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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 第四章 第一节
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刹那间，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那样的话，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现在，什么都没了，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古怪地失踪了。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 但是，在芦花牺牲以后，他告别石湖的时候，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真的，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 “再见吧！好好干吧！纬宇同志，你虽说是个新党员，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 他脑袋垂得很低，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看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那时候，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望着他；虽说，彼此之间有过隔膜，有过挂碍，甚至还有过不愉快。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事情过去了，也就烟消云散。这一会儿，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 然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接受批斗，棍棒交加、触及灵魂的时候，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着实地“恭喜”了一番。 “祝贺你终于瓜代，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以免“玷污”了他。 “得啦老兄……”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但又不愿同他顶嘴，一个心情舒畅，乾运亨通的红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所发出来的牢骚的。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密斯特廖，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宁可自讨苦吃，也决不让步。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他也决不肯干。这种可笑的愚直，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二龙，顺时应势，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 “三千年为一劫，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于而龙早就敬谢不敏了。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小将”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一垄肥水充足，赶上节气，麦苗长得茁壮，齐刷刷的一片；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连地皮都没遮住，不过，终于还是长了起来，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廖总，你说是不是？需要刚的时候就硬，需要柔的时候就软，或者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而他，一条道走到黑，怪谁？” 廖思源保持中立，阖着眼，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 其实有什么好交接的呢？除了挨斗的权利之外，一切都被“夺”走了。哦！原来是来讨那外国专家使用过的，大写字台上的几把钥匙。 “我已经早就交给了小狄！” 王纬宇说：“但是，那位清高的，效忠于你的女性，一定坚持非要你写个条子，她才肯交——” “哦！……”于而龙不禁感叹系之，心里念叨：我的忠实的小狄，使他们嫉妒了。愚不可及的姑娘啊！俗话说得好，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一把干草吗？ 当于而龙关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的时期，他的家砉拉一下解体了。