，大红封皮，盖着钢印！” 鸡被惊吓，咯咯叫唤着飞到篱笆墙上。 “解老扁的老闺女考上中专了！” “骗谁啊？” “真的，骗你干什么？许多人都去贺喜了，老扁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两斤水果糖。” “走啊，去抽烟吃糖啦！” 狗被冲撞，狂叫不止。 春天里，小扁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时，村子里的民办教师高大有轻蔑地说： “就她？她如果能考上中专，陈国忠也能到省里去参加长跑比赛。” 小扁考中后，高大有改了口：“小扁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脑瓜子聪明，再加上勤奋，哪有考不中的？” 村子里有一个初级小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教室只有一间，教师只有高大有一个。上完三年纪，如果想继续上，那就要跑十五里山路，到公社驻地新民屯，那里有一所完全小学，还有一所农业中学。我们读完了小学就回家种地，只有小扁和村支部书记的儿子宝田，读完了农业中学。宝田在村子里当了会计，天天蹲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小扁呢，跟我们一样，天天下地。曾经有人捎话给小扁的爹，说书记看中了小扁，只要小扁愿意给宝田做媳妇，就安排她去县卫生学校学习，学成后回来当赤脚医生，也是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月还有三元钱的补助。听说小扁的爹娘都动了心，但小扁不乐意。我们都觉得小扁有志气，心中敬佩，但同时又感到她一个中学生天天跟泥巴牛粪打交道很可惜。现在好了，小扁考中了，户口也要迁走，成了国家人，吃上国库粮，一步登天，宝田显然是配不上小扁了。小扁未来的丈夫，肯定也是个吃国库粮的，他们的孩子生出来就是吃国库粮的。村里许多人，感叹不已： “这个小扁，年纪不大，心中真是有主见，要是当初答应了宝田，这辈子也就难走出这个穷山沟了。” 三 小扁去上学那天，村子里许多人到河边送行。河里原本有座小木桥，因为连续几天暴雨，山洪暴发，冲垮了。小扁的爹招呼了几个人，用四根木头绑了一个框子，框子中间，安上一个大笸箩，笸箩里蒙上了两层塑料布。四根木头上，拴上了八个大葫芦。我们自告奋勇，要下水护送小扁。小扁的爹，知道我们都是好水性，就答应了。 小扁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来到河边。宝田替她背着行李，紧跟在她的身后。她自己手里提着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个搪瓷脸盆，一双布鞋，还有牙缸牙刷什么的。那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蓝咔叽布褂子，花衬衫的领子翻出来。她扎着两根短辫子，头发茂盛，很粗，像马鬃一样。裤子的布料跟褂子一样，膝盖上补上了两个对称的大补丁，用缝纫机补的，扎着一圈圈的绗纹。她的脸是那种山里姑娘的健康颜色，黑黝黝的红。牙很白。我们都知道她刷牙。每天早晨，我们到河边去挑水，就看到她蹲在河边的踏石上刷牙。她家住在河边高崖上，三间石墙瓦屋，房前房后有十几棵柿子树，还有一蓬蓬的野酸枣。有时候我们能听到她娘喊叫：“小扁，来家吃饭了。”她是老闺女，很娇惯的，尽管在外边干活很泼，但家里的活儿从来不干。她家烟囱里冒着白色的炊烟，喜鹊在她家柿子树上喳喳叫，懂风水的人说她家风水很好。从她嘴角上滴沥下来的牙膏沫子随着湍急而清澈的河水流淌到很远的地方，还散发着浓浓的水果香气。我们知道她使用的牙膏牌子是“万里香”，水果香型。 小扁站在河边，与众人告别。高大有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说：“小扁，这是我使用了十几年的钢笔，金星牌的，笔尖是铱金的，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谢谢高老师。”小扁说。 宝田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递给小扁，红着脸说：“小扁，祝你学习进步。” “你自己留着用吧……”小扁说。 “噢，小扁不好意思了！”有人起哄。 “那就谢谢了。”小扁说，“祝你明年考上大学。” “我不行，”宝田说，“学校里学那点知识，早就忘光了。” “复习一下嘛，”小扁说，“我让我娘把我用过的复习资料送给你。” “谢谢，但我真的不行，一看书，脑子里就嗡嗡地响。”宝田说。 这时，有人骑着一匹骡子从山路上跑过来。骡背上的人，身体耸动着，大声喊叫：“小扁呢？过河了吗？” “是我爹。”宝田悄声对小扁说，“他说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众人看清了，骑骡的人是书记，村子里最大的官，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顿时止住。到了人群前面，书记从骡子上跳下来，目光扫了一圈，最后定在小扁脸上，说：“小扁，本来不打算送你了，一想，你是咱们柿子沟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得送。了不起，全公社就考中两个，你是其中一个。我在公社开会，连郭书记都向我贺喜呢。” “书记，您大忙忙的，还专门赶回来，真让俺家感动。”解老扁说。 “我高兴啊，”书记说，“我可不像外村的干部那样，千方百计地卡着村子里的年轻人，不让他们出去闯世界。我巴望着年轻人都出去，去上大学，上中专，去当兵，去当工人，去当官，柿子沟要能出一个省长，我们不都跟着沾光吗？”书记瞪了我们一眼，说，“龇什么牙？你们要向小扁学呢，闲着没事的时候，动动脑子。” “我们也想动脑子，但我们的脑子生了锈，转不动了。” “看你们嬉皮笑脸的样子，一点正经没有，改天我得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书记不理我们了，转过头，说，“老扁，我赶王屋集给村里买了一头骡子，托小扁的福气，真是顺利，”书记说，“老扁，你是行家，上前看看，这头骡子怎么样？”