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精选]无字  第一部　第六章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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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瞬的迷茫中，胡秉宸几乎带着爱意想起他的父亲，那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爱女人，也被女人所爱的俊美潇洒的男人。这反倒是和父亲朝夕相处时不曾想到的。

　　胡秉宸没有见过父亲的女人，只见过他的如夫人，据说是妓女从良，可是并不漂亮。那时他对男女之间的事理解还很肤浅，所以并不漂亮的如夫人，让他一时颇为费解。

　　父亲的一生过得舒舒服服，在家族的银行里做着一份经理的工作，如他们这种出身的男人那样，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也用不着。人生于他们不过是一场惬意的消遣。

　　父亲既会下围棋也会，桥牌，何况麻将，且样样玩得精通。每周定期去英国人开办的网球俱乐部打两次网球，就像女人定期到美容店去做美容一样。还喜欢算命，兼收并蓄地享受着东西方文化的行乐精粹。与儿子们并不多话，几个兄弟中最偏爱的可能是胡秉宸，觉得他最像自己，最有前途，最可托付。所以他临死前给如夫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有困难去找秉宸吧。”

　　在大学读书的长子胡秉寰，虽然才学过人，可是沉迷佛经。三儿子身体不好，不像是长命的样子。

　　在一般人眼里，长子胡秉寰是个怪人，家境虽然富裕却总是剃个光头，着一袭布质长衫。他的温文尔雅、安详沉稳，与胡秉宸的虚浮冷傲以及那刻意做出来的英国派头，迥然不同。

　　胡秉寰读书多而随意，精通历史、诗词歌赋，连父亲有时还得听他三分。每个星期回到家里，胡秉宸总是绕其左右，问东问西，他的历史知识、旧学底子，大都是从胡秉寰那里来的。

　　可是胡秉寰总是神思邈远的样子。

　　也从来没有听说他和女人有什么瓜葛。实在不像胡家的男人。

　　临到毕业考试之前，胡秉寰突然决定回老家。可是老家的佣人没有在码头上接到他，上船去寻，只在舱中寻到他的行李，他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

　　大学里还派人找过胡秉宸；向他打探胡秉寰可能的去向。

　　家里也找了很多年，最后猜想他可能在轮船上跳海自杀了。除此，他还能到哪里去?

　　一个不期而至的想法，间或也会掠过胡秉宸的脑际，也许他断绝尘缘，潜入深山老林修炼去了?

　　不了解胡秉寰的人，猜测他可能死于精神忧郁。但胡秉宸觉得，即便大哥自杀，也是由于他的不肯苟且，他是太孤独了。

　　有时他觉得，如果大哥不自杀，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里最有建树的人。

　　胡秉宸和父亲毕竟不同，也许更多实际，更多雄心，更多务实精神。在他看来，一味消遣人生的父亲或是叔伯们，难道不是在衰退他们那个曾经显赫的家族?

　　还在念中学的时候，他就常常站在那所四合院的中式客厅里，对着刘墉那副对子，还有不知哪位先人所录那幅中堂“太上立德，次为立功，再次立言”出神。

　　他依稀记得小时练字的情景，可惜因为没有耐心，没能练出一手好字。

　　除了他，兄弟中以及堂兄弟姐妹中，还有谁会相看两不厌、闲来不闲地翻翻那本装在紫檀盒里，用素绢裱糊得精致讲究，彪炳胡家千古的家谱?

　　几十年后，这些彪炳胡家千古的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行事相当实际的白帆泡在洗衣盆里，用搓衣板一点点地搓碎了。每每想起已经化为纸浆的家族“荣耀”，胡秉宸就痛心不已。他不能责怪白帆，在那个非常时期一真不好意思，比之家族“荣耀”，还是保命第一。

　　胡家的昌盛，始自端溪砚的开采，后来又从雕砚琢砚，发展为收藏而发财致富。祖父就是从这样的玩家，最后成为一名古砚鉴赏专家。最后家中还藏有一方端砚“绿豆眼”，据父亲说是非常名贵的品种。砚身一脉暗紫，潜向幽深，又点点诡绿闪避其上，迎光更见一抹萤绿流溢其中。还有一方“龙尾”歙砚，据说也很名贵，与那方“绿豆眼”可以齐名。

　　那方“绿豆眼”也怪，不过随形略凿，并无纹饰，看得出是天生写意而非工匠之才。砚背序跋铭文诗赋全无，只一个“茫”字了事，但却透出一份通灵，有一份待人善解的神秘期待。若说制者、藏家、姓名、年份全无倒也无妨，反正是胡家的东西。对于石质、刻工上下，到了胡秉宸这里早说不出所以，可这一个“茫”字……头绪多端，该作如何解释?

　　这方砚究竟来自他那采砚的先祖，还是后人所藏?

　　采自南唐，还是宋、元、明、清?

　　究竟是第几代先祖雕凿?此人行状如何?

　　砚背的这个“茫”字，成了他心里一个悬案。

　　看来胡家也不都是条理清晰的人，比如大哥，大学国文系的高才生，无缘无故就突然自杀了。他的自杀与刻下这个“茫”字的先祖有没有关系了一九四二年后，胡秉宸回到故里，父亲已经过世，如夫人没有遵照父亲的遗愿而是改嫁他人，家里多少代人保存的名贵家具，也随之做了他人家的财产。在破败的院子里，尚有几只花盆置于角落。明知那院子收拾也无可收拾，却不禁伸手去搬动那几只边缘缺损的花盆，突然看到一只花盆下压着那方“绿豆眼”。

　　谁压在这里的?当然不会是如夫人。难道是父亲?

　　他百感交集地捡起那方砚，不由得迎光摇去，曾经流光溢彩的“绿豆眼”瞎了，回身为前世一方顽石。不过那的确是“绿豆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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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家没有-个人知道，胡秉寰在离去的前夜，对着那方“绿豆眼”，对着那一个“茫”字想过什么。

　　是不是这一个“茫”字决定了他的去向?还是“绿豆眼”在胡秉寰离去后走了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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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老年，胡秉宸迷恋起家谱，为这一方砚的来历费了很多心思，却终究不得其解。由这方砚，他想到，应该，也值得把吴为列入胡家那不凡的家谱。但吴为说：“你最好还是把白帆列入胡家的家谱吧，毕竟你的子息都是她生养的，我不能再抢夺她这份荣誉。”

　　此话言之有理。但他又实在舍不下吴为这样一个“人物”，说：“那就把你们两个都写进去。”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胡秉宸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可我觉得很不合适。”

　　和吴为的离婚，终于使他为这个难以裁决的进球，吹出了决定性的一哨。

　　许多让胡秉宸悬而不决的问题，在和吴为离婚后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胡家的昌盛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昌盛，难道再不会出个青史留名、重振家声而不一定是重振家业的人?

