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人: 五
一九七九年。中国如同再次脱开母体的新生儿。一切都不适应，一切还没完全过去，一切又都重新开端。打开的桎梏还没有完全从身上卸下，满怀希冀中难免疑虑重重，带着恶梦残留的恐惧面向又大又空的未来。这未来任人们用幻想的大笔去涂抹和充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未来又能象谁料想的那样？它总是在含糊不清的时候最有魅力，就象这个刚从黑暗的母胎里痛苦分娩出的新时代。谁知道它渐渐会长成什么模样？
这时代，又象风儿吹动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颠簸不稳，扬帆却正好开航；这时代，还象战后、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松绑、象大地返青，也象一场非凡的大胜利。生活，再一次敞开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民心中不灭的热情，把自由还给它的主人--人民。但这自由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和轮廓？会不会重新被没收？自由是个陌生的东西。它象水，没有它生态就会枯竭，泛滥开来却会酿成灾难。过去中国很少试验它，试验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双有勇气走起来的腿！
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记者。”
“记者！记者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提高声调说：“不过，我们这位记者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记者。”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便不会由于一旦碰到困难时而懊丧。过于乐观的人，常常经受不住打击，事实和想象总有距离，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中国极左的土壤过于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个暖瓶盖儿，明天就会长出一个大暖瓶来！”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
“你可以当作家。”
我笑而不语。这时我手里正在悄悄写一部关于当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中篇小说。我习惯于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不告诉别人。
可是那唇上有痣的小伙子又说：“作家更不说实话。”紧接着补充一句，“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
“那么真正的文学在哪里？”
“在心里。”小伙子说。别看他年轻，往往一针见血。
“不，现在已经有了起色。”有人反对他。
“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有了一点勇气，不过仅仅一点点而巳。”
“为什么？”我问。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口气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们有时十分尖锐，敢于一语道破成年人习惯了的某些荒谬的东西。
这小伙子发出一声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顶得快跑进鼻孔里去了：“我们的上辈人没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下笔更得打折扣。《天安门诗抄》里有几首诗是名诗人写的？甭说文学，中国将来的事都指不上他们！”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边几个人的杯子都斟满。
“刘海，“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动不动叫驾‘上辈人’，我爸爸在这里呢！”简松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呜噜呜噜的说。