谢若萍编进医疗队，到祁连山南麓的荒塬上给牧民治病去了，连看老伴一眼的权利都不能获准，只好忍住泪水登程出发。列车西去，可她的脸却总是向东，担心她丈夫身上的“棒疮”，什么时候才能结痂？恩爱夫妻，十指连心，即使到了那荒漠的高原，也常常一个人伫立东望怆然涕下。于莲和高歌那伙革命家吵了一架，来同她爸爸告别，奔赴云梦泽国去种那矮秆早稻。而且据说一辈子要在向阳湖畔落户，终老斯乡，因为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可她，还有不如意的婚姻纠缠着，本不想当着爸爸的面哭的，他的心还嫌揉搓得不碎么？然而，自此一别以后，她还能向谁流泪呢？叫了一声“爸爸”，热泪如雨，抱住伤痕累累的于而龙呜呜地大哭。当时廖思源毫无表情地看着，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 他儿子于菱在撵出四合院不久，就被肖奎带到部队当兵去了。于莲抬起泪花花的脸，望着她父亲，问道：“你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于而龙抚摸着他女儿的长发，不禁叹息：“自然是要活下去的，我不相信历史会永远颠倒过来写。”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可全亏了小狄在照应他，他怎么也想不到原先认为是娇里娇气的秘书，却有着这样倔强刚直的性格。那些流言蜚语，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来说，就不是一般的讽刺讥笑。那些无聊的家伙，以他们自己卑鄙龌龊的精神状态，来编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把小狄描绘成一个不要脸的女人。然而她顶住种种难堪的屈辱，一张大字报不写，一句揭发的话不讲，而且理直气壮地来优待室看望他。 “以后你可不要再来这里看我了！” 小狄说：“坐牢总得有探监的呀！现在，只有我，是你惟一的亲人啦！”这话她不仅仅对于而龙说，对谁都不隐讳。 这个瓷雕似晶莹的高傲姑娘，昂着头，眼皮抬也不抬地通过那些持刀弄枪的岗哨，每礼拜光临一次这如今统称之为牛棚的小屋子，给于而龙送来换洗衣服，而且还替他经管着不多的生活费，为他买一些日用品和必不可少的雪茄。 “卷毛青鬃马”，第一个冲上台把于而龙拉下马的女工，成了全厂的名旦，曾经指着小狄骂过：“不要脸的贱货，真是旧情不忘啊！” 小狄站住，脸白得像一张纸，但仍旧文静地告诉她：“你说得半点也不错，是旧情不忘。我可以坦率地，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你，我确实爱他，但是我更尊敬他，这一点，怕你未必能理解的。”“卷毛青鬃马”放纵地大笑，毫无羞耻地劈开两腿，拍拍自己的裤裆：“别装假正经啦，小姐，谁不明白吗？” 无论怎样冷嘲热讽，甚至逼迫划清界限，仍旧每礼拜来一次，久而久之，看守的人渐渐松懈了，于是她用俄语同于而龙交谈，用英语和廖思源聊天。“多么忠贞的女孩子啊！”那位学术权威衷心赞美着。只要她来，总给优待室里留下一股科隆香水的芬芳。 “好吧！我让小狄把钥匙交给你！” 于而龙一边写便条，一边想着王纬宇上任后的情景，估计他决不会轻松愉快的，几千人的偌大工厂，可不比当年的石湖支队，即使那百把个弟兄，也是在他的带领指挥下，全部把生命断送在樊城战斗中。那么这座工厂在他手里，会不会像断了箍的木桶，哗啦一下全散架呢？ 只好由历史来判断了，而终归会有这一天。 “你们也别远送了，老王！”于而龙躺在担架上，有气无力地朝他们挥手。 “好！等着你！”王纬宇说。 “我会回来同你一起干的。”他仰望着那活像老人的鹊山，使他触景生情，想起在石湖沙洲上度过的，芦花生命史上的最后岁月，于是向通讯员说：“长生，扶我一把！” 铁柱，老林哥的二小子，他和长生负责抬于而龙到后方医院治疗去，他刚正式参军不久，是老林嫂让游击队长把孩子带走的。负有特别使命的铁柱抗议：“二叔，谢医生讲，你只能躺着。” 老林哥笑了，好心肠的事务长体贴到他的心境，和长生把担架抬着，往那块殷红色的墓碑靠拢了些。无非是一种世俗的想法，给亲人的坟头添把土吧！此去经年累月，还不知何时再来扫墓！ 三十年后，在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 于而龙想些什么呢？“芦花，我的芦花呀！连你的坟墓都找不到了，你甚至比抬担架的两个年轻人都不如。铁柱的墓碑竖立在朝鲜定州西海岸的山丘上；而长生，还有那匹‘的卢’，是埋在面向黄河的陵园里，可你，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呢？……” 他不知拿他手里的鲜花怎么办了？ 江海挽住他的胳膊，强拉着他走回来：“我记得对你说过的，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考验的年代呵！” “那么你应该告诉我，她的下落！” “你不会忘记，我请求你们原谅过，我没有能够保护好她。” “老江，请你讲得不要那样抽象好吗？”于而龙恳求着他。 江海望着铁一般坚硬的汉子，他那刚毅的脸上，显出准备承受任何不幸消息的神色，似乎在讲：“把你去年难以讲出来的话，统统地倒出来吧！我神经不会脆弱得受不住的……” 但是江海看看周围异样沉默的人，便把舌边的话，强咽了回去。难道十年来，他心灵上受到的伤痛还少么？干吗再给他增添苦恼和悲哀呢？