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骡子身上。可真是一匹好骡子，严肃，庄重，桃木红色，额头上缀着一簇红缨，两只大眼，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仿佛一个大姑娘初见生人，有点羞怯。 老扁围着骡子转了一圈，从书记手中接过缰绳，把骡子头颅往上提起，扒开嘴巴看看牙口。 “齐口。”书记说。 “很嫩的齐口，”老扁拉着骡子走了几步，弯腰看看蹄腿，说，“好牲口，起码还能使唤十五年。” “你猜猜什么价？”书记问。 老扁将手伸向书记的袖筒，书记甩手道：“不用这老一套，你就说吧。” “最低也得这个数，”老扁伸出一根指头，“一千块，破不开的。” “你再猜，往下猜。” “九百八，不能再低了。” “再往下猜？” “九百？” “八百！”书记哈哈大笑着。 “怎么会这么便宜？” “要不我说是小扁带来的好运气呢？”书记得意地说，“是山那边解放军农场的牲口，人家换成拖拉机了，便宜处理。幸亏我去得早，晚一步，就被山口村老巴那个狗日的牵走了。” 乡民们脸上都出现了喜色，围拢上来，看这匹军骡。 “看，烙着印记呢。货真价实的军骡。毛主席说，全国人民要向解放军学习，全国的骡子，要向解放军的骡子学习。”书记哈哈大笑，众人也跟着笑。 书记摸着骡子臀部的烙印，说：“老扁，咱们村，风水动弹了！考出去一个洋学生，买回来一匹大牲口，这就叫双喜临门！你从前给地主当长工时侍弄过骡马，这活儿，就得你干了。” 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老扁。老扁满脸红光，嘴唇光哆嗦，但说不出话来。 书记将骡子交给老扁，自己走到小扁面前，目光上下，从头到脚，把她看了几遍，点点头，说：“小扁，到了外边，你只管一门心思学习，家里的事，根本不用操心。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有心劲的，会有大出息。好了，时候不早了，过河吧。” “谢谢书记，我会努力的。”小扁说。 “你们这几个讨债鬼，有把握吗？”书记看看我们四个，问。 我们激昂地回答：“书记放心，我们用手也能把小扁抬举过去。何况还有这绑了八个葫芦的筏子。” 书记走到河边，弯下腰，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筏子，说：“行啊，那就开始吧。” 我们脱去衣裳鞋子，每人身上，只余一条大裤衩子。毕竟到了秋天，阳光尽管很亮堂，但河中泛起来的水气，凉飕飕的。我们试试探探地下到水里，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你们先上来，”书记招呼了我们，然后回头吩咐儿子，“宝田，回家拿瓶烧酒来。” “书记，哪还好意思让您家破费？”老扁慌忙说，“我家里有酒，她娘，快回去拿烧酒。” “你糊涂了吗？家里哪有烧酒？”小扁的娘为难地说。 老扁瞪了老婆一眼，说：“死性，你不会去代销店买？” 老扁的老婆还想说什么，书记说：“算了，老嫂子，一瓶酒，算什么？宝田，快点跑，年轻轻的，腿肚子怎么像灌了铅似的？沉得拖不动。” “书记，您说我吗？”陈国忠从河滩上的杨树林子里，摇摇摆摆地走过来，身后，跟着一条大黄狗，威武凶猛，有狮子相。 “我哪里敢说你？”书记笑着说，“您现在可是不得了，既是护林员，管着全村的树，又是管理学校的专职代表，管着全体学生和老师。我可不敢得罪你。” “我这些职务，还不都是书记您从口袋里摸出来的？”陈国忠说，“不过，我可是尽职尽责，白天管理学校，夜晚在树林子里巡逻，”他指指那些树林，“您看看这些树，被我护的，都像大闺女一样滋润。”说着，到了河边，先看看小扁，眼睛像锥子，高声说，“行，有志气，有出息！解老扁能养出你这样一个闺女，真是个奇迹！”然后又看着老扁，说，“老扁，听说光大前门烟就散了两条？就没想着给咱留两根？你可别拿着豆包不当干粮，连书记都敬我三分呢！” “哪里止三分？”书记笑着说，“敬你十分呢。” 老扁嘿嘿地笑着，慌忙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皱皱巴巴的烟，刚想往外抽，陈国忠一把夺过去，大咧咧地说： “这么小气干啥？闺女都考上中专了，过两年，大把的工资，给你往回挣，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陈国忠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摇摇摆摆，脚尖在地上划道道。村里小孩调皮，跟在背后学他走路的样子。那条跟他形影不离名叫小花的大黄狗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箭一般扑上去，在那些仓皇逃蹿的孩子屁股上或是腿肚子上咬一口，然后回来，对着主人摇尾巴。被咬了的孩子，回家也不敢说。家长知道了，也不敢去找他。他是残疾人，光棍一条，怕谁？他家成分好，上溯三代，都是赤贫，怕谁？他原来是专职护林员，兴起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上边要村里派一个贫农代表脱产驻校，村里舍不得拿出一个劳力来，就让他兼任驻校代表。管理学校，总得找点事做。他从高大有床头上把那个马蹄表拿来，挂在自己腰带上。他说，我是贫农，腰带上挂着表，这就叫贫农带（代）表。掌握时间，负责敲钟。上课钟：“当——”下课钟：“当——当——当——”他敲钟，学生们都爱听。高大有很反感他，但也没有办法。贫农带（代）表，最高领导，毛主席给他的权威，何况，把钟敲得这样好。 宝田提着酒跑来，书记接过酒瓶子，摇摇，举到高处，对着太阳看。瓶子里泛起无数的小泡泡，浮浮悠悠。“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高粱烧。”书记说着，歪嘴，咬开瓶盖，仰起脖子，喝了一口，“味道真是不错！”笑着对陈国忠说，“陈大代表，这瓶酒本来是给你留的，但今天，就先给这些小伙子喝了吧，他们要下水，冰了腿，落下残疾，村子里两个好差事，都被你占了，无法安排对不对？” “知道您绕着圈子骂我呢，”陈国忠说，“反正大家伙都听着了，你亲口说的，欠着我一瓶酒。” “来吧，年轻人，每人喝几口，再用酒搓搓肚脐。”