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人: 七
我透过车窗，欣赏着令人心旷神怡的醉人的英格兰风景，它就象康斯坦布尔笔下画的那样。
丘陵间平坦坦的原野，被收割过的庄稼的根茬覆盖；秋天的风霜把它一片片染红，再加上刚刚一阵小雨淋过，就象刚刚生育过婴孩儿的母亲的脸庞一样，平静而温柔。一群乌鸦与白鸽在地里安闲地寻找收割机粗心大意而遗落的种粒。起伏的山坡，平缓而舒展，没有突兀和棱角，严严实实地披着一层厚厚的草皮，露不出一点土的颜色。分割开这些原野和山坡的是一些疏格长绿苔的茅屋，尖顶的华丽木楼，树皮搭的牛棚，停放着的小轿车和摩托车，点辍其间；在它上面是无限开阔、白云堆砌、时阴时晴的天空……然后是什么呢？还是草坡、原野、阔叶林、乌鸦、尖顶楼、木栅栏、壮阔的天空和云等等，它们连成一幅没头没尾、看不完也看不腻的画卷。此时汽车的速度为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我不感到头晕，不知由于事先吃了防晕车的药片，还是被这静溢而优雅的异国风景迷住了。几天来，繁忙的访问带来的疲倦，以及简梅给我的复杂、费解、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印象，好象都被这飞驰的车子抛在后边，自我感觉，兴致勃勃。
我去诺维赤市，访问一座有名的大学，还要去会见大名鼎鼎的布莱特伯雷教授。
珍妮小姐陪我一同前往。几天来她陪我东奔西跑，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倦意，那双照人的蓝眼睛也很少眨一下，但并非为了公务而强打着精神。她总那么精力十足。在这些天的接触中，我对这位小姐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两天，她那种理性、矜持、淡漠和甩开感情因素的彬彬有礼，叫我受不了。我常常想起一句话：“美国疯子，日本精鬼儿，傲慢的英国人。”看上去，这位毕业于值得自豪的牛津大学的女博士的确有点傲慢。可是昨晚她请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吃饭时，我对她的印象有很大的改变。
我一到她家，她就把她的爸爸、妈妈和一位过胖的金头发的妹妹介绍给我，还有一个高大而极其健壮的男人，他的肩膀好象有两人合起来那么宽，亚麻色蓬散的头发和簇密的胡须象鸟巢。他很少说话，大概不善交际，胡须中间厚厚的嘴唇含着憨朴的意味，他总爱抬起手援一下脸颊和腮边。珍妮说，他是一名职业足球队员，我想是没错的；他总去搔腮颊，多半由于在球场上常用手去抓腮边的汗水而养成的下意识的习惯。他既不是珍妮的丈夫，也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她的情人。他们同居-一她说得十分坦然，又理所当然。就象介绍她的妹妹或丈夫一样。我送给珍妮一小盒惠山泥人，她当时就撕开包装，把犯人摆在桌上叫她一家人来看。中国人向来不当着送礼人打开礼物，因此这做法使我感到惊奇；她的菜做得很好，但不向我让菜，我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客气一下，反而没吃饱。告辞出来时，她送我刚到门口，说声“再见”就转身回去，未等我们走下台阶就“啪！”地关上门。这样待客也算是“公事公办”吗？我把自己这些不解之处和想法对同来的记者说了。这位常驻伦敦的记者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习惯要求他们。英国人男女自由同居，不受法律干涉。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如果举行婚礼，再离婚就很麻烦，还得花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们接受你的礼物，必需当着你的面打开，这样做正表示他们懂得礼貌。英国人夙来不爱管别人的事。你的事，“如果你不说，他们很少问；他们请你吃饭，决不让菜，不勉强你，你想吃就尽量多吃，他们反而高兴。你不吃就表示已经吃饱了，如果你假装吃饱，委屈了肚子，便不能怨他们了！”
“他们送人出去，怎么象轰人走一样？”
“如果你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决不怨怪你。英国人互相都是如此。”
“我可不大习惯，好象少了点感情。”
“感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各有各的习惯。象吉普赛人那样热烈，恐怕你也不习惯。”
我笑着点了点头，同意他的说法。然后说：
“这叫做‘少见多怪’吗？”
“缺少一点入境问俗的工作。”记者先开玩笑，后边的话却很郑重，“我们总爱用自己穿惯的鞋子去套别人的脚，肯定不合适。我们需要用恢宏豁达的态度看待世界。”
有时一句话能使你的思维豁然开朗。
此刻，在汽车的疾驶中，我对珍妮小姐说着闲话：
“你那位足球球员很有名吗？”
“阿斯通维拉队的前锋。他说他很有名。”她说着耸一下肩，“我只好相信，因为我从来不关心足球。我喜欢高尔夫球和网球。”
“他很老实。”我说，这实际上是句客气话。