　　可是谁也没想到他参加了革命。

　　时局败落，生命更如风中草芥。何止胡家，家家都在随风飘零。

　　向父亲告别时，父亲沉默起来，大自鸣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颤颤悠悠消隐在客厅深处。在他们相对无言的沉寂中，自鸣钟消隐而去的行走，似乎提醒着一切将不可避免地流逝。他们抬起眼睛，相对而视，不约而同却又不很贴近地想到了“前景”这个词。

　　父亲似是而非地叹息了一声，只说道：“这样也好。”似乎肯定了他的选择，并掩遮着些许的愧怍。外部世界风雨飘摇，各路英雄风云际会。家族分裂也现端倪，前景如何，实难卜料。

　　二房一支，民国初年就开了矿山。奶奶买了很多新矿山的股票，可是二房的人又说要赔，把奶奶手里的股票全买走了，刚买走，股票就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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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胡秉宸还会在革命的道路上，与二房一名“败类”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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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秉宸参加革命不如说是偶然。其实很多看似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部分出于偶然。

　　彼时学校里已常见传单，各路政治小组也很多，他却没有参加一个。就连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党，他也不太信服，总觉得辛亥革命时孙先生并不在中国，所以也不能算完全是他领导的，和后来的长征一样，相当偶然。

　　偶尔参加一下要求抗日的游行，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口坐一夜，迷迷糊糊打会儿瞌睡，也没见市政府说出个所以，不过国民党从来没敢开枪。

　　闹了一阵，各大学就派代表去南京请愿。胡秉宸没有去。正像胥德章说的，他在学校根本不是活跃分子，可能因为对那些忽然站起来喊个什么口号的行为，抱有非常不敬的想法。

　　南京请愿没有结果，一九三六年又出来个西安事变。

　　时局紧迫，何去何从，摆在了每个大学的面前。校方广泛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

　　品学兼优、全校闻名的胡秉宸，自然在列。就像抗战胜利后，林伯渠老在毛、蒋二人谈判裁军问题前，就此在周公馆召集会议，统一认识，征求意见也召集胡秉宸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秉宸总是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似乎就是为风口浪尖而生的。

　　在校方召开的会议上，他同样慷慨陈词，认为应该迁校内地。

　　可是在校方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未在邀请之列，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在会议室外窃听。

　　这一次窃听，既展现了他日后领导地下工作的卓越潜质，也显示出他不甚平实的倾向。

　　于是，他抢先在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个声明，说是校方不准备迁往内地，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并像欧洲那些大学的学生一样，在声明上写上了自己的学号。

　　到底是隔墙之耳，胡秉宸难免听错，事实是校方决定迁校。校方对此未置一词，胡秉宸倒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避错对问题一走了之；或承认自己听错，跟着学校迁往内地，继续完成余下的学业。

　　其时，他还有半年即可毕业。

　　考虑再三，他决定当兵。倒不一定是面子问题，当时东北、华北、华东已经沦陷，很快也要打进国都南京，中国如果再不奋起抗战，很快就要亡国。他的工业救国梦也不可能实现，不打走日本人什么也说不上。

　　所有正直青年都不再观望，却没有当兵救国的概念，一说打仗，就好像是农民抓壮丁，根本不是他们的事。特别在大学这种比较保守的学校，学生们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和国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加抗日的出路不外两条，或参加蒋介石的军队，或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胡秉宸选择了共产党。

　　当胡秉宸在学校里宣布投笔从戎的消息时，就像他那张揭露校方不想迁往内地的布告，再次震动了全校。

　　因为没有一个学生不珍惜大学的学位。他们在这个大学得到的学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律承认，毕业后再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八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的经济效益也很诱人，其他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大学的毕业生每月可以拿六十元，并且没有失业一说。

　　父亲是个喜怒不形诸颜色的人，既然他不告诉父亲到哪里去，父亲也就没问，不过猜想他是要到延安去。沦陷时期，父亲通过银行的老人转过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日本人抓共产党抓得很厉害，让他千万别回来。据他所知，日本人还多次让他那个留学日本的公子哥儿父亲出面参政，父亲却坚决不肯出山。

　　一别经年，后来他都不知道父亲于哪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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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想起大学三年级那个寒假的晚上，难得与父亲同时坐在起居室里。也许是起居室的暖意，让那个冬日的夜晚显得很有家居的温馨，父亲突然让他到书房拿来纸笔。一向和儿子们很少交谈的父亲，这个举动让胡秉宸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他也像父亲一样，不大形之于色。

　　父亲跷着裤线笔直的二郎腿，脚上着了双优质英国皮鞋，身上自然也是一袭来自英国的吸烟袍。几乎是沉着脸，在手边那张线条简约的明代小茶几上，按照自己独创的一套方式，推算起胡秉宸的生辰八字。

　　那时父亲只从英国购进服饰，三十年代中国上层人物的服饰，还是英国人的一统天下；意大利服饰还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在世界上称雄称霸。

　　对于时尚，胡秉宸有一种自学成才的天赋，这有一点像女人。比如父亲从没带胡秉宸去过网球俱乐部，他的网球技艺却是打遍全校无敌手。当然也不能说胡秉宸在衣着方面的品位、苛求与父亲毫无关联，包括他爱女人也被无数女人所爱的这一点。

　　哪怕在用水极其困难、无法洗濯的情况下，哪怕与一个兴趣不大、完全谈不上恋爱，只是调调情的女人相会，胡秉宸至少也要保持一个雪白的袖口、领口，以及认真刮过的面颊。

　　可想而知胡秉宸对“情调”的敏感，参加革命后，他更是失去了这方面的实践机会，想起来就让他觉得白白糟蹋了自小就耳濡目染种下的慧根。后来胡秉宸正是从吴为竖起的衬衣领子上，引发出对自己那遥远的、卓尔不群的魅力的怀念。