唇上有痣的刘海抬手使劲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小的该死，触犯伯父，罚酒一杯！”说着把刚斟满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发红颜的简山川笑呵呵听着这些年轻人直率、大胆、纯真又狂妄的谈论，神情不免时露惊愕，时显惶惑。老年人的天职之一似乎是训戒年轻人。但他们刚刚从十年囚禁中解脱出来，脑袋麻木不灵，生活的急转弯弄得他们更是头晕目眩。转折时期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当青年人带着活脱脱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勇气冲击生活、冲击传统、冲击多年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经验时。老年人不免瞠目结舌，好象骑在一匹豪放不羁的马背上，一时真有点驾驭不住了。
刘海给酒精刺激得有些冲动难禁，他大声说：
“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个女青年说。
简梅听了这话，眸子闪闪发光：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刚才是诚心气刘海，不叫这家伙太狂。我认为，人就是人，不能有脑袋而没头脑，创造生活不但需要双手，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
刘海端起酒来说：
“简梅，别看你气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这几句话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她曾经就是一个希望。”我说。
简梅知道我指什么而言，她瞥向屋角，那里的钢琴没了，空荡荡只有一片投进来的阳光和窗影。她的声音变得深沉：“过去的希望没了，希望在将来，来--”她忽然使自己的声调升高二度，好似提高自己的情绪，“为将来干杯，为我们自己干杯！干杯！”
为将来--多么壮阔又空泛，为自己--多么目信又自傲。简梅却高兴极了。她已经喝得两颊泛红，仍然要大家举起杯来一起尽兴干掉。她仿佛还很满足自己此刻的位置--她是这间小屋和这几个人的中心。
几个杯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好象几颗热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满酒，醉醺醺了。在酒意朦胧中，我感到，我们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一九年，那些真实、赤诚、献身的年代。那时代的一切都是自发的，非人为的，因此充满魅力；生活有希望，心中有信念，哪怕这信念中有幻想色彩，希望中有虚构成份。为它死，嘴角也含笑。即使你将来由于过失成为生活弃儿，错怪它欺骗了你。但人的一生中，赶上这样一次，也不枉来此一世呢！
迷人的一九七九年呵！一可能由于我喝了简梅的祝福酒，不久就全家迁回北京，我在报社重新领到记者证。经过严峻的岁月，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变得郑重和分明，它使这记者证变得象铁制的一般沉重。
这期间，简梅和简松正努力从黑龙江调回北京。他们来找我研究。我在报社，报社是一个长着一张巨嘴和十万个耳朵的大脑袋。消息灵通，联系面广，能够帮助他们。我也愿意帮助简梅，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多接触她？我模糊而幸福地感到，她对我有种好感；是好感还是一种信赖？她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几次从简山川那里搞到来华演出的维也纳、费城、波士顿等交响乐音乐会珍贵难得的入场券，并陪我去看。此后这姐弟俩的户口都弄回北京来，连铺盖卷儿也从遥远的地方运回来了，她家里一切悬留的问题都已解决。十年劫难里查抄去的东西和扣发的薪金一律发还。有如寒飙吹尽，这株几乎断绝的树重新又葱笼起来。生活把能发还的都发还了，无法还的则永远欠着。比如欠她死掉的妈妈，欠她可能放出光华的音乐生涯，还欠她什么？光阴？当然不仅仅是光阴。十年正常而良好的生活，会使她获得多少宝贵的精神积累。但她现在还看不到，也不当做一回事。生活陡然的转机带给她的快乐暂时压倒一切。可是当生活象潮水那样平静下去之后，她会茫然地将这一切寻找。有些也许还能找到，有些永远给流逝的时光冲去……如何补偿？她大概想也没想。
虽然她和弟弟都回到北京。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特长，心气很高，却无所适从，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也不知什么工作如意，她渐渐苦恼起来。我又成了她减除苦恼的帮手。但是，在别人唾液里溶化掉的苦恼，转瞬会在自己心里重新凝聚而成。何况她的苦恼象浓烟一样摸不清，赶不散，紧紧笼罩着她。