书记说。 我们接过酒瓶，轮流着，喝了一圈，又喝了一圈，然后又是一圈。真是好酒，喝到肚里，浑身发热。三圈轮过，下去了大半瓶。书记抢回酒瓶，说：“你们八辈子没捞到酒喝了吧？酒鬼。” 书记让我们把双手张开，往我们手里各倒了一些酒，命令我们往肚脐上搓。书记说：“人受寒，凉气都是从肚脐里进去的，只要用酒搓了肚脐，在冰水里泡一上午也不会有事的，这个，我有经验，当年，给解放军运送军粮，冰天雪地——算了，不说了，你们下河吧。” 宝田扶持着小扁坐进笸箩。为了保险，她把铺盖卷儿，放在怀里抱着。我们两个在前，两个在后，前面的拉，后边的推，将筏子弄进河水。水流湍急，筏子飞快地往下游漂去。我们手扶着葫芦，顺着劲儿，将筏子往河道中央送。“回去吧！”小扁对着河边的人招着手，喊叫。许多人，沿着河边，踩着碎石和淤泥，往前跑动。小扁的娘，在最后边，吃力地挪动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跑，一边跑，一边举起衣袖擦眼睛。 筏子进了中流，许多从上游冲下来的庄稼秸秆，有玉米，有棉花，还有一些纠缠成团的红薯蔓儿，从我们身边漂过去。我们格外小心，生怕河水溅入笸箩。小扁一手揽着铺盖，一手紧紧地抓着笸箩的边缘，看样子有些紧张。我们说：“小扁，别怕。”小扁说：“有你们，我怕什么？”就这样渡过了中流。就这样到了对岸。我们把筏子拖到河滩上，两个人先把她的行李拿上来，两个人扶持着她下筏子。小扁感动地说：“老同学们，辛苦了。” “应该的，应该的。” 我们抬着筏子，往上游走。走到了与小扁家的房子遥遥相对的地方，看到对岸许多人往这边招手。有人大声喊叫：“小扁——小扁——” 似乎是宝田的声音。 “回去吧——回去吧——”小扁招着手喊叫。 我们停下脚步，说：“小扁，再见。” 小扁背着行李上了路，说：“也许，我毕了业，就回村来教书呢。” “你可千万不要回来。”我们说。 四 小扁临近毕业时，兴起了“社来社去”，说是新生事物，和“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决裂。有一些大学和中专生，毕业后主动放弃吃商品粮的机会，回原籍当农民，挣工分吃饭。觉悟不高的，还是等着国家分配，拿工资，吃商品粮。小扁觉悟高，选择了回乡。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连连顿牙，替她惋惜，如果是自己的妹妹，就抽她两个大耳刮子，可她不是我们的妹妹，抽不得。这个小扁，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许多人，包括我们，做梦都想着逃出这山沟旮旯，可她好不容易逃出去，竟然又自愿回来了。光荣是光荣，报纸上宣传过，大喇叭里吆喝过，回来的时候，公社的吉普车送到桥头。公社教育组长，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戴在她的胸前。我们村书记，带着一个吹唢呐的，一个吹笙的，一个敲锣的，列队在桥头上迎接。吹奏着当时最流行的抒情歌曲《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怀念亲人解放军的。我们村对解放军感情深，解放军卖给我们那匹退役骡子，又温顺又能干，大人小孩都喜欢。即便是这样的好曲子，被唢呐一吹，呜呜咽咽的，走了调，再加上那破锣声声，不是喜庆味儿，倒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古代处斩犯人时的伴奏。 安排小扁到村子里初级小学教书。学校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一间教室，二十多个学生，分三个班级。老师还是高大有一人，小扁来了，变成了两个。陈国忠还在履行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职责，贫农带（代）表，负责打钟，带着他的狗。狗有点老了，喜欢趴在学校窗前睡觉。 小扁走马上任第一课，是件大事。教室爆满，连那些平日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捣蛋鬼也来了。书记来了。宝田来了。宝田新近纳了新，当着会计，还兼任着团支部书记，人称“小书记”。学生家长也来了。小扁的爹娘也来了。教室里根本盛不下，就挤在门口。我们趴在窗外，从窗户棂子空隙往里张望。陈国忠满脸红光，嘴巴里散着酒气，摇摇晃晃，在教室前面的空场上转圈子，两条腿，左撇右拖，脚尖划地，留下了数不清的道道。大黄狗跟在他身后，低垂着头，看上去是在勉力支撑。他转悠着，不时地把挂在腰带上的马蹄表拿起来观看。有人说：“陈瘸子，敲钟吧！”“呸！”陈国忠对着那人啐了一口唾沫，狗也有气无力地叫了三声，说，“还差三分钟！汪，汪，汪。” 陈国忠站在钟下，背靠着吊钟的松木杆子，稳定住身体，左手托着马蹄表，右手扯着钟绳，眼睛死盯着表盘，秒针的跑动声，似乎用大剪刀铰纸壳子，喀嚓喀嚓响。突然，表声听不见了，小河流水的哗哗声和黄鹂鸟披肝沥胆般的啼叫声从学校后边涌过来，像浪潮似的。黄鹂在果实累累的柿子树上鸣叫，像一块黄玉，镶嵌在层层叠叠的墨绿中。从教室旁边那两间新盖起来的小屋里，高大有在前，解小扁在后，相跟着走出来。相跟着走过来。高大有，头发花白，脸盘很大，但没有肉，高耸的颧骨和巨大的下颚骨，构成一个野蛮的方形。我们对他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解小扁。解小扁，瓜子脸，杏子眼，糯米牙，菱角嘴，长睫毛，黑眉毛，马鬃发，变了发型，过去是两条短辫子，现在是一个偏分头，像个俊俏的小伙子。碎花红衬衣的下摆扎在黑裙子的腰里。脚上是白袜子，白色塑料凉鞋。她虽然和我们一样挣工分吃饭，但她已经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了。她跟着高大有往教室里走，神色很严肃。就在她的身体即将踏进教室门槛那一刹那，陈国忠拉动钟绳：“当、当……” 钟声让我们联想到：太上老君急急如敕令。 高大有站在讲台正中，开始讲话。