　　他暗暗瞟着吴为竖起在细长脖颈后面的衬衣领子，似乎无意地说：“我最好中年华已经逝去……在最忙碌的年月，只能很随便地穿着军衣。但即便是一件军衣，穿着都很潇洒……三十多岁，每天自己开个吉普车，进进出出。”他忽然停下，含意不明地笑笑，“……却和白帆几乎没有关系，我一辈子都没和她挽过手，一辈子都没有认真过……”说到这里，他又停下笑了一笑，眼神很邈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喜欢我……至少没有人敢喜欢我，我看上去有些可怕。刚解放的时候，我在肃反办公室当着一个处长……哦，想起来了，有个演电影的，同男人搞关系被人抓住了，送到我这里来，由我处理。过几天她忽然浓妆艳抹地到我的另一个办公室来，同我说上海话：‘阿拉还是满喜欢依格。’真滑稽……”却略过了他当时是怎样垂着眼睑，默认了那个他认为很漂亮又很淫荡的女演员的表白，然后换了话题，“……我喜欢你那件软缎衬衣、那条裙子，还有最重要的，那种知道自己是漂亮的神气。”

　　直到和胡秉宸离婚后，吴为还保存着一张胡秉宸大学时代的照片。那是一张全系学生的合影，几十人中，惟有胡秉宸一人将大衣领子竖了起来，礼帽低低地斜压在眉骨之上，使眉眼鼻子若隐若现于帽子阴影下，只突出坚毅的下巴和性感的嘴。那张嘴，与多年后美国当红影星保罗·纽曼(PulNewman)的嘴，无论形状还是内容，都无比类同。而其他同学虽也西其服革其履，不过怎么看都还是戴瓜皮帽的小地主。惟恐不展地把大衣领子抚了又抚，帽子端了又端，前帽檐后翘，露出呆呆的脑门儿，惟恐他日、他人认不出照片上的自己。

　　试想，一顶西式礼帽这样戴，还能戴出什么兴致来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随着胡秉宸的擢升，方方面面条件具备之后，公余之暇竟也带着猎枪到郊外去打打猎，虽然从未猎到过什么。待他有了宽敞的住房之后，也开辟了英国家庭必有的一间书房，并且在院子里种了花，虽然那些花从来开不好，或是越开越残。

　　总而言之，一旦有了条件，胡秉宸就会“从头收拾旧山河”。而他周围那些并不了解英国的延安们，以为(包括白帆)这不过是一种习惯，一个私人爱好。

　　虽然胡秉宸多次对吴为表白“我不太喜欢英国人，因为他们傲慢，一副帝国主义派头，不论《简爱》或是《蝴蝶梦》中的男主角，我都厌恶。都是游手好闲，一辈子不工作，靠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好像没钱的姑娘非爱他不可的一副贵族阶级派头，而那些女人又都是可怜巴巴的样子”，却又忍不住提醒吴为：记住，我是一个忠心的顽固派一英国式的顽固分子。

　　其实，胡秉宸打心眼儿里赞赏英国人的是：实事求是；勇敢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承认现实，虽然不像法国人那样富有浪漫气质，但从不会吊儿郎当。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英国人，而是一般概念上的英国人，是马，而不是白马。

　　胡秉宸对英国的酷爱，也可能和他从高小到初中整整六年都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有关。六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总有一些影响，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

　　胡秉宸从他的英国教师那里究竟受到了哪些影响?

　　至少是英文，所以他的中文写得很坏。也许还有踢足球和认真的态度，以及那时常说的epolta-manehip(运动员风格)，虽然现在的英国运动员也一样地粗野和踢人了。

　　可能还有鲁迅先生提到过的“费厄泼赖”，即公正、合理那一类名词，以及那一类名词的含意。

　　胡秉宸可能有很多缺陷，但不逃避危险和困难的行事态度，可能就是从这一类名词来的。

　　他不时对英国突发的恶意，其实没有多少道理。追究起来，不过是因为他的英国教师曾经使他不快。

　　教过他的英国教师很多，他大多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由于他的迟到，经常打他手板的英国校长。

　　后来读到英国小说，特别看到书中那些打学生板子的教师、校长时，他自然就会想起那些冷漠而又非常严格的英国教师和校长，他们在打他手板的时候，丝毫不讲价钱，而且从来不会忘记；学校里甚至专门备有一间供教师打手板用的房间。

　　还有一位一条胳膊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剩下一条胳膊的Mr．Smith。他和胡秉宸那一班学生相处的时间较长，常常带学生去野营。有一次到西山，班里仅带了几只水壶，又没有杯子，喝水时大家只好轮流对着壶嘴喝。至归程时饮水已经很少，胡秉宸渴了但他又很挑剔，嫌那样喝水很不卫生，便先从水壶中倒出一些冲洗壶嘴，被Mr.Smith大批一顿。不过他可能没有理解，考究的英国人还有相当务实的一面。

　　因此他对英国的恶意，难免装腔作势，并兼有鼠肚鸡肠的报复之嫌。

　　可是一不留神，又会流露出对英国人的万般倾慕。他曾在给吴为的一封情书中连篇累牍地说道：我昨天搞到一套《战争与回忆》，是《战争风云》的续篇，如果你手头也有这套书，请读一下第四册，1521页——帕米拉已同一个英国空军中将邓肯订了婚，邓肯在一次冒险飞行后受了重伤(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从来不拒绝这类冒险)，这时候帕米拉决定解除婚约同帕格结婚。帕米拉在描写与邓肯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是怎样说的呢?她说，事实上就是我们一起待在斯通福(邓肯的宅邸，他在那里养病)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当然心情抑郁，不过像一贯那样，始终和蔼可亲，可怜的好人儿。这就是英国人的绅士风度。

　　他又接着写到：

　　我在读《战争风云》的时候就老在注意帕米拉和维克多·亨利的结局，好像这会象征我们的，什么。在经过复杂的局面和重重困难之后，他们终于结婚了。婚后他们在华盛顿第一次出场的情况，我也抄一些给你。

　　“现在哪儿去呢?”他问，“到你们大使馆里去参加那个，会吗?”“如果你有空的话，亲爱的。如果你高兴去的话。”

　　“……大使馆里开的是什么会?”“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招待会。参加的有我们记者团里的，英国采购委员会里的，还有其他这一类人。”

　　“可是，为什么举行这个会?”