起先，她对我劝慰的话点头称是，渐渐默不作声，后来她拿话反驳我。心情愈冷漠，对世事议论起来就愈苛刻。我们便开始了一种新的谈话方式：辩论。我心里清楚，她把我当做对立面，好发泄胸中郁闷。有时我故意刺激她，为了使她在泄掉郁气之后可以痛快一些。斗嘴使我们没有忌讳地交换和交锋思想，关系反而更接近了……
简松呢？简松好象没有这么多苦恼。他整天玩玩乐乐。家里富裕，没有迫使他快去工作的压力。他听音乐、跳舞、郊游、滑冰、游泳，还养只小狗。一帮朋友互相找来找去，比我这个上班工作的人还忙。他过得挺快活。
有一次，简松来报社找我。说同他一起插队的一个青年写篇小说，想通过我的介绍在报上发表。闲聊半天，最后竟落到一个使我十分难堪的话题上。这就是他来找我的真正目的？
“你喜欢我的姐姐吗？”他问得过于直截了当。
我碰到真正的难题，真难回答。
“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他又补充一句，“她也喜欢你！”
听到后一句话，我的心跳了。我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忽然不灵了。这天的话全都叫这个平日里不好言语的小伙子说了：
“请你回答我，你是否能保证我姐姐的幸福？你必须回答我，因为我必须对她负责。前些年我能在黑龙江活下来，全靠着她。她太善良、太能干、太会照顾人了。她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一起生活，我才放心。哎，你怎么不说话？”
我仍旧没答话。对一个人幸福的保证，是件份量太重的事，我不敢轻易作答。
他却不等我开口就说：
“你能够，是吗？你是看得出来的--我姐姐非常信任你，我一家人都非常信任你。你应当大胆向她表白。你知道她周围有一大群追求者吗？但我总觉得那些人都不可靠，只有你才最妥当。”
我连头也抬不起来。真为难！她的确是我心中最喜欢的人；如果她愿意，我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全都铸成她的幸福。只可惜她来到这世界上迟了几年。我比她年长十岁，怎好向她吐口？
“你顾虑年龄比她大吗？”简松问。他平时好象什么事也不走心，原来事情都在他心里。他说：“这有什么？你难道还．这么封建？许广平不是比鲁迅小二十岁吗？再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想找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
我听了大惑不解，禁不住问：
“为什么？”
“她们认为在一个成年的男人身边够味，也显得自己更年轻。另外，现在二十多岁的傻小子们没劲儿！什么也不懂，没知识，没思想。四十来岁的男人差不多又都结婚了。有些女孩子宁肯和自己看中的成了家的男人相好，把人家搅散，也不愿意嫁给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傻小子们！”
我头一次听到这种话，异常惊讶，我发现自己与简松这样年岁的青年存在着很大一段距离。当然，我又是十分感激这小伙子。他是充满热情地要促成我和简梅的结合。心里的秘密第一次公开，我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怯懦无能。他却慨然说：“这事交给我办吧，你大点胆儿就行了！”说完站起身走了。
我送他到报社口，他跨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飞似地转眼就看不见了。
第二天在报社，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今晚他姐姐请我在大华影院看内参影片《魂断蓝桥》，还再三鼓励我“鼓足勇气”。
她为什么请我看电影？是不是简松促使的？这件事的本身就非同寻常了。
那天，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打扮了自己。在影院门口看见简梅，她手里拿着票站在道边等我。她表情平淡，衣着也很一般，是否女孩子在此时此刻，反而要装扮得朴素些，神情矜持些？人们不是都说女孩子在恋爱时，自尊心变得异常脆弱？恋爱是童年之后，第二个多梦时节；猜测萦满脑袋。
看过电影出来，我们没议论电影，这很反常。以前我们每次听完音乐会出来，在道上总要一边走一边热烈地议论不休，简梅还要抢着发表意见。更何况今天看的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有着丰富的、可供琢磨和议论的潜台词。这是到了捅破隔在我俩中间一张半透明的薄纸的时候了吧？
月光和灯光，使她很动人。晚风一直吹进我的心里，我的心跳都加快了。
我的话好象粘在舌头上了，吐不出来。当我想到了简松要我“鼓足勇气”的话，心情反而更加紧张。需要勇气的事总是很难做的事。简梅忽然说：
“有人追求我：”