小扁站在一边，侧耳恭听。我们原以为高大有讲那么三句五句的就该退到一边，让在山外受过高级教育、见过大世面的小扁开讲。谁知道，这老杂毛，滔滔不绝，从他二十年前教扫盲班开始，一桩桩，一件件，陈谷子，烂芝麻，没完没了，老母猪忘不了万年的糠，为自己摆功劳，说村子里的人，凡是认字的，都是他的学生，书记是他的学生，会计是他的学生，保管员也是他的学生，记工员也是他的学生。还说如果没有他，这个村子，就是一个文盲村。接着说他怎样艰苦，夜里借着月光批改作业。又说他待遇怎么低，挣的工分还不如陈国忠多。陈国忠在窗外低声骂：“孙子，跟我攀比？我家三代赤贫，你家是老中农，解放前家里养着一头大黑牛，农忙时还雇过短工，土改时没把你家划成富农，已经便宜了你，如果把你家划成富农，孙子，你还教书，教个大鸡巴去吧！” 高大有听不到陈国忠的话，只管随着自己的意愿讲，仿佛要借着这个机会，把积攒了二十年的苦水，一股脑儿的，全部倒出来。大家都厌烦了，孩子们抓耳挠腮，大人们，有的咳嗽，有的打哈欠。我们是来听小扁讲第一课的，谁愿意听你啰嗦？但高大有继续讲，两个嘴角上，各有一朵白沫。讲话时嘴角上带着白沫的人，都是废话篓子。高大有就是天下第一的废话篓子。当年我们跟着他学字时，烦他啰嗦，偷偷地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做“高大角猪”。官话里叫“公猪”或是“种猪”，在我们的土话里，就是“角猪”，为什么把高大有叫做高大角猪呢？难道他给母猪配种吗？难道有许多小猪是他的孩子吗？不，他不跟母猪交配，也没有小猪是他的孩子，我们只是看到，村子里那头角猪在交配时，嘴角上冒着白沫。高大有知道我们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外号，气得蹦高，拧我们的耳朵，揪我们的鼻子，扯我们的嘴巴，掐我们的脖子，撕我们的头发，那些日子里，我们受的，不是人罪。听听，他还在那里啰嗦，众人都歪过头去看书记。书记笑眯眯的，不动声色。书记真是有包涵，要不也当不了书记。“小书记”耐不住了，手指着高大有，喊：“哎哎哎！”高大有这才说：“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来了一个新老师，解小扁，解老师，八年前，她也是我的学生。尽管她师范毕业，但跟我一样，也是挣工分的，现在，请她给大家讲课。” 高大有很不情愿地退到一侧，小扁站在讲台正中，用字正腔圆、非常标准的官话说：“同学们，从今天起，我用普通话讲课，你们也要用普通话回答我的问题……” 小扁的话刚刚开头，陈国忠在我们身后，把铁钟敲响：“当——当——当——”他一脸无奈，仿佛告诉我们，时间到了，该下课了，贫农带（代）表，铁面无私。 五 小扁推广普通话，搞得轰轰烈烈。村子里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孩子们用幼稚的嗓子，喊叫普通话。孩子们都喜欢小扁，并不仅仅是因为小扁漂亮。有一个女人问自己的儿子：“俺问你红卫，你们那个解老师教得好不好？”红卫把流出来的鼻涕猛地吸进去，大声说：“不是‘横’卫，是‘红’卫，不是解老‘斯’，是解老‘师’！”那女人说：“啊呀，嗵鼻涕的孩子，也撇起来了！解老师教得好吗？”“好！”“是高老师好，还是解老师好？”“解老师好。”“解老师哪里好？”“解老师会讲普通话。”“还有呢？”“解老师身上有股好味。”“什么味儿？”“反正是好味儿。”“你们解老师撇腔拿调，听着让人牙碜呢。”“是‘人’不是‘银’，是‘碜’不是‘涔’！”红卫怒冲冲地纠正着母亲的错误。“哎哟，‘荞麦地里打死人啦！’”女人大声说。“是‘麦’不是‘妹’！”红卫说。 小扁对我们说：“其实，我们柿子沟的口音，与普通话很接近。我们把r混到了y里，我们把sh，混到了s里，我们把zh混到了z里，我们把ong混到了eng和ing里，只要把这些音纠正过来，再把调值读准，我们的话，就基本上是普通话了。” 小扁对我们说这些，无疑是对牛弹琴。我们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再说，老大不小的了，再撇腔拿调，怎么好意思开口？最主要的是，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又有什么用处？但我们也承认，小扁说普通话时，的确是神采飞扬，格外美丽。小扁曾经想让我们跟着她学说普通话，我们都笑。我们说，小扁，不是我们不想学，主要是我们上了年纪，舌头硬了，学不会了，再说，生产队里的牛和毛驴，听不懂普通话，如果我们学会了普通话，就无法使唤它们了。小扁也笑了，说，自然是用无可挑剔的普通话：“各位老同学，我跟你们不隔心。我知道‘荞麦地里打死人’的故事，知道我推广普通话会让人嘲笑，阻力很大。但这是我的志愿。我之所以决定‘社来社去’，就是想回来推广普通话，让我们村的人，将来走出山沟时，不再被人笑话。我刚到学校，一句普通话也不会，一开口，那些城里来的同学就捂着嘴笑，纷纷地学我说话的腔调，背地里说我，一开口就是一股山药蛋子味儿。我立志要学会普通话，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跟着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偷偷地学。半年后，学校里举办文艺活动，我上去朗诵诗歌，普通话非常标准。从此，同学们都对我格外尊重。我体会到，普通话，不仅仅是说话的腔调，还是人的身份，尊严！我要用普通话，改造我们的村子！” 听了小扁的话，我们不敢笑了。我们感到这的确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接着一起回忆了当年听四清工作组的那个傅春花用普通话演讲、宣读文件时带给我们的神圣感受，知道小扁正在干着的，也许是一件对于我们的村子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小扁推广普通话，高大有最反对，在街上，见了人，说不上两句话，就把话头引到这件事上：“瞧她那个浪狂劲儿，出去喝了两天自来水，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她那叫普通话？那叫溲臭蒜！