　　“老实告诉你吧，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炫耀一番，”她向他斜瞟了一眼，“好吗?我的朋友多数都去。哈利法克斯夫人很想见你。”“好吧。”维克多·亨利这次来，显然是为了在会上让人们看一看。帕米拉手搭着他的胳膊，在大使馆花园里走来走去，把他介绍给大伙儿。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呼他的都尽量装出英国人那种冷淡的神气，故意不去盯着他看，也不去向他问话，但是他仍旧觉出所有的目光都在打量他。三十年前，罗达(离婚的前妻)也曾把他这个海军学院橄榄球后卫拖去赴她斯威特布赖尔同班生的午餐会。有些情景并没有多大改变。帕米拉穿着一件印花上衣，戴了一顶车轮帽，看上去十分动人……

　　在驱车回公寓的途中，帕米拉说：“哈利法克斯夫人说你简直是一头羔羊。”

　　“这是一句好评语吗?”

　　“这是授给骑士的爵位。”

　　回到彼得斯的公寓里，帕格洗了一个淋浴，后来闻到了从卧室敞开的门外飘进来烤肉的香味。

　　他穿了一条宽大的灰色旧运动裤，感到很满意，然后再穿上白色开领衬衫和褐红色套衫，趿着鹿皮鞋。这是和平日子里他下班后习惯的打捞。他听见杯子里的冰块发出丁当声。在起居宣里，帕米拉穿着家常衣服，系着围裙，把一杯马提尼酒递给了他，“天哪，我不习惯看见你这副打扮。”她说，“看上去你只有三十岁。”

　　帕格哼了一声，“可已经不像三十岁那样顶用了。”他说时端着他那杯酒坐下了。这是有关床笫之间的一句暗示。

　　他对此感到非常快乐，希望她也如此，但是就新婚夫妇之道而言，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她的答复是在嗓子眼里笑了一声，然后在他脖子上吻了一下。我能有这样的一天吗?成为一个招待会的家属?这一切多么凑巧，这是预示着什么吗?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注视着这两个人的命运?是什么使我去注意他们?

　　这是一封只给你一个人看，并且看完就应烧了的信，因为里面净是孩子气的、只能在你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才能说的话。如果将来你知道我“不那样顶用了”，你会讨厌我吗?至于我，你对我是神圣的，完全是神圣的，我是你的奴隶。反对个人崇拜在我们之间不适用，我永远跪在你的脚下。如果你抛弃我，我一定心脏破裂而死，而且死无恕言。我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以前是不能想像的。别笑我这些傻话。

　　他们后来果真像帕格和帕米拉那样结了婚。结婚初期，胡秉宸不放过任何参加她那个圈子聚会的机会，一心想要照着《战争与回忆》的范本，一还读它的夙愿。然而没想到，真到聚会上，却进入不了角色。吴为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都想看看那场大逆不道、轰动全国的恋爱的男主人公，那个吴为为之出生人死的男人。

　　胡秉宸对大家的致意、寒暄，只是不着痕迹地点点头。就像还在他的部长办公室里回答下属的问候，还流露出些许的冷傲。也许他本意并非如此，那不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对生疏的周边环境不由自主的戒备、自卫，或不过表示他并不输于那些社会名流。

　　吴为的几个朋友，担心他在完全不同的人群里感到冷落、不自在，没话找话地陪他闲聊：“听说您也是大学毕业的，咱们俩算是校友了。”胡秉宸回答说：：我从来没读过大学。”

　　又一位朋友问道：“您都在哪个部门工作过?”

　　他等于没有回答地回答道：“好几个部门。”

　　旁边坐着一位被打过右派，坐了十几年牢的作家，语出惊人地说：“你们何苦喋喋不休地向胡先生问长问短，你们还看不出胡先生不屑回答吗?”作家红头涨脸地把玩着手里的酒杯，可能有点醉了，不肯罢休，自视甚高地接着说下去：“作家是什么?都是人精，处理问题可能不如政治家老谋深算，但不等于看不出问题，不然还当什么作家!”胡秉宸就不光是君临臣下，而是龙颜大怒了。

　　回到家里，吴为问他：“你怎么对我的朋友一句真话也没有?”

　　他说：“要像你那样什么都对人家说，我于地下党的时候，早就没命了。”

　　“可现在又不是地下党时期，人家问你的又不是什么机密，你怎么就不能对人家说点儿什么?”

　　“我为什么要和这些不相干的人说那么多?”

　　“人家不过一片好心，怕冷落了你。”“什么好心!你那个朋友是坏人，应该再让他劳改二十年。”

　　在期待已久的亮相中，胡秉宸失败了。

　　几番经历之后吴为就知道，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在我们之间不适用，我永远跪在你的脚下”等等，不过是胡秉宸的即兴之言。人在冲动的时候，什么美好的话说不出来?

　　只有女人才会崇拜一个男人，而男人只能把玩女人，却不会崇拜一个女人。

　　于是吴为想，胡秉宸关于“英国人”的理论，不过理论而已。

　　而所谓的英国绅士，其实也像凡人一样鼠肚鸡肠、斤斤计较。英国人的优越感，对事、对人那种不着形迹的蔑视，难道不是品位最正宗的假道学?

　　12

　　胡秉宸虽然把占卜、堪舆之类看做邪术，但父亲对很多人的推算都很准确。他说的也不多，只一两句，点拨出最重要的人生转折。

　　最后，父亲抬起眼睛看着他说：“五十多岁之时，你有一步官运。”

　　然后犹豫了一下，带着些讨不再来的思虑，决断而又浅尝辄止地补充说，“也有一步桃花运。”他犹豫再三，终于没有说出胡秉宸有两次婚姻的前景。

　　胡家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娶两房太太的，不是三个也不是四个，就是两个。至少在近两代都是这样，如果往上追溯，可能更是一番繁华景象。

　　父亲此时投有说出的话，在他与吴为热恋时由白帆点拨出来。在白帆的点拨之前，胡秉宸对胡家近几代男人的这一际遇，一直熟视无睹。

　　那一年，他大约二十七岁，健壮而又情欲旺盛，如果再不和女人睡觉，就会生病。

　　周围男性，几乎都是年龄相当的光棍，除了革命，人人还面临那个年龄段上迫切的生理需要。而他们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他们只能封闭在一方窄小的天地，基层组织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天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存在着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地下党里有个曾经留学德国的同志，可能受西方性观念的影响，谈论起性爱肆无忌惮，还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协调的角色，不但向大家热诚宣讲手淫与健康身心的理论，还具体传授实践的方法：“用肥皂水帮助摩擦效果更好，下面那些工作点还有人主张用油，乡下照明不是用桐油吗?晚上熄灯后，桐油灯就放在床边，灯盏里总有剩油，伸手就可以蘸着。”

