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作品补遗: 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未必不好。
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
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
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
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
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军管会的一个人对我说，你要是家庭妇女干出这事还好点。你什么不懂？你爸爸问题严重，你杀了他，就是想叫他逃避运动，想救他。所以判你“抗拒运动罪”。
他们说我杀我爹，是为了救我爹。确实是为了救我爹。我一直在想，他们和我说的意思不一样。我救我爹是为了不叫他再受折磨，他们说我救我爹有罪是为了再折磨他。是不是这意思？我绕糊涂了，到今儿也绕不清。
我蹲了二十年半监狱。没自杀，就为了一个，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妈没死。我想呀，我妈怎么活呢？说好三口人一块死，我爹死了，我关监狱，无期徒刑，一辈子甭想再见面……我的侄子们每次来探监都说，奶奶在家啦，奶奶告诉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看监狱的人有时也问我，你娘今年多大年纪了？他们也早知道我妈早死了，也瞒我。其实我盼着我妈死，活着多痛苦。当时要是给我个信儿说她死掉了，我就把心彻底撂在地上了。
人在监狱里想法就不一样了。看这人看那人，才知道社会有这么一个角落，聚着好多人是冤屈的。何况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亲手杀死亲爹，我真抱着对爹赎罪的心，又想争取早点出来看我妈一眼，再说，特别觉得对两位哥哥有罪。我和两个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没人能看出我们不是一个母亲，都拿我们当一母同胞的兄妹。我杀死爹，他们不但不恨我，还常跑来看我，送吃的。唉呀，每次接见时，我的眼泪干了流不出来，我都傻了，见到他们没话，不知说哪好了。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两位哥哥。他们说，我们理解你，知道你不是坏孩子，只要你哥哥嫂子在，不会不管你。我真要赎罪呀，对两位哥哥也要赎罪，玩命赎罪！只有拼命干活改造。
起头是轧缝纫。电缝纫根本不会，打头学。很快就干得不错。领子活是最难轧的，啊，就是脸面上的脸蛋活，技术活，我干得质量最高，就归我干了，还超产。另外墙报、板报，写写画画，也争着学争着干，在哪儿都伸一把手帮人去弄。生产还得红旗得语录什么的。现在你看我这副眼镜，猜多少度？三百五，就是那时轧活时看针眼近视的。附带还给人看病，不光给犯人看，也得给队长、队长的孩子，连看监狱的亲戚朋友，厂里的干部，一叫我就去。人家信任你，不把你当敌人，就太荣幸了。夜里睡半截觉，谁谁发烧了，谁谁肚子疼，抽风了，叫起来一弄就几个钟头。第二天该怎么上班还得接着上。没白天黑夜玩命呀。这么着，看监狱那些人就对我不错，现在有时还带着孩子到我们医院来找我看病。你别笑，当时他给咱一个和气脸，比什么都强。夸我一句，就美多少天。
这儿跟你提起这件事：我是1966年9月7日在监狱医院被捕的。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在北京工作。我想到天气一天天凉了，他不少衣服东西在我家里一起抄了。为了不连累他，我写信给他，叫他办理离婚手续，9月底就办完手续离婚。可没多久，他姐姐突然跑来送了20块钱，还有营养品。我托人告诉他姐姐千万别送钱送东西来了。我那时什么也没有，就留下5块钱，剩下15块请求管我的一位队长给我娘寄去。那时不是不知我娘早死了吗。这个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起初不肯，我哭着求他，后来他答应了，替我寄去。以后这位姐姐又来送了30块钱，前后总有五六次，记得总有120块钱，我每次都按同样办法，求这队长替我寄给我娘。可家里人一直没回信给我，我以为家里人心情不好，恨我。一年后对我判决了，允许见家里人了，每次见面光是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学语录，就占去一半时间，剩下点时间光知道哭，说不了几句话。家里人不提我寄钱的事，我也不好问了。直到1979年出狱跟家里人一谈，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收到我寄的钱，一次也没有。多年来我一直把那队长当成恩人，这就不懂了。或许是邮局不给送，那时挨抄户是不给送报送信的。可是不送也应该退回来呀！