真是祸害人，我每天都要跑到河里去，洗两次耳朵……” 我们知道，高大有反对小扁，是嫉妒心理作怪。学生们都喜欢小扁。小扁上课，教室里一片欢声笑语。轮到他上课，学生们不是打盹就是捣乱。还有，小扁的工分，比他高。他找到书记，质问：“小扁才教了几天书？我教了二十多年，凭什么她的工分比我高？”书记不冷不热地说：“小扁的工分，村里说了不算，是公社里定的，你不服，就到公社去反映。”他到公社教育组去反映，教育组的人说：“人家是中专学历，文件规定，拿最高劳力工分。”教育组的人还说，“老高，解小扁是公社里树立的典型，她用普通话教学的事迹，已经报到县里，县里很重视，很可能要向全县学校推广，你跟她攀比，不是自找霉气吗？”气得他，跑到供销社饭店里，喝了半斤白酒，醉了，一路叫骂，见了鸡骂鸡，见了狗骂狗。认识他的人都说：高大有疯了。我们也认为高大有疯了。他去找书记，明摆着是“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他也不想想，书记的儿子宝田，刚纳了新的党员，会计兼着团支部书记，高头大马，仪表堂堂，对小扁早就有意。虽然前些年小扁拒绝过他，但这几年，来往不断，小扁如果不还乡挣工分，这事儿自然也就黄了，但如今小扁回了乡，这事儿，如果不成，就是奇了怪。 深秋时节，小扁推广普通话的运动，掀起了高潮。村子里的墙上，写满了拼音字母和字，旁边还画着图画。到了晚上，一群孩子，在她的带领下，拿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子，走街串巷，大声喊叫： 是‘人’不是‘银’，是‘肉’不是‘右’。 是‘师’不是‘斯’，是‘割’不是‘嘎’。 是‘猪’不是‘驹’，是‘牛’不是‘游’。 是‘龙’不是‘灵’，是‘熊’不是‘行’。 是‘日’不是‘义’，是‘国’不是‘鬼’。 是‘灯’不是‘冬’，是‘软’不是‘远’。 是‘耕’不是‘京’，是‘药’不是‘月’。 是‘然’不是‘严’，是‘荣’不是‘赢’。 …… 六 村里有五百多棵集体所有的柿子树，采摘下来的柿子，集中到场院里，像一座小山。那时候我们柿子沟交通不便，柿子运不出去，不值钱，分配给社员，十斤柿子，抵一斤口粮。大多数柿子，晒了柿饼，少数的，塞进麦穰垛里捂着，去了涩味儿，寒冬腊月里，摸出一个来，放在井水里拔拔，嘬一口，透心儿凉。社员们拿着篓子、麻袋，排着队，等候分配。保管员司磅，宝田看账。 分柿子那天，正是个星期日。刮着秋风，天色鲜蓝。抬头往山沟里看，树树红叶，连成一片，沟里仿佛着了火。高大有站在社员队伍里，冰着方框脸，不理人。他穿着那件五冬六夏都不换的蓝制服褂子，磨破了的袖子上，沾着粉笔末子和墨水。他的衣领上别着四个直别针，衣兜里插着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我们听说他把当年在河边上赠送给小扁的那支金星牌钢笔要了回来。这人，狗一样，拉出来的，再吃下去，哪里还算个男人！听说宝田赠送了一支英雄牌金笔给小扁。宝田翻着账簿，高声喊叫：“高贵香家，一千六百八十二斤——” 我们将装满柿子的大筐抬到磅盘上。保管员拨弄着磅上的刻度游标，报数：“第一磅，二百六十五斤——” 我们把柿子筐抬到一边，倒在地上，柿子满地滚。高贵香的女儿小青用脚往里踢着柿子，对着匆匆走来的高贵香，哭咧咧地说：“娘，你怎么才来呢？分这么多柿子，怎么办呢？” “傻孩子，东西还怕多吗？有柿饼吃着，就饿不死人。” “娘，是‘人’不是‘银’！”小青说。 “你要再敢撇腔拿调我就撕烂你的嘴！”高贵香用食指戳着小青的额头，凶巴巴地说，“什么是‘人’不是‘银’，说了半辈子话，突然就不会说了？” “是‘然’不是‘严’……”小青胆怯地嗫嚅着。 高贵香在小青后脑勺子上扇了一巴掌。小青趴在了柿子堆上，呜呜地哭起来。我们把第二磅柿子二百七十斤，倒在高贵香身后。金黄色的柿子，扑扑噜噜涌出来，把这个凶女人的两条腿埋住了。我们反感她，并不仅仅因为她是高大有的妹妹。倒完柿子后，我们使了一个眼色，用抬筐的边缘，故意地撞了一下她的腚，使她一下子趴在了柿子堆上。臭嘴娘们，啃两口涩柿子吧，让涩柿子麻了你的舌头，省了你骂人。“是涩不是筛”，我们想起了小扁和她的学生用喇叭筒子吆喝过的话。“你们瞎了眼了？”高贵香大骂，“你们这些坏了良心的奸蹦子，坏种！”我们笑着，把第三筐分给她家的二百八十斤柿子抬过来，倾倒在她的眼前，让那些调皮的柿子，埋没了她的大腿。 高大有上前来，一手拤腰，一手指着我们，恼怒地说：“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你们这些帮虎吃食的杂种，狼狈为奸的畜生，拍马屁溜沟子的小人！解小扁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是嗅过她的骚呢，还是舔过她的腚？我看你们是白忙活，解小扁的尿，轮不到你们喝，解小扁的腚，也轮不到你们舔……” “舅舅，您别骂了……”小青哭着喊着，抓起一个柿子，扔到很远的地方。 宝田把算盘往桌子上一拍，站起来，说：“高大有，你太猖狂了！” “老子就猖狂了，怎么的？” “你那个民办教师，不是铁杆庄稼！” “老子教书时，你还在你爹腿肚子里转筋呢，你说不让我教，我就不教了？你们爷俩儿，在柿子沟一手遮天，但你们能把全中国的天都遮住吗？”高大有挥舞着手臂，说，“真是他妈的不要脸了，爷儿俩个，围着一个娘们的腚沟转，宝田，你是个傻种，解小扁那个窟窿，你爹钻够了才轮到你呢！” 宝田抓起算盘，对着高大有投过来。高大有一闪，躲过去，继续说：“说到痛处了吧？这就叫气急败坏，哈哈，你们以为大家伙眼睛瞎了？告诉你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宝田提起凳子，欲往高大有身边冲，被保管员死死抱住。保管员劝他：“宝田，宝田，不要跟这个疯子一般见识。” “我是疯子？我是他妈的疯子，我是被你们和解小扁联手气疯了。你们是一群苍蝇，围着解小扁那块臭肉转圈飞……” “高老师，是‘肉’不是‘右’。”小扁走到高大有面前，平静地说。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高大有那些脏话，难道她都听到了吗？ “老子就说‘右’，你能怎么的？” “高老师，是‘说’不是‘靴’。”小扁笑眯眯地说。 “甭你娘的在我面前卖片儿汤，你认识那几个字，不还是老子教你的吗？” “高老师，是‘认’不是‘印’，是‘识’不是‘希’。”小扁耐心地说。 “你……你这个……” “高老师，是‘这’不是‘则’。”小扁说。 “我……气煞我也……” “高老师，是‘煞’不是‘撒’。” “我就‘撒’了，你能怎么着？‘撒撒撒撒……’”高大有将两条胳膊挥舞起来，仿佛真的往空中撒着什么东西，但他的动作，突然缓慢了，先是左边的胳膊，无力地垂下来，接着右胳膊也耷拉下来。他横眉竖目的脸，像被水淋湿的纸糊灯笼一样坍塌了。然后他就歪倒在地上，嘴角上流出涎水，嘴巴里呜呜噜噜的，不知道说着什么。 高贵香大声哭嚎着，叫骂着，从柿子堆里挣出来，抓起身边的柿子，对着我们投掷：“你们这些土匪，你们这些强盗，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破鞋，你们把我哥气死了啊……” 七 高大有得了脑溢血，送到医院救治后，活了过来，但留下了后遗症：嘴巴歪了，左腿拖了，左胳膊举不起来了。他拄着拐棍，在村子里游荡。见了人，就呜啦，听不清楚说什么。在大街上游荡够了，就到学校里去，用拐棍捣教室的窗户，或者在教室前那个空场上，用拐棍划字，骂小扁，骂书记和宝田。陈国忠上前，用不便利的脚，把那些恶毒的话语抹掉。抹着抹着，两个人就打了起来。那条大黄狗，有气无力地叫几声，便不再理睬他们。打的结局，总是陈国忠将高大有推翻在地，摆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笑着说：“高大有，你这孙子，从前笑话我瘸，给我起外号‘英文教员’，说我走起路来，脚尖在地上写英文。笑话人，轮上身。你孙子，怎么也划起道道来了？你看看你划的，像蝌蚪文呢。现在，你孙子还不如我呢，我还有一张嘴，可以唱戏，‘手提着红灯啊俺四下里看——上级派人那个到咱龙潭呐——’可是你，呜呜啦啦，嘴歪鼻塌，彻底废物了。书记大仁大义，看在你教了多年书的份上，保留了你的工分，把你住院的费用，用合作医疗经费全部报销，你还写字骂他，这叫什么？这就叫‘批林批孔批宋江，丧心病狂’！”陈国忠唇枪舌剑，妙语连珠，骂得高大有老羞成怒，无处发泄，抡起拐棍，想打，但举起棍子，身体就失去支撑，没打着陈国忠，自己先倒了。爬起来，在地上转圈，找不到解恨处，瞄上了那铁钟，歪歪斜斜扑上去，身体依靠木头上，用那只好手，扯住钟绳，就想敲钟。这可了不得，事关大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管理的就是这个钟，哪能让他乱敲？于是，哇哇叫唤着，胳膊忽扇着，仿佛抓着野兔子艰难起飞的老鹰翅膀，扑了上去，“当——”钟响了一声，两个残人纠缠在一起，滚成一团。大黄狗厌烦地叫了一声，便闭上眼睛。滚够了，分开。似乎都吃了亏，似乎都占了便宜，似乎都解了恨，退后几步，间隔着三五米的距离，陈国忠对着高大有吐唾沫，唾沫里有血，高大有用拐棍在地上写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小人得志。志字后边，还画了一个长长的惊叹号。 陈国忠跳着脚说：“是‘人’不是‘银’！” 八 我们在一起议论：小扁如果不还乡，宝田和她不般配。小扁回了乡，和宝田很般配。我们顺着蔓儿往下想，小扁如果和宝田成了两口子，接下来的幸福，就像葡萄，一串串一穗穗，采摘不尽。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俩的事，已经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不可改变了。但一个半真半假的传言，让我们心中感到七上八下。说宝田向小扁求婚，小扁说：“啥时候你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再跟我来谈这个问题。” 宝田说：“我随时都可以学会普通话，但是，如果我在村子里，满口普通话，不让人笑话吗？” “笑话什么？”小扁瞪了宝田一眼，说，“到了外边，不说普通话才让人笑话呢。” “到了外边，我也会说普通话，但在村子里，还是不说为好。”宝田说。 “随你便。”小扁说。 “小扁，咱们俩在一起时，我可以跟着你说普通话，但在公众的场合，你还是让我说咱自己的话。”宝田说。 “随你便。”小扁说。 “小扁，咱们俩的事，拖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举行个仪式定下来？”宝田说。 “咱们俩有什么事？”小扁问。 “我知道你跟勘探队那个小丘来往密切，”宝田带着情绪说，“但那些人是顺水漂流的浮萍，不可靠的。” “你没有资格对我说这样的话。”小扁说。 小扁和宝田的对话，来自陈国忠的转述，我们半信半疑。对话中提到的那个小丘，是省地质局的一个勘探小队的队长。秋收时节，一辆溅满泥浆的大卡车，开到我们村外，在布满卵石的河滩上，竖起一个井架，发动了一台四十八马力的柴油机，拉着钻机，开始了神秘的钻探。问他们钻什么，他们笑而不答。钻井队里，共有十四个人，清一色的小伙子，队长小丘，满头鬈毛，唇红齿白，皮肤黧黑，穿一身帆布工作服，戴着白手套，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手腕子上戴着一块亮晶晶的手表，讲的自然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样的人物，过去我们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过。他们的出现，使我们异常兴奋，最兴奋的还是孩子。他们忘记了上课，围在井架旁边，目不转睛地观看。柴油机铿铿地吼着，钻机隆隆地转着，柴油味溢满河道，河水中漂浮着油花子。小扁到钻机旁边去找她的学生，认识了小丘。在我们村人眼里，小丘和他的队员们很有吸引力，但在小丘和他的队员们眼里，小扁更有吸引力。我们猜想，小扁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容貌，还包括她标准的普通话。 我们农民，只有下大雨、刮狂风、下冰雹，才可以休息，但钻探队里那些人，每隔六天就歇一天。当我们看到他们在晴空丽日下，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在河边、在树林里、在我们村子里晃来晃去时，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人间的不平。