　　大家听了笑不可遏，胡秉宸却鄙夷地调过脸去，他与众人不大谐调的毛病，一直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可这并不妨碍胡秉宸偶然消遣一番，既不用肥皂水也不用桐油润滑。想到肥皂水把裤档弄得湿漉漉、黏糊糊的感觉，挑剔的他从不予以考虑。至于桐油，还会在衣服上留下斑斑油污，很难除掉，更不可取。

　　但他认为手淫的办法绝对不可久用，长此以往，对男人的性能力可能还会产与不良的影响。

　　对周围一些来去匆匆、游击式的性关系，他也觉得不能尽兴，不能酣畅。在两性关系上，他还是相信中国传统的“采阴补阳”的说法，对稳定和长期的性关系，有看一种延年益寿的向往和解释。

　　恰巧胡秉宸这时需要一个烫头发、涂口红的女人，配合、掩护他的地下工作，领导上向烫头发、涂口红的白帆征询，肯不肯充当这个角色，她答应了。

　　以过去的观念，除了和柳彤、王局长那两档子事，白帆一生都称得上是听党的话的好干部；模范党员。不过柳彤和王局长那两档子事，用现在的标准看，除了对胡秉宸有点意义之外，对党，对他人，真算不了什么。没想到白帆在接受党的任务同时，还接受出这样一个意外，只看了胡秉宸一眼，就被这样一个男人震慑得不知东南西北。可她同时也遭上了她那一“劫”。

　　经过了延安的胡秉宸，对女人的概念已经相当具象，这和他到延安后就遭遇的一次恋爱有关-因为拿的是周恩来的介绍信，所以一到延安，他就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这封介绍信不只让胡秉宸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初次品尝到革命等级的滋味，使他起始就站在一条比较超前的起跑线上，也为他美好的革命前程做了铺垫。

　　招待所院子很小，一圈马厩似的平房，这种房子胡秉宸在家时是不屑一顾的。可是延安的等级，是革命的等级，很少人不迷恋革命的等级，正常状态下，那不也是衡量对革命贡献大小的尺度?

　　在那个小院里，他一头碰上一个平生从未见过，比小姑姑和老家的婶子更美的美人，一个从四川来投奔革命的女人。

　　他们一见钟情，马上就谈起了恋爱，但那场恋爱，与胡秉宸阅读《呼啸山庄》肘所向往的却又不是一回事。加之胡秉宸刚到延安，还没有学会工农干部与女人相处那套单刀直人的路数……四川美人识字不多，除了一起唱唱歌，没有什么可以多说，不过美貌弥补了识字不多的遗憾，照样让他热血沸腾，晚上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之中，他有一种焦躁得像是被烘烤着的感觉，思绪就翻飞得非常具体，不像和小姑姑的交流那样不着边际。在此之前，胡秉宸还真没有机会在女人身上多费心思。理工科大学，女性同学本来就少，即便有个把女性也谈不到风情，漂亮的女人本不该去学习那种枯燥的事情。多年后胡秉宸对吴为卖弄地说：“当时有个女同学很爱我，可我那时候对女人没有一点儿兴趣，后来她去了英国，成了一个很好的电气专家，前些年回国我还见到了她。”

　　那时吴为已经走出胡秉宸的迷谷，回他说：“那是因为她不漂亮。如果漂亮，你早就得手了。”

　　胡秉宸很不满意吴为的回答，他想：一个男人，一旦在一个女人面前脱去了衣裳，也就等于脱去了面具。然而他们不能结婚。当时延安规定女人不限，男人结婚必得符合“二五八团”的规格，缺一不可。

　　胡秉宸是一门也不门。不过早在读《空想社会主义》那本书的时候，他就批判、否定了绝对平均主义，认定等级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平均主义只能造就平庸和懒汉。

　　几天之后，四川美人就分配到抗大，等待分配工作能等多久?革命需要干部。她到抗大后，很快就和抗大一个大队长，符合“二五八团”的长征干部结了婚。胡秉宸和她的那场恋爱也就非常短暂，如同快餐。大队长常常向人夸耀：：我的老婆全党第一。”

　　在鉴别女人美丽不美丽这个方面，阶级出身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或观念上的差异。世家出身的他，和工农出身的长征干部，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解放战争期间，胡秉宸还不死心地打听过她的下落，听说离了婚。那时她不但学会了识字也学会了写字，离婚前还给丈夫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也写得相当有水平，她说：“你是个好首长，但不是个好丈夫。”

　　可要是让胡秉宸回头再把她找回来，却未必还能找回旧时的情怀。

　　在说完这些情况后，那带来消息的人又风马牛不相及地说道：“有一次打完仗，我找了个妓女一夜干了她四次。”似乎是一种注解。

　　顾秋水就没有胡秉宸这样的思想境界，他在延安的恋爱被上级领导活活拆散后，怪话连篇：“没想到在这儿连男人的鸡巴也分等级。不管到了哪儿，男人在鸡巴上的待遇，应该是一律平等的。”这个从小当兵的人，深谙军队就是等级运作下的机器，如果上级军官毫无缘由地抽他一个嘴巴子，他绝不会有第二句话，但男人睡女人的权利却不该分等级。

　　顾秋水对共产党的不满，可能也始自他的鸡巴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

　　这种理由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怎能要求一个在军阀队伍里混了多年的兵痞，像胡秉宸那样考虑空想社会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并指望他怀有美好的情操?

　　延安使胡秉宸成长。不论在家的时候已然把一个少爷当得如何头头是道，还是像父亲那样已然是个有形有款的公子哥儿或是上了大学，都算不得成长。

　　从此，他对两性关系不再坚持《呼啸山庄》那种形而上的观点，甚至劝说那些不安于夫妻生活的男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女人的上面?蒙上脸，哪个女人的下面都一样。

　　胡秉宸领导的那部分工作，除了白帆和常梅，再没有别的女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成为这两个女人角逐的对象。

　　白帆却对芙蓉一口咬定，当初胡秉宸死死地追求过她。

　　比之常梅，烫头发、涂口红的白帆，不但不丑，还可以说是漂亮，并且还是共产党员。她的缺陷，只是粗糙而已。一个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怎么能和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女人长年累月地睡在一起?女人本来就不大可靠，常常不按规矩出牌，随时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举措。

　　后来他们这个系统出了大事。果不其然，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共产党员白帆最终战胜了常梅，成为解决胡秉宸民生大计惟一适当的人选。常梅被淘汰出局，日后嫁给了胥德章。由于胡秉宸的这一选择，常梅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白帆结为亲密战友，一生都在关注等待着，收拾白帆和胡秉宸而后的日子。