“谁？”我问。听见自己“咯咯”的心跳声，只等她点我的名字了。
“刘海。”她说。她没有一点羞怯，好象说别人的事一样。
“刘海？”我怔住了。噢，那个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我险些给这意外的消息打昏头脑，完全靠着毅力使自己镇定住。理智使我暗自庆幸没有先把心里的念头吐露出来，否则就会遭到拒绝，多尴尬！现在，自尊心叫我必须装做若无其事，还要保持住声调的平稳，不让内心的波动流露出半点。我问，“他在哪里工作？”
“和我一样--加里敦（家里蹲）大学。”
“你熟悉他吗？”
“他曾经和我一起在黑龙江插队。”
“你喜欢他吗？”
“他喜欢我。”
她未置可否，这是种默认？
“他父亲在哪儿工作？”
“最没趣的工作。”
“干什么？”
“官。”
“小的？”
“很不小。”
“这不会是你接受他追求的原因吧？”
“如果我接受，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太可怕了！”
“可怕的并不是事情结果。”她说。
我万万没料到简梅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无法理解！我想问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这不必说，她完全懂得。象她这样教养和修养都不寻常的女孩子居然也能顺从社会流行的庸俗观念？生活逼迫吗？不，十年严酷生活的压迫也没压垮她的信心和向往，今年年初在她家聚餐时，她还表现出那样的热诚和纯真：到底是什么东西转瞬间污染她一颗高傲而纯净的心？
一只好高鹜远却没有翅膀的鸟儿，最后恐怕要落到最低的枝梢--我想。
不能，不能这样！
“我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你看了吗？”
“看了。还看到《人民日报》上对你大作的评论。”
“你觉得怎么样？”
“很勇敢，面对现实，但又有什么用？”
“还记得今年一月里，你不是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自己却没有希望。”
“为什么？”
“不知道。我最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我在生活中丢掉的东西太多了。可怜的是，回过头，连自己的脚印也看不见……”
“不，过去的路不白走，前面还有更长的路。我可以帮助你--简梅。”我忽然冲动起来。
对于我这突然、猛烈、脱开自我约制的情感爆发，她没有躲避；黑黑的眸子不动感情地盯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你叫简松告诉我的话，我都听到了。这不可能。”
其实我并没叫简松告诉她什么，但这时来不及考虑和弄清这些。简梅的话使我陡然冲动起来的情感又陡然低落下来。我说：
“我知道，年龄的差距是一条无法跨过的鸿沟。”
“是的，不可能，你连自己都帮助不了，也没人能帮助得了我。何况，不……我的思想很乱。希望你以后别往这方面想了。我们只能是很好的朋友。再见！”她转身走了。
我站着，自己的思想也很乱。不知是心情搅乱思想，还是思想搅乱心情？我又很狼狈。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向一个年青的姑娘求爱而遭到拒绝，多么可羞！多么糟糕！我这个人总是喜欢把爱藏在心里，不愿意轻易地表达出来。这样一来，我显得多浅薄：何况，人生的事，有些必需明白，有些最好永远不明白才好；如同美梦，醒来反更失望，我茫然地望着她走去的身影，眼前掠过当年在车站那个漆黑而寒冷的夜目送她走去的一幕，她也是这样走了，一走就是许多年。但这一次不同，她走了几十步远，忽然停住，又转身跑回来，站在对面瞧着我，眼里流露出一种不能言传的、从未有过的感情--仿佛她在可怜我。她对我说：
“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关心。你是好人，我和你不一样。你也许知道，我从来没和任何人恋爱过。我现在就把一个姑娘最珍贵的东西--她的第一次吻--送给你吧！”
没等我弄明白她的话，更没等我表示接受或谢绝，她已经把嘴唇轻轻贴在我的嘴唇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仅仅这一次。
这对于我也是第一次。原来亲吻如此冷静。它不意味着融合却意味着拒绝。人们说，第一次吻，是两颗颤抖的心碰撞一起，我的感觉却象两个瓶盖挨了一下。无情的、无机的、无生命的接触呵！她用这吻当做一种特殊的礼物，偿还我对她的情谊。我至今、也许永远也不能理解，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此后一段时间，我没去过她家。简松也不来电话了。这使我对简松的印象变成一个谜团。我猜到，那次促成我向简梅求爱，完全听信了简松的话。如果简松愿意我成为他的姐夫，不会从此不答理我的。我模模糊糊悟到一个道理：说话的技巧，不是口才而是心计。可是我一想到他那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就不会以为他有什么心计。算了，不去理他！这期间，我连续发表的几篇小说，都在社会上打响，成了文坛上受人注目和公认的新作家。天天开会、座谈、接待各种来访者，还要写东西，没有闲暇。但我不去看简梅，并非受时间限制，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心理的原故吧！我不是不想见到她，但每次我走过东交民巷时都是设法绕开了。