“老实？”她的蓝眼睛幽默地转了半圈，笑着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特别爱说‘老实’这个词儿。你们常常说某某人很‘老实’。先说这个人‘老实’，又说那个人‘老实’，但在我看来，这两人并不一样。我查了英汉字典，字典上说‘老实’是忠诚和规矩的意思。规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说‘老实’或‘不老实’。喜欢说这个人‘坦率’或‘不坦率’。不管这个人的想法如何，只要他肯把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说出来就好。如果他自己有想法不说。只按你的意思去说，看起来规矩，其实不好--”
“看来我们有很多不同。”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们要求所有人都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没有。我们只强调自己个人的目标。”珍妮小姐说。她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发现的问题也与我们不同。
我们喜好统一，世界多么难于统一；我们追求相同，万物又多么不同。还有多少不同？我想。
汽车不知不觉驶入一座古色古香、幽闭冷寂的小城。石板地上站着成群的鸽子，见车子驶近才飞起来，有的落向一旁，有的落在道边的长凳上，有的落在前面不远的街心，等待车到再一次飞起。有一支灰翅膀、白眼圈的鸽子落到汽车的前盖上，正挡住司机的视线。
“讨厌的家伙！”司机说着，一按喇叭，鸽子忽喇喇飞了。
我和珍妮都放声笑起来。一向有点矜持的珍妮小姐好象愈笑愈控制不住似的，以至笑得前仰后合，好象和什么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布莱特伯雷陪我去听他们大学文学系的一节课。一位胖胖的教师讲授的内容是“亨利·詹姆士从巴尔扎克那里继承到多少现实主义？”学生们抽着烟听课。其中两个女学生穿超短裙，眼皮涂着淡绿色，听课十分认真。开始是这位胖教师滔滔不绝地讲述，跟着是学生们各抒己见，学生们的看法与教师发生分歧，最后他们索性和教师辩论起来。胖教师招架不住这十多个青年学生的唇枪舌剑，转过头，向布莱特伯雷教授求援。布莱特伯雷对他开玩笑说：
“你的工作，不是努力征服学生。如果你被他们的道理心悦诚服地征服了，也算你的成功。”
大家都笑了。
我们在学校餐厅用午餐。餐厅是一家食品公司捐赠的。一面是几十米长、纯度很高的透明玻璃，当做墙壁。玻璃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和小树林。草地中间摆放着亨利·摩尔的铜制雕塑。好象一个人朝天仰卧，若在深思。黑黝黝的铜像在阳光下幽幽反光，并给绿草地衬托得清朗又沉静。它在想什么？人生，宇宙，忧愁还是快乐，短暂还是永恒？它知道中国吗？在地球这面生活的人，有多少人关心或想到地球那面的人？此时此地，大概只有我会想。是的，我想。我的意识比光电的速度还快。绕地球半固，不到北京，我妻子的身旁；她此刻恐怕还在酣睡吧，北京现在是凌晨还是午夜？故宫角楼那羚羊角般的飞檐挂着银亮的月牙么？我家门口那家小早点铺已经亮起灯来炸油饼了吧！上早班的女工们正在抱着沉甸甸、半睡半醒的孩子站在秋寒里等候早班的公共汽车吧……
一个干哑的声音唤醒我：“你是方桥吗？”这人说的是中国话。
我扭过脸一看，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国人。
“是的。你是留学生？”我问。
“对。我叫江月明。大连工学院的，就在这座学校留学。您能到我的宿舍玩玩吗？”
尽管我下午还有其它访问活动，也许给一种异地相逢的同胞情感所驱使，不愿意拒绝他，便征求珍妮小姐的同意。珍妮小姐看看手腕上的小金表，说：
“只给你一小时。”
“好！”
我赶紧吃了饭，就随江月明到他的宿舍。路上我说：
“你的名字倒挺有诗意。”
“乍一听有诗意，叫惯了就毫无诗意了。”他说。
他的宿舍只有十多平米，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屋里好象小杂货铺的仓库，潦乱不堪；屋角堆了大大小小许多牛皮纸箱。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只柜，一张写字台，上边都给台灯、电话、杂乱的书报和笔记本占满，没有可以使用的桌面。一切东西都给一层薄薄的尘埃覆盖。江月明请我坐在床上。一边把旧报纸团成团几，擦着自己的椅面。
“这间屋子真该好好整理一下。”我说。
“是呵，就是役时间。平时我不住在这儿。我在校外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家庭教师，教那家一个小女孩中文。我和那家人处得很好。每天下午去，在那里吃饭，晚上住在那里。一边我也可以练习英语会话，一边还可以赚些钱。他们每月给我二百镑教课费，加上节省的每天一顿饭的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人呢：”
“那很不错。你来了几年？”
“两年。”
“学什么？”
“力学。我--”
“物理我是外行。你说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牛顿定律，在生活中还使用不上。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