　　无论如何，对于胡秉宸，白帆有点像他吃着的那碗有点饥不择食又难以胜任的臊子面。

　　可是白帆在床上的表现却很够劲，与性欲炽烈的他，可以说旗鼓相当。只是她在高潮来到时，那像指挥员鼓动战士冲锋陷阵、不断“顶住，顶住厂的喊叫，让他觉得和她做爱像是冲锋打仗，而且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硬仗，使兴味正浓的他略感败兴。

　　男人在与女人做爱过程中，大多愿意扮演指挥者、控制局面的强者，而白帆“顶住，顶住!”的喊叫，使他有一种受女人指挥的感觉。胡秉宸又是一个喜欢冒险，有着浪漫气质的人，不但不会恐惧打仗，可能还盼望着有一天在战争中献身。可是做爱和打仗，应该是两回事。

　　难怪他和吴为进入状态的初期，会对吴为那样说：“我从不知道，一个女人的嘴唇是这样地柔软、芬芳，和你接吻就好像喝上品龙井‘狮峰’，回味极佳。我和白帆几十年接的吻也不如和你一天多。有个海外的女作家说，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和那个女人结婚，就和她接个吻。和你接吻真是不得了，那真是一个温暖、黑暗、无底的深渊。我有两个野心，一个是娶你做老婆，一个是写三篇文章让人们争论二十年。结果是什么也写不出来，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你，神魂颠倒，一天十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胡秉宸对吴为这样情话款款的时候，的确忘记了不久前他还对白帆那样的表白：“你也不想想，我能跟吴为那样烂的女人搞关系吗?连她写给我的信，我都如数交你存档了，你还不相信我?”

　　随着他和吴为的关系越陷越深，就在白帆开始反击吴为之前，胡秉宸又把这些信，从白帆那里偷了出来还给吴为，使白帆在她的“自卫反击战”中痛失一批重磅炸弹。

　　读者可能还记得，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里的一句话：“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一九四九年以后，胡秉宸眼见周围不少人因忽视这条分界线，继续按照过去的习惯办事；影响了自己大有可为的前程。特别对待女人的习惯，这一条分界线的前后，更是非常不同。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胡秉宸已经相当成熟，懂得了“楷模”在各种台阶上的意义。他必须和白帆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以便同心协力，致力于方方面面“楷模”的营造。

　　他们彼此不再旧事重提，而是和和气气地过起日子，比之刚进城就出了“陈世美”的那些家庭，他们可以说是模范夫妻，所以年年得到模范家庭的称号，那块光荣匾也高悬在客厅的门楣上。对于胡秉宸这种出身的人，那块高悬的匾，实在张扬。每当他独自坐在客厅里的时候，免不了会对着那块匾，胸有成竹地一笑。如果胡秉宸后来不陷人吴为的情劫并终究不能自拔，他们这个模范家庭还会继续下去，他也不会赶那个“陈世美”的晚集，在如过江之鲫的。“陈世美”之后，给社会一个重新讨伐“陈世美”的机会，好端端地败坏了一世的名声。

　　吴为真是害了他，也害了白帆，还有他们一家。

　　胡秉宸倒是不再“闹事”了，可能是生活的安定，倒让白帆生出事来。使她在任王局长秘书期间，与王局长“一晌贪欢”，让人想起“饱暖思淫逸”或“积习难改”那样的老话。

　　在男性的一统天下，“秘书”对女性可能是个相当危险的职业。不过分析起来，她和王局长的关系不能算是对权力的无奈，也和现在某些“小秘”的种种心计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那时胡秉宸也官至局长，她也不缺少经济保障。他们的私情，也像她和柳彤的私情一样，又栽在政治运动上。有；才有干的王局长，不幸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他本不必在他的检查中交代与白帆的那点私情，可是他担心，要是他不交代白帆却交代出来；岂不罪加一等?何况那时他已无法与白帆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王局长在共产党内，也算有点资历的干部，和胡秉宸不相上下，就算他和白帆有订立攻守同盟，的可能，根据他的经验，也是无济于事的。从来没有一个攻守同盟敌得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逼、供、信，仅就这点来说，比国民党厉害多了，国民党怎能不失败?

　　事后白帆质问王局长：“谁也没有让你交代这种事，你为什么主动这样做?”

　　王局长回答说，“我要是不交代你却交代了呢?你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对那位柳彤同志。”两人的话都很实际，比之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段私情，真是无情至极，可也不能说他们谁对谁不对。

　　白帆无以应对。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后柳彤在“肃反审干”运动中成为审查对象，有人到白帆这里进行外调，白帆也不会沉不住气，外调的人刚说了一句：“柳彤把什么都交代了……”她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柳彤不那么彻底的交代，完全彻底地交代出来。白帆其实是个非常坚硬的女人。但女人终究是女人，常常在关键时刻难以把握大局。换了胡秉宸，无论如何不干这样的蠢事。其实白帆自己也不十分肯定，她不屈不挠地掰着指头，对月经期以及往返于两个男人之间的日期进行细算，以确定孩子的所属权，但让胡秉宸一声“你还有没有廉耻!”的咆哮，吓得无法研讨下去。他不知道应该自豪还是应该尴尬。这可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了，连这种事情也能这样不动声色地拿到桌面上来，进行这样唯物主义的讨论。

　　胡秉宸不止一次地说：“难怪你当初不让他姓我的姓，而是姓了个杨!杨柳，杨柳，杨后藏着‘柳’，再加上个‘白’，真是藏头诗式的好名字。”

　　比起白帆在得知他和其他女人关系后的不依不饶，他实在有权就此结束和白帆的关系。但是想到“楷模”的营造，他只能忍痛，对此忽略不计，与白帆相安无事地度过一个又一个他从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的关节。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到医院查一查血，做一个亲子鉴定，就能迎刃而解。可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胡秉宸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他们都应该是“模范家庭”。不过名字的问题，实属偶然。没姓胡秉宸的姓，当时只是出于地下工作的考虑。

　　幸亏组织上考虑到白帆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又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不但对群众封锁了这条消息，还从她和胡秉宸的家庭幸福考虑，对胡秉宸也封锁了这条消息。胡秉宸始终不知道白帆还有这么一个段子，不然这肯定又会成为他的一个杀手锏。政治运动何止在政治上将人置于死地，也让很多人为这些算不了什么问题的问题，丢尽脸面。