一天，我请一个朋友在新侨饭店吃饭。这是青年们爱来的地方。我们将要吃完的时候，从门外进来五、大个男女青年，打扮得时髦又漂亮，坐在挨近门口一张空桌上。远远见一个小伙子用步话机呼话：“喂！喂：我们到了新侨，我们到了新侨，佐罗听着，往罗听着--”这步话机是新鲜少见的进口玩意儿，自然吸引了周围不少青年的注意，这小伙子很神气，说话声故意很大，“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简梅说了--你过二十分钟再不来就罚你请客，罚你请客！”
跟着那几个青年就爆发一阵笑语。
我一怔，简梅？我仰起脸望去，其中大概有三个女的，一个背坐着，看不清；一个头发高高梳上去；一个披散头发，头上扣着一个玫瑰色夹蓝条的小檐草帽，不知哪个是简梅。不一会儿，从门口闯进一个高高的青年人，脸上轮廓清晰，蓄着小胡子，宽肩细腰，身上的肌肉发达又结实，很象西班牙的斗牛士。但是一开口说话就与他的外形极不谐调：
“你小子催得好紧，赶得我差点儿跟他妈六路电车合轮子！”
“你可别死，要死也得把这顿饭吃完。等你掏钱呢！”这是简梅的声音，语气很放纵。我由声音辨别，大概那个披头发的女青年是简梅。
我和朋友吃过饭，走过那张桌子时，瞧见那被发的正是简梅。小草帽儿放在桌上。她完全变了样子，黑颜色的紧身的弹性尼龙衫，白裤子。一条亮闪闪的项练挂在胸前。给浓黑的衣衫衬托得十分耀目，再看一眼，哪里是项练，分明是小摊上卖的镀铜的小十字架。她可不是教徒。唇上淡淡擦了口红，眉毛摘过，细长而整齐。虽然她依旧很漂亮，但过分的矫饰使她显得浮浅和表面了。这变化令我吃惊，我正想赶快走掉，她一眼看见我，把我叫住，一边将我介绍给她的几位朋友：“这是我的朋友。著名作家方桥！”她的声音很大，显然不只为了她身边的几位朋友知道。难道我也成了她向人炫耀、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东西之一？简梅忽又指一指手拿步话机的小伙子对我说：“你认识他，刘海。”
原来是刘海。他唇上那颗墨点样的黑痣唤起我的记忆。刘海只朝我点一下头，却没站起身来，仿佛是种挑战。
“你们都读过他的作品吗，人们都说他是文坛上的勇士。”简梅对她的朋友们说。
刘海象外国人那样耸耸肩遗憾似地一笑，手里摆弄着步话机的天线杆，嘴角露出嘲弄的神气。这一次，他那颗痣已经有一半跑进鼻孔了。他的话很不客气：
“有限的勇敢，虚假的成功！”
“你不要瞧不起人。刘海，方桥是有胆量的。”
“可惜不大。”刘海说。他有些盛气凌人。
我放弃了一向的宽容，回敬他两句：“胆大不是敢于破坏一切。还有，文学不是自我排遣和发泄，请你记住。当然，你如果忘了，对你也没什么关系。”我完全可以淋漓尽致把他挖苦一顿，但我真不想和这种人再费一点口舌，就朝简梅说一句，“我有事。再见！”
“好，再见！”简梅只对我一笑，原地不动坐下了。
我心里恼火得很，在饭店门口和朋友分手后，上错了车，换车后一时连自己应当到哪儿去都搞不清了。一个解不开的问号在我脑海里急速旋转：谁使简梅一下子变成这样？她自己？
八０年的秋天，我在京西宾馆参加文艺界一个座谈会，碰见了简梅的爸爸简山川，他告诉我一个震惊不已的消息，简梅已经结了婚，最近就要出国。简梅已经不只一次使我吃惊了。她称得上“惊人的女人”了。
“和谁结婚？刘海吗？”
“怎么？你不知道？”简山川的话等于否定了我的猜测。
随后简山川告诉我，简梅和刘海办了结婚登记，正要举行结婚仪式，刘海突然毁了婚约，与一位副部长的女儿结了婚。简梅经人介绍嫁给一个将去香港继承遗产的男人。这男人比简梅大十五岁，一直独身。简梅必须马上嫁给他，才能一起出国，由于事情急，他们只认识了一个多月就结了婚。
为什么？当初我比她大十岁都不可能，这个比她年长十五岁的男人反而认可了？仅仅为了出国，出国才幸福？生活已经不只一次告诉我，一个在你面前渐渐长大，你自以为完全了解的人，但他可能做出一件事把你搞得一团糊涂。掌握一个人的心真和掌握世界一样难。我急不可待地问：
“这男人怎么样？”
“看样子还老实。”
“人不能看样子。有人往往认识两三年都不见得看透，何况只认识一个月。一个月天天见，总共才能见多少面？您怎么能放心叫简梅跟他去？”我说。不免有些怨怪简山川。
简山川犹豫一阵子，对我说出心腹话：
“你不是外人，我可以告诉你。简梅太任性，简松这孩子太浑，容不得他姐姐。两人天天吵得不得安宁。我劝也不顶事，压又压不住。简梅……”
“他姐弟俩不是很好吗？下乡在一起吃苦，相依为命。”我止不住问。
简山川摇头叹息：