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对此，我们没有一点脾气。我们只是感到，这样大好的日子，不刮风不下雨，竟然用来玩耍，真是糟蹋了。村子里有资格过星期天的人，只有小扁一个。星期天里，小扁端着脸盆，在河里洗衣裳。一个精巧的小收音机，放在河边一块石头上。里边一会儿唱戏，一会儿说话。里边唱戏时小扁就跟着唱戏，里边说话时小扁就跟着说话。有时候，小扁也在河里洗头。她把衣裳领子窝进去，露出比脸白许多的脖子，浸湿头发，抹上香皂，搓出一头泡沫，然后就把头放在水中漂洗。 只要小扁出现在河边，钻探队员们都来洗衣服。有的说：“解老师，唱个歌吧。”有的说：“解老师，你应该到广播电台去当播音员，在这山沟里，可惜了。”小扁不搭理他们，只是微笑。钻探队员们有的也有口音，小扁就毫不客气地纠正他们，使他们的脸，臊得通红。每当此时，队长小丘就用眼睛瞪他的队员。过了不久，那些勘探队员就不再围着小扁转悠了，只剩下队长小丘和小扁在一起。他们俩在河边走，在树林子里走，在山沟里走，走够了，就坐在石头上。小丘从怀里摸出一个口琴，放在嘴巴里来回拉动，美妙的声音就从那些槽槽洞洞里发出来。许多鸟在他们后边的树上鸣叫，有“喳喳”的，有“啾啾”的，啄木鸟啄树洞，“笃笃笃，笃笃笃”。村子里的放羊汉李结实，站在山顶那块黑色的大石头上，高声歌唱：“是‘人’不是‘银’呐——是‘肉’不是‘右’——”散在山坡上的羊，“咩咩”叫唤。小扁的学生，有牵着羊的，有背着草筐的，躲在树林子里，听着，看着，小脑袋里，想象着什么，想象着什么呢？ 那个名叫小青的女孩子，虽然是高大有的外甥女，但和小扁非常亲近。她的娘高贵香经常向她灌输对小扁的仇恨，但是一点作用也不起，甚至起反作用，孩子的心就是这样，你教她仇恨，她却学会了热爱。 这个小青，竟然喝了农药死了。死后浑身青紫，嘴巴微张，大睁着眼睛。真是可惜，真是可怜，真是可怕。我们村子，喝农药死去的女人，十几年里，累计有十几个，但从来没有孩子自杀过。小青的死，全村震动，外村也知道了。村里的人差不多都去看过，外村也有来看的。 小扁去看小青，高大有手持拐棍，拦着门不让进。陪小扁一起去的小丘，把高大有连同他手中的拐棍一起抱起来——他的力气可真大——像抱一麻袋柿子一样，抱到很远的地方，往地上一蹾，说：“您在这里歇会儿吧。” 小青被平放在院子里一棵粗大的柿子树下，身下垫着一块塑料布。半张着的嘴巴里，散发出刺鼻的农药味儿。从明显短了的衣袖里，伸出那两双手指长长的手。手腕上，用蓝色的墨水画着一只手表。 小扁先是站着哭，然后是蹲着哭，最后是伏在小青身上哭。 小青的娘高贵香，看到小扁来了，先是满怀敌意，大眼珠子，直愣愣地，仿佛要往外喷火星子。看到小扁哭得伤疼，她眼里的火就熄灭了，一腚坐在地上，双手轮番拍打着地面，哭。小青的爹，蹲在墙角，抱着头哭，声音尖细，像个小孩子。这是一个老实人，外号“木头”，平日里只知道闷着头干活，家里的事，一切都是老婆做主。 小丘蹲在小青身边，握着小青那只画着手表的手，眉头紧蹙，连连叹息。他劝说小扁，但小扁不理他。过了一会儿，他从自己手腕上撸下那只亮晶晶的全钢十九钻上海牌手表，套在小青手腕上，说：“小扁，不要哭了，我们满足她的心愿。” 然后，他把小扁拉起来。 戴着手表的小青静静地躺在灿烂的夕阳里。表针哒哒地响着，众人仔细聆听。天气很凉，我们一阵阵地发抖。一片片红色的柿树叶子，无声无息地落下来，浮浮游游地落下来，有的落在小青身上，有的落在小青身旁。 小丘的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估计，那个晚上，村子里的家家户户，都在议论这件事。有的人，在夸奖小丘的义气，一块那样的手表，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件小礼物。价值一百二十五元，一家人拼着命干一年，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问题还不仅仅是钱，那样的手表，是紧俏商品，要凭票供应。也有的人，对小丘的举动，胡乱猜想，说他是做给小扁看的，说他是一时冲动，回去后，肯定要后悔。也有人说，这样贵重的东西，难道要埋到地下？如果埋到地下，小青的墓，除非日夜有人看守，否则，盗墓贼还不得成群结队？也有人说，高贵香那个财迷，决不舍得让小青戴着手表下葬……议论纷纷，人人操心。小丘的举动，其实也给高贵香家出了一个难题。埋下去吧，小青的尸身难得安息，不埋下去吧，人家小丘的意图那样明显，就是为了满足孩子那点愿望的嘛。 第三天，书记到了高贵香家，坐在院子里。他的身后，是一具刷成红色的小棺材。小青躺在棺材里，脸上蒙着一张白纸，身上盖着一条红花布的小被子。书记先让陈国忠去把小扁叫来，然后又让民兵连长刘顺，去河滩上把小丘叫来。书记阴沉着脸，不说话。小扁来了，问书记，书记不回答。小丘来了，神情冷傲。书记冷冷地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似乎是针尖对着麦芒，谁也不让谁。争斗了一会儿，书记的目光先弱下来，侧着脸问：“您就是丘队长？” “叫我小丘好了，”小丘冷淡地说，“请问您找我来有什么事？我正在工作，很忙。” “也没有什么事，”书记用一根柴棍挑着从小青手腕上褪下来的表，说，“希望您把这个玩意儿拿走。” 小丘刚想辨白，书记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什么也不要说，说了我也不听，小青是我们村的孩子，我是这个村子的书记，你不要来搀和我们的事。” 书记把手表连同柴棍扔到小丘脚前，说：“你们要在河滩上钻探，这是国家的事，我们不敢阻拦，但我们这个村子，闺女媳妇很多，我这个书记，有责任保护他们。希望你们，不要到我们村子里来胡串串，败坏了我们的风俗！” 小丘满脸通红，很是尴尬，看了小扁一眼，似乎要寻求帮助。小扁低着头，不说话。小丘弯腰捡起手表，嘴唇乱哆嗦，似乎要说话，但终究没说出什么，然后就走了。 “有几个臭钱，显摆什么？”书记盯着小丘的背影说。 “书记，我可以走了吗？”小扁问。 “你不可以走，我还有话。”书记说，“解小扁，刚刚接到公社教育组的通知，停止你的工作。” “为什么？”