　　即便如此，白帆对“运动”并不生恨，只是日后在吴为介入她和胡秉宸的关系时，她才想到，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正是这样混淆了革命和不革命的高低贵贱，抹杀了这一等人和那一等人之间的区别，从而使吴为这种人有了和她分庭抗礼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她拿着私生子的把柄修理吴为。

　　时势不但造英雄，也给白帆造出一个忠心耿耿的丈夫。

　　一九四九年后胡秉宸多次有机会去上海，也多次经过那个一夜销魂的饭店和百乐门，还有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做过多次掩护的姨夫家，却是过门不入。尽管里面住着他曾经为之情迷，几乎导致和白帆的分手以致闹到组织出面干预的表姐绿云一天到晚画着双妹雪花膏之类的广告，并把广告上的女人，各个画得像她那样丰满开放，也有些许俗艳的表姐婀!那么对吴为呢?也许从胡秉宸初始写给吴为的几封信，可以探出他的心迹。自吴为成为作家后，胡秉宸就开始给她写信，比之从来不给她留下片纸只字的过去，可以说是零的突破。而七三年使他和吴为角色互换的那封信，只能算是与白帆的合作。这些信既无抬头也不具名，内容更是含糊，好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二人自然心领神会。即便如此，对于把前程看得很重的胡秉宸来说，为这些信还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

　　A．《人民日报》一篇十分动人，我怀疑火车站一篇能否比这篇更成功，因为境界到底不能比。也许你有什么鬼办法。《人民日报》一篇好在“短”，好比一座又端庄又妩媚的小山头，刚刚走完，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一转过去，还有一座!而每座山头之间又没有什么冗长、平淡的路要走。使人读了余音袅袅。

　　读者

　　B．不要再打电话来，也不要再这样写信，不论你怎么“亲启”、“内详”都是一样。我每天收到若干封信，也有写“大人”亲收的，也是一样按公文程序处理。至手电话，参加听的人至少有一打，还不算那一头的，徒然增加许多麻烦。如果要我办什么事，可以写信到家里，还要对家中人问好。所以首先是不要这样打电话和写信。你那个火车站的主题，我看有些像十九世纪的东西。什么“传宗接代”!都是十九世纪的事，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还有什么“统一论”!在许多地方已经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这里，二三十年内也要成为历史陈迹。那些电影喽小说喽，只在人们怀旧时才去看看，读读。老太太们叹一口气，说声今不如昔。在实际生活中很快就要不存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是无情的。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还处在变化的时代，各种胃口的人都有，所以祝你成功。

　　读者

　　巴你撤回稿子的决定使我大为震惊，我不过随便发表一个意见，没想到使你做那样的决定。我有许多意见并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或赞同，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并不是合适的。而且我并没有看见你的稿子，没有真正酌发言权。再说，高尚的、优美的情操总是使人向往的，我想你的稿子可能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虽然“统一”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也没有必要绝对的一致)。

　　我很担心由于一个随便的意见扼杀了一篇有价值的创作。

　　如果写信，仍请写到家中，每次都被人拆了，多出许多事来。

　　并请不要忘记向白帆同志问候。

　　读者D．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消息。我很希望你的那篇文章没有撤回来，老觉得随便发言好像扼杀了好文章。

　　读者

　　e．可否到我家来，与我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她会很高兴的；读者P．可以来看看我吗?我希望同你谈一次，下星期二(二十五日)晚六点三刻来看我，好吗?那时我有空，而且家里人都看电影去了。

　　读者C．寄一点东西给你，它显得不三不四而可笑，但还是寄给你，因为前三节是七一年想的，后一节是七九年想的，所以是个思想的窗口。

　　可能寄给你这些是生活中的错误，但是想到上一封信会使你不愉快，在节日前夕，想寄些使你高兴的东西。很想看看你，哪怕是“后脑勺”也好，在我的年纪来说，实在是滑稽可笑的。我写了许许多多没有结果的信，这也是一种报应循环吧。

　　读者

　　H．为，这个称呼多好，多美好，只是我怕一共只写过三四次，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了。

　　这些日子，一种不祥的感觉侵蚀着我。一种惶恐的感觉，一种不安，一种忧伤，那么深深地笼罩，着我。我希望那仅仅是一种幻觉，一种由于渴望，由于担心带来的幻觉，但我怕不是。你上次的信是那么深深地伤害了我，我不能从这中间恢复过来，虽然后来好像是过去了，但那只是浅浅的，没有能从灵魂深处解脱我。

　　我知道，当一种思想打开了头，它就会悄悄地向前发展，不断充实自己，不可抗拒地终于成为一个明确的想法。好像一张宣纸，偶然有一头浸在水里，水就慢慢地，然而不断地浸泅着它，不知不觉地，静悄悄地，不可抗拒地，终于成为一个灾祸。你再也不能使一张被浸渍过的纸张恢复原来的洁白和平整了。你的信是不是这样一个开端，还是可以完全忘记的?

　　我有一个幻觉，当我们终于说出多年不能说出的话以后，一切也就随之结束。好像是做了个总结，归人了档案。该不会吧?如果我这个说法太不公平，请别生气，我是那样地悲哀，不能不把我的灵魂对你打开。当我读到你写的“这可真够凄惨的”那一段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动了。但现在我怕不只是凄惨，还要深刻得多。

　　你能够给我一句话，说，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都是错觉吗?我怕就是这样也很难使我恢复过来。我一生中，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确，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刻，现在却变得这样软弱，这样无能为力，请不要笑话我和我的信吧。

　　读者于深夜

　　在收到今天的信以后

　　星期天我要试一试，在那条路上能不能看见你。

　　到了他们的婚姻即将结束的时候，胡秉宸突然对她说：“我摘女人从来不主动。”

　　她听了不觉一惊，这是否就是一九四九年后，胡秉宸处理女人问题的关键所在?

　　是对他们这段婚姻的否定，还是就公老虎和母老虎间胜负难分的格局，再咬一个回合?还是一种炫耀?

　　“照你这样，又怎么能把女人搞上手呢?”

　　谢幕的时刻即将来临，胡秉宸终于可以亮出他的秘密武器：“想办法让她们主动。”

　　回首他们二十多年的关系，可不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运行的!

　　可是关于“宣纸”那封信写得多美啊，即便以作家为职业的吴为，也从未写出这样凄美的情书。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那是一个爱情的阴谋。不，不是，无论如何胡秉宸后来还是爱上了她，一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像她那样，享有这样的爱。

　　从胡秉宸这些信可以看出，他经历过何等艰苦的挣扎，最后还是一点点落人这个劫难。

　　他是如何从起始的深恶痛绝到坠人情网?实在是个谜。

　　13

　　和吴为做爱简直是换了人间。那真是三月、烟雨、江南，让胡秉宸想起《忆江南》这样的词牌子，或是婉约派词人温庭筠。回肠荡气之间，还有一逞男人雄风的良好感觉。

　　他睡了几十年的白帆，何曾让他品味过这样的韵致?