别说，监狱里还真有好人。有个队长见我瘦成条棍儿。原先我胖着呢，出这事后落到九十来斤。我嫂子来探监时，他偷偷塞了张营养证明。我嫂子再来带了二斤点心，我急了，心想这二斤点心给妈吃多好，给他们孩子吃多好。外边生活也难着哪。在狱时，一个月零花钱才一块五。我没花过，除非买点手纸肥皂，啊，牙膏，牙膏一筒要用几个月。尽劲省，存到五块十块，就给家里捎去。没有家里亲的热的我还活个什么，我对他们有罪呀，在那情况下我力所能及使出最大力量来，也算是赎罪的一种方式吧。
那时候监狱也学习、批判。我就常常狠批自己抗拒文化大革命、犯罪的事。管监狱的就叫我大会小会地讲。批一批确实也好，有时自己也悲观，轮到一批自己，说自己受党那么多年教育，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政策。要是相信政策，嘛事不都过来了吗？一批我就相信政策了，活着有劲了。争取表现突出点，早点出来也好报答报答。你别说，玩命干也管事。1972年给我减刑有期10年。打无期徒刑改到十年算最宽大了。一算，到了1982年就能出来，有盼头了。到了“四人帮”一完，法院重新审理我的案子，认为我是受文革迫害，不算杀人，算集体自杀，宣布为无罪释放，又提前了两年半。新的《判决书》这么写道：
原判定×××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释放，特此判决。
我是1979年3月2日那天出狱的。当初进监狱时，我只穿着医院的裤褂，白布带蓝竖条的。后来哥哥把我文革前存在农村医疗队时的一小箱旧衣服送到监狱。十年一直穿那几件旧衣服，出来时破衣烂衫。一见面才知道我妈早不在了。真是当头一棒啊！这么多年没垮了，我妈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一出来，爹没了，妈没了，全完了，真要垮。
我3月份回来后，“五一”就回儿童医院上班。休息了两个月。因为亲戚朋友来看我的特多，再有在家反而睡不了觉，脑子里尽是事，你说能静吗？原先三个人想一块死，结果活了我一个。这滋味不好受。好多人都说话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那么多大领导人，都是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在一起的，爬雪山，过草地，照样不也是家破人亡吗？比你惨得不知多少，人家不照样硬挺腰杆撑着活着吗？
我们单位待我不错，那时我家房子还给人占着没落实，就叫住医院集体宿舍。我是回民，吃饭难，我侄子天天提着饭盒骑车来给我送饭，每天一趟，过了好多年。我呢，医院叫我做“科住院”。按医院规矩，得先做“科住院”，才能升主治大夫。我反正没家，没别的负担，抢时间念书吧！监狱里不许念业务书，现在加倍念书，弥补啊！很快拾起来了。我负责八个病房。打一楼到五楼上下跑。早晨7点半上，晚上9点半下，一天14个小时。一天上夜班，无意觉得两脚像踩棉花，一量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我说快给我打一针。降血压硫酸镁最快，打完半小时再量不但没下去，反倒变二百了。我挨个儿病房转，护士们谁也不找我，这是她们互相说好的，怕我再累。这些人都同情我，尊敬我。唉，咱还说嘛呢。再加劲吧！本来“科住院”要做一年，我半年多就升主治了。
这时，我交了一个朋友。华东纺织学院毕业的。当初是年轻有为，一个总工程师对他特别器重。反右时这总工程师成了右派，叫他揭发，他没揭发，反而给总工程师通了信。他说咱不能昧着良心办事。这一下把他也当右派对待。他以为自己就是右派了。这次平反，摘右派帽子，人家看了他档案说，你冤了，你不是右派呀，糊里糊涂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不给升级也不给涨工资，也不好结婚。这叫什么事？他今年50多岁了，一直独身，我们就结婚了。我俩有共同遭遇，说得来，他也挺照顾我，相互安慰吧！我二哥把他的儿子过继给我，现在上北京大学了，学外语。最近我爱人又升做厂长。我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了。
可是至今对那段事还是不能不想。我没法克制自己。虽说不是每天想吧，也不会忘。我总想我爹。我们医院人说，你连个蚂蚁也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之下就下去手呢？那时真把人逼得没人性啦。谁会拿刀杀死自己的爹呀！换平常连想也不会想，是吧？我也欠下我妈一笔债，永远没法还了。如果当时我没下手，我爹我妈准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不怨我怨谁？我无论怎么给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也没用。我又弄不明白，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当初以为救了我爹，现在总觉得害了我爹。为嘛别的事都想得明白，这事翻来覆去总想不明白。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你说一切都是“四人帮”搞的，别人为嘛都捱过来了，我们没有，还不是我？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有罪，活得又没劲了。有人说，你好好活着，才是对得起你爹你妈。一想，也对，对吧？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