小扁问。 “我也不知道。县教育局和公社教育组的人下午就到，他们来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书记对民兵连长说，“刘顺，你安排几个人，把小扁带到大队办公室去吧，好好照顾着，别出事，出了事我们无法向上边交代。” 九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说小青临死前在作业本上写了一首诗： “俺是山里娃，说啥普通话？满嘴大白话，皇帝拉下马。只要思想红，照样干革命。” 正好上边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这个事件，非常典型，于是就引起了县里的注意。 小扁被关押在大队部里。我们很担心，便相约着，前去观看。听说县、社联合调查组的组长就是当年四清工作组里那个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傅春花，我们想跟他说说，他当年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还想告诉他，小扁之所以要在村子里推广普通话，也与当年他讲普通话给我们留下了那么难忘的美好印象有关。 我们一到大队部门口，就被站岗的基干民兵挡住了。我们村民兵连是公社武装部授予的先进集体，配备着十支破旧步枪，一百发子弹。虽是破枪，也比棍棒和梭镖威严许多。这些基干民兵，平日里是和我们打打闹闹的兄弟爷们，但披挂起来之后，他们的面孔，就变得严肃而深沉，使我们心生敬畏，不敢亲近。小扁的娘和爹也哭哭啼啼地赶来，想往里冲，持枪的民兵把大枪一端，眼睛一瞪，他们的腿脚，就定住了。 许多人聚集在大门外，书记出来，和颜悦色地说：“都回去吧，围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小扁的爹苦着脸问：“他大叔，小扁到底犯了什么罪？” 书记摇摇头，很为难地说：“老扁，怎么跟你说呢？” “小青和俺家小扁，好着呢，”小扁娘说，“她们俩在俺家炕头上，吃着糖块学官话，糖块是小扁买的。”小扁娘说。 “老嫂子，回去吧，”书记说，“我会向工作组如实地反映情况。” 这时，一个秃了头顶、戴着眼镜的人，从办公室里出来，指着我们对书记说：“把大门关上！怎么搞的嘛！” 几个基干民兵在书记的指挥下，把那两扇大铁门喀喇喀喇地关上了。我们感到适才这个人有点面熟，在铁门关上那一霎，当年那个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许多好印象的傅春花，和他重合在一起。 “他已经当了教育局的副局长了。”陈国忠在我们身后，悄悄地说。 我们猛然地想到，适才，这个傅副局长讲的普通话已经很不纯正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白天不敢去，晚上，我们就悄悄地溜到铁门外，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里边的动静。头几天晚上，我们听到小扁大声喊叫，用的依然是标准的普通话。后来的晚上，只能听到工作组的人在喊叫，却听不到小扁一点声音了。 十天后，联合调查组撤走了。 大队部院子里的大门开了，小扁从里边走出来。院子里静悄悄的，仿佛一个人也没有。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叮零零地爆响着，没有人接听。 小扁的爹娘迎上去。 我们也跟着迎上去。 “孩子，你没有事吧？”小扁的娘哭着问。 小扁头发很顺溜，衣服也还整洁，只是目光有些呆滞。 “小扁，你还好吧？”我们低声问她。 她抿嘴一笑，我们以为她要说话，但她没有说。 联合调查组回去发了一个文件，停止了在全县中小学推广普通话教学的运动。当时还有传言要追认小青为革命烈士，后来没了下文。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小青为什么要自杀。小青和小扁关系那样亲密，学习普通话的热情那样高，为什么要写那样一首诗？是谁发现了那首诗？又是谁把那首诗送到了县里？我们怀疑是高大有伪造了那首诗，我们也怀疑是书记或者是宝田把那首诗送到了公社教育组。我们的理由是小扁和高大有有仇，而小扁和小丘的关系，伤害了书记和宝田的感情。但这些怀疑，也经不起推敲。因为高大有生前，曾经许多次地在大街上，在学校的墙上，用拐棍，用粉笔，不断地写、划：“那首诗，不是我写的，我高大有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不干这种卑鄙小人的事……”高大有临终前，瞪着眼不肯咽气，他的老婆对他说：“他爹，村里人都知道，那首诗不是你写的，你闭眼吧。”他这才闭上眼睛咽了气。至于宝田，在小扁疯了之后的表现，让我们深为感动。他找到小扁的父母，说：“大爷，大娘，小扁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要和她结婚。” 后来，宝田真和小扁结了婚。结婚之后，宝田带着小扁，去地区精神病医院治了三个月。回来之后，小扁发了胖，两个腮帮子嘟噜下来，见了人就笑。问她：“小扁，认识我吗？” 她只是笑，不回答。 村里人都说书记宽宏大量，宝田是个好样的，但也有人不这样看。 陈国忠生前曾经神秘地对我们说：“那天，我给工作组伙房送菜，看到他们，把一块猪肉，用柴棒插着，举到小扁面前，问：‘这是什么？’小扁用普通话说：‘猪肉！’一个人扑上去，把那块猪肉硬塞进小扁嘴里，说：‘让你猪肉，让你猪肉！你说驹右就饶了你！’小扁真是倔犟，把猪肉从嘴巴里吐出来，说：‘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猪肉不是驹右！’” 我们问：“你说的‘他们’是谁？” “……这个小扁，真是倔犟……真是倔犟啊……”陈国忠含糊其辞，“你就说‘驹右’，又能怎么样呢？” 陈国忠说的话，我们也不能全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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