　　白帆可不是白白把他糟蹋了几十年?

　　不过天长日久下来，江南烟雨总给他一种序曲的感觉，作为序曲，江南烟雨雅则雅矣，却只能是剧中情节的提示。即便莫扎特之后，序曲在歌剧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甚至可以作为音乐会的独立曲目演出，可它毕竟不能代替后面正剧的跌宕起伏。老听下去，还会腻烦。他甚至有点怀念白帆年富力强时那种具有原始风情的粗犷、淋漓和她的“顶住”。

　　她那一触即发的兴奋点，在性爱过程中，真是男人的一处宝藏。可惜已是明日黄花，美人迟暮。

　　每当那时，白帆的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使他得以将两只脚登在她硬挺；平撑的脚面上。他给白帆那双脚的蹬力有多大，白帆回报他的反作用力就能有多大，两个人真有一种豁出命去，生死共存的酣畅。

　　加之他们两人高矮相当，各部件的位置也很合衬，而他就无法与比他高出半个脑袋的吴为照此办理，否则就会有?小人国”攀上一头大象而无从控制的张皇。

　　有时他异想天开，如果把吴为的“序曲”和白帆的“顶住”，还有吴为年轻的胴体和白帆那个兴奋点合二而一，岂不美哉?

　　但他从来没有自省过，为什么吴为总是停留在一部歌剧的序曲之中?

　　也从来没想过，他是否还是当年的好汉一条?

　　胡秉宸最后还是排除万难地和吴为结了婚，应验了胡家近几代男人两个老婆的命数。

　　虽然一夫一妻制让他在法律上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妻子，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游刃于两个妻子中间。

　　有时吴为而不是胡秉宸不禁发出感慨：一九四九年以后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好，还是不好?如果不取消一夫多妻制，女人们可能就会安于她们各自的地位，像旧生活那样，大太太闭起眼睛、不闻不问吃斋念佛，小妾们安于自己的妾位，无所谓名分的正式、大小，更不会想人非非，闹出那许多流人市井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的离婚案。男人们也就满足了对女人总体的要求，更不必为平衡与诸多女人的关系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她甚至想，新中国在男女之间造成的最大误会，可能就是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说到底，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个管理问题。

　　也就难怪胡秉宸老对吴为抱怨、不解地说：“一百多万人的一个大部我都管得好好的，怎么就管不好两个女人！”

　　14

　　在落地灯的阴影下，父亲脸上的线条见棱见角，使他的话更具不可怀疑的权威性。

　　平时不大与他交谈的父亲，，顷刻之间与他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和理解。

　　他不由得问父亲：“只这一步，以后还有没有?”他问的是一步好运，而不是桃花运。

　　父亲似乎有点惋惜也有点冷酷地说：“没了。”

　　他果然应验了父亲说的，不论是那步好运，还是桃花运。

　　15

　　在臊子面的背景下，胡秉宸也同时想起他那个谱系复杂的家族。

　　如果在家里，或是在父亲面前，他肯定不会这样吸食面条，也不会在这样一碗臊子面前，尽失颜色。孔子说“食不厌精”。他现在有什么条件侈谈“食不厌精”?

　　“食不厌精”既要有文化做基础，也要有经济做基础。山东菜好，是因为年年有河工。所谓黄河大堤年年修，不过是发大水的时候在黄河上掘个口，水退下去的时候再堵上。老爷们说是在河工上检查，还不是天天想着法儿吃，反正是朝廷出钱。

　　又好比清江府的莱有名，那是因为漕工，漕运总督就驻清江府。

　　河南菜也是靠河工发起来的，广东等省靠洋务，扬州靠盐商。

　　这些都是肥得流油的缺，衙门里上上下下哪个不吃?

　　四川是天府之国，当官的关起门来吃，杜甫在四川写的诗，有多少写的是那些官员的吃喝!这个“饮”、那个“饮”的。

　　说到淮扬名点，也是一边吃鸦片烟，一边躺在烟榻上琢磨，琢磨好了就找个顶尖的大师傅来做，总之是变着法儿吃。这些地方，哪个不是几百年地吃下来，菜就自然愈弄愈精。

　　至于他们祖上，可能是广收博采，集各种流派之大成，岂有他哉。

　　到了他这里就变得既可奢华，也可就简。他的确改变了很多。

　　也或许说，他又回到了先祖那个境地。这是一种进步还是回归?

　　不过从他那个家系的历史来说，那个拿着一把凿子开山的先祖，想必也是这样绘声绘色地吸食面条，更可能生嚼大葱大蒜，那种他革命一生也不能接受的挑战。

　　在用一方方未凿的石块交换什么的时候，锱铢必较得让人汗颜也未可知。

　　从什么时候起，他们这个家族开始禁止子女这样吸食面条或是汤水?

　　在很多时候，界限是很模糊的。只有在少数人那里，界限的分野分分秒秒才能读出，就像掐着赛跑的秒表。

　　延安的生活是浓缩的、高密度的、无隙可人的，只有离开延安之后，他的头脑才有些许空隙，才可能突然使他产生明晰这个变化的愿望。

　　他觉出了延安和他想像中的不同，但他并不在意这不同。

　　他从那一碗臊子面上生发的联想，不是为了一个今不如昔，也不是昔不如今的结论，而是对曾经和现在生活距离的一个测量。

　　何况胡秉宸从小就显示出叛逆精神，喜欢想来想去。正因为他好想一点什么，这一辈子也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像吴为，她的一生成也因为认真，败也因为认真一样。

　　在这一碗臊子面的大酸大辣中，胡秉宸感到他和延安已经密不可分。什么“绿豆眼”、“龙尾”，都已断裂，如今只有这碗大酸大辣的臊子面，才是禁得起锤炼的，颠扑不破的。

　　总之，在吃完那碗臊子面后，胡秉宸至少觉得，他为那个理想献身的决定没有错。

　　16

　　遗憾的是吴为并不知道。她认为与她在零狐村先行订下一个约会的胡秉宸，在吃完那碗臊子面、随意向周遭扫望过去的时候，对埋伏在零狐村四面的塬?根本不曾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