“吃苦的日子过去了，到了吃香的时候了！情况变了，人就可能跟着变。简梅好强，恨不得赶快离开家，一走了之，简松也恨不得她快走。这男人还是简松介绍给她的呢？你想不到吧！”
生活有时叫人莫名其妙，明白过来又感慨万端。
从简山川的话里，我悟到了事情的根由，并联想到当初简松鼓励我向简梅求爱，不过希望他姐姐快些结婚，早离开家，好独享简山川落实的那些钱。看来，那天简梅请我看电影也是简松安排的。简梅根本无意于我，不过明白了弟弟的用心而来拒绝我罢了。果真如此，这个不善谈吐、外表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未免太可怕了！但我从来没听简梅说过她与简松存在矛盾，这或许是种自尊心？那么简梅出走，就是为了避开家庭内部的压力了？可是她为什么挑选出国这么一条不可靠的险路呢？
“这很冒险！国外人生地不熟，万一那男人不好怎么办？”我说着，见简山川沉默不语，似有难言之隐，便换句话问他：
“您为什么不劝阻她？”
简山川皱起眉头：
“我并不是不劝阻，你知道的，她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非得自己吃了亏才认头，还不准别人说这件事。……简松和她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唉，别说这些了。这都怪我--自从她死了妈妈，我被关在农场里，她带着简松在外受苦多年。因此我遇事总由着她，这样惯了，我的话对她就不再起任何作用，她反而对我意见还很大。”
爱？爱中有多少是非呵！
我再一次想起，在车站食堂他姐弟俩吃包子时的情景，难道利益就能使这苦难中结成的深厚的手足之情破裂？利益和利害就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我真恨透了风靡社会的这股赤裸裸的利益至上的风气！它毁灭了人与人之间一切美好和诗意的东西。好象河里无水，空中没有氧气，原野上没有一点绿色……一切精神追求，理想、信仰、事业、爱、友情，都被利益取而代之了。一瞬间，我好象想法极多，但此刻又都来不及深想，我问：
“她什么时候走？”
“三天后。你应该去看看她。当然你也劝阻不住她。但你可以嘱咐她遇事冷静，别太任性……你的话，她还是听的。”
对，我应该见见她。但我预料到，见了也无非是一场空对空的辩论，似乎我比简山川更了解她的个性。果然不出我料，我去看她，我们只在门口谈一阵子。半年左右没谈话了，这位生活的嘲弄者变得更加顽固，对我任何好心的规劝都报之以讥讽，她还多了一种表情--轻蔑的嘲笑--这仿佛是从刘海那里学到的吧！辩论到达激烈时，我们双方都不免动了气。她就在这次戏称我为“小马克思”，也不请我进她家，大概不愿意叫我看见她那位速成的丈夫。她带着远走高飞的渴望，龙头牛也拉不回来。但我所担心的是从她的话里。看不出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信心。一片美丽而虚幻的海市蜃楼，等待着这位艰辛又疲倦的长途跋涉者一步步走去。出国后一切都会好的--她用这种假设麻醉自己。她宁愿在这麻醉之外什么都不想，也不肯让进入幻境的大脑有半点清醒。因此我每一句话没说完就被她气瞅瞅地打断驳回。我们就这样分手了。还不如以前每次平平常常的分手有内容。
过了不久，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碰到简松和他的女友。这女友是位俊俏又洋气的北京小妞。简松用夸耀的口气告诉我，他姐夫是英国怡和洋行的特别雇员，简梅随这人离开香港去英国了。一去万里，她已经到地球的另一面去生活了。此生此世，恐怕很难再见到她。这时我已经和一位普普通通、性情温厚的中学女教师结婚了。
我很少再想到简梅。人与人失去联系，渐渐就会互相淡忘掉。我猜想她的生活肯定不错的。冥冥中真象有神安排：谁料到我会到英国来访问，在异国相逢。谁又料到，她竟独身了。这情况简山川并没对我说，到底是简山川瞒着我呢？还是简梅瞒着她爸爸呢？如此生涯，她却无忧无虑？满意又富足？我很想到她家看一看究竟，我不大放心，也可能我这忧虑是多余的
夜寒袭人，我起来转动暖器的调温纽。忽然发觉没有拉严的窗帘缝隙，透进一缕淡淡的光。掀帘一看，天已发亮。高高的楼宇的下半截依旧浸在未有消散的黑沉沉的夜雾里，上半截却在晨光初显的天幕上明晰地现出它的剪影；那天幕上还有阴影很浓的云块和几颗碧绿色的晶亮的星。看不清的大街上已经有早起的跑步声了。难道长长的一夜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我这才感到浑身倦意缠绕，却不敢入睡了。我怕一觉误了早餐和上午访问活动的时间。英国讲究守时，中国人更讲信用。于是我用电炉烧了一壶开水，沏了一杯咖啡，不加糖，喝了下去，这真象一副醒脑剂，很快除尽拥满脑袋里的往事的影象，就象外边渐渐廓清雾气的天空，清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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