戴眼镜的留学生笑了。一笑，他发黄、瘦削、没有光泽的脸颊上和眼角旁同时出现了几条很深的皱纹。
“你成家了？”我问。
“嗯。我三十七岁了，已经有两个孩子，家在大连。”
看模样，他似乎更大一些。额前的头发脱落不少而变得稀疏。大概是过度使用脑力所致。
“学业几年？”
“四年。回国就快四十岁了。在这里象我这么大岁数的留学生不多。二十多岁正当年。现代医学证明，人过了二十五岁，体力就开始下降。有什么办法？我们二十多岁时，不是把精力用在发狂中，就是消耗在睡觉上。现在要干些正事，老的太老，小的太小，又得靠我们这代人承上启下。人生已经匆匆过了一半。十年前，一连熬几个通宵不当口事，现在真不行了．”他说着，有些感慨。
“你到这儿来之后，回去过吗？”
“没有”
“想家吧！”
“怎么不想。在国内有些人以为出国是美差，当然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学到不少新东西。但感情上是痛苦的。我在这里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建立了不少令人感动的友情，却怎么也弥补不上对家乡的怀念。想家，不只是想老父老母，老婆孩子，一切都想。奇怪的是，连那些与我平时有点隔阂的同事们也会常常想念。因此，我一到伦敦就跑到唐人街的光华书局买几本国内的杂志看。因此也就熟悉了你。我喜欢你的作品，它往往使我掉泪。”
“我的小说并不伤感。”我说。
“并非伤感才使人掉泪，热情也使人泪下。你笔下的那些人物很真实，看你的小说又象回到他们中间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民族感情。”
“这里的华人多吗？”我问。
“不多，伦敦多。听说有几万华人，大多集中在唐人街，有些华人即使不住在那里，也常往那里跑。”
“噢？为什么？”
“你乍从国内来，很快就要回去，就不易体会到久居异国的华人的心情。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三十年前就离开大陆，到香港、东南亚、台湾、欧洲或美洲，做买卖，赚钱，发财。可是他们象一团浮云，到处飘飞，没有归宿。中国过去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三、四十年代，一些中原人穷得受不住，闯关东，在富裕的东北混了多年，有的发迹，有的始终熬不出头来。但不管怎样，哪怕最后衣衫槛楼，带着几个破铜子儿，也要回到老家去。宁肯死在故乡，也不愿意死在异地。那是一种乡情。民族感情可比乡情强烈又深沉得多呢。所以他们常往唐人街上跑……”
“找根吗？”
“根？对，找根！”他连连点头，同意我这说法。
“唐人街上扎不下根来。它不是真正的故土，只是摆在异国的一个花盆。”我说。
“你说得好！但他们找根找得十分痛苦！”江月明说这到里，一股沉重的情绪使他的脸拉长了。他用手指按着眉心处的眼镜架向上推了推。
大概我职业的习惯，就是被感动和设法感动人。听了这留学生的话，我的心陡然被感动起来。不知为什么，眼前忽然几次地掠过简梅的身影。
“在唐人街生活的华人，日子不见得好过吧！”我问。
“当然。尽管人们愿意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间。但大家都在唐人街上谋生，都想赚钱，必然互相倾轧，情况就不同了。凡是在唐人街上谋生的人，大多是在这里没什么办法的所谓‘低等华人’。拿着中国的特色和风味，从喜欢猎奇的外国人手里赚钱度日，因此那里没有大买卖，都是本小利薄的小店小铺。再有，象什么性商店之类的低级玩意儿，反都集中在唐人街一带，真糟！
我忽然觉得谈不下去了，很想换一下话题，我看见墙角一大堆牛皮纸箱，好象是装电视机用的，便随口问道：
“你买这么多电视机？”
“买这么多电视机做什么？这里边都是仪器，我买好准备将来带回去的。我们的试验室的设备实在太差！”
“谁给你的外汇？”
“哪来的外汇，是我自己节省的，加上教课费，钱也不少。有些太贵的仪器可以买旧的。这样回去工作起来就会便当些。”他咧开又扁又大的嘴朝我笑了笑。他做得很动人，说得很平淡。
“你一定很艰苦。”我不由得说。
“艰苦比享乐更有内容。你说对吗？”
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于是在我眼里这个其貌不扬的留学生就变得非同寻常了。对于一个找到生命真谛的人，不必去赞美他。赞美是一朵花，戴在朴素的人身上并不相称。当他把自己的一切祭祀给所信仰的神圣事业时，还顾得上别人的毁誉？少数人头顶上的光圈是画出来的，许许多多真正的圣者却活在普通人中。中华民族有多少这样的儿女？谁统计过？联想，使我的思维再一次跳到简梅身上。她过得是一种什么生活？为了试试自己的运气，一百镑随手扔掉；而这个留学生为了祖国的进步，默不作声、心甘情愿地从个人身上一个个便士压轧出来。一个挥霍自己的生命，一个奉献自己的血汗，人与人之间有多大距离！
每人走一条路。路是命运安排还是自己选择的？
在我们分手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情不自禁地用力握着他的手，摇了又摇。情感有时必需用力量表达。这时我心里产生一种欲望，恨不得马上见到简梅，尖利地刺激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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