于是他向老战友建议：“走吧，到我那儿去。” “我哪儿也不去。” “干吗？” “在石湖找到回答。”于而龙坚定地说，并把那个花篮捧到他的面前：“要不然，我拿它们怎么办？” 是啊！半点可以凭吊的遗迹都找不到了，难道花篮总让于而龙在手里端着么？ 所有在场的人，对于游击队长和芦花之间的关系，谁也比不上江海理解得更深，他几乎等于亲眼目睹全部过程。那时滨海和石湖还同属一个地下的中心县委，并未分家。他记得当时是多么不理解，也不支持那个追求革命和真理，也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芦花呀！她是怎样大胆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冲破了世俗的观念，摆脱了不成文的婚约束缚，和现在端着花篮的人结合。那是一个痛苦的割舍，无论对于芦花，对于他们哥儿俩，都曾有过一段困难的日子啊！尤其是于大龙悲惨的牺牲，加重了他们结合的阴影，但有什么好责怪芦花的呢？ 人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追求真理一样，是谁也不能剥夺的神圣权利；爱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难道芦花就该听受命运的摆布才算好么？ 芦花的一生是短促的，像流星一样，在空间一掠而过，然而她的生命、爱情、战斗，以至于牺牲，像流星似发出了强烈的光辉。大凡一个人生前有人爱的同时，必然也会有人恨。死后，爱和恨的分野就会更加鲜明，肯定是爱之弥深，恨之弥切了。要不然，该不会落到连放一捧鲜花的地方都没有。 “走，江海！” “哪儿去？” “沼泽地。”他寻找他那个小舢板，打算走了。 “你发疯了吗？想陷在里面出不来吗？” “那好，不攀你。忙你的贵干去吧，地委书记同志！” “你这个人哪——”江海了解他的脾气，而且“将军”在电话里嘱咐过不要袖手旁观，于是他萌出了一个主意，捉住于而龙的手：“走吧！二龙，我们到天上去！” “干什么？” “看你的沼泽地去呀！”他拉着于而龙，向停落着直升飞机的大草坪走去，心想：那样，这篮鲜花就好办了。 “我要脚踏实地地去看、去回忆！” “照样，在天上更能一览无余。”江海强拉着他走了。 告别了乡亲，告别了故乡，直升飞机载着两位游击队长，离开了波光潋滟的渔村，向辽阔的蓝天里飞去。 “芦花，芦花，我回来得实在太晚了……”于而龙那紧捏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对座的江海膝头上。这时，飞机已经升得很高了，冷风从机身罅隙里钻进来，吹得心里直发凉。“真是应了老伴的话。”于而龙琢磨，“难道不是这样吗？失望加上失望，扑空接着扑空，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不多，引起忧伤的因素倒不少。”他摇了摇头，对江海说，“我不相信我会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它总有边，总有沿，总有走出头的一天。” “不要激动，二龙！打起精神来，我们的贵体，我们的高龄，还有他们——指着那些忙碌的机上人员——年轻人的未来，都不允许再糟蹋自己。听我告诉你，她的坟墓、棺木、尸骸、骨殖，以及那块石碑，都到哪里去了。你不是要看这块沼泽地吗？很好，话就得从远处讲起来，不过，你一定要耐住你的性子……” 江海的沉稳性格可是出名的。 机舱里堆满了药粉，这种扑灭早生蝗蝻的六六六粉，是相当刺鼻的，呛人的，然而它却可以消灭一场灾祸。但是人类并无什么有效办法，来肃清两条腿的早生蝗蝻，以致他们羽化以后，铺天盖地，酿成巨灾浩劫。“是得从远处讲起，过错并不是一天早晨突然发生的，而是昨天，前天，许久许久以前就种下恶果了。” “说得对啊，二龙，那天西餐席上，小谢讲起芦花运枪负伤的故事，还记得吗？”江海问他，然后沉思地说，“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多困难哪！来，咱们一块来回忆——” “得扯那么遥远么？”于而龙现在需要证实，不想推理。 “不然讲不清楚。”他俯瞰着机身下的大地，说着：“看见了吧！石湖落到后边去了，前面就是县城，再往远看，该是滨海，认出来了吧？当年芦花就通过运粮河，把枪支弹药送到我们那儿去的。如今是密密麻麻的防风林带，河，看不见啦！” “你在给我绕什么弯子？”于而龙问。 “还记得你夫人怎么指责我的吗？” “哦！你居然会往心里去？” “哈……”他笑了：“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账，正确的永远正确，而替罪羊则不能得到原谅……” 那天在餐桌上，由于“将军”规定了话题，加上劳辛要写《女游击队员》那首长诗，缠着谢若萍，非要她讲讲芦花在望海楼和王经宇交锋的过程。 谢若萍笑了：“我讲不成问题，只怕有人不乐意听呢！” 江海看看她：“我不是头回站在被告席里，十年，锻炼出来了。” “那好，我来说一说…… “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有的人，死了死了，死了也就了啦，谁也不再惦念他，甚至还竭力把他忘却；但有的人，虽然永远离开了人间，可似乎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同我们一起生活、战斗，参与到我们的欢乐或者痛苦中来，息息相关。心里总存在着逝者的形影，而且奇怪的是，他不是强赖在你心目里的，也不是非让你记住他不可，不，而是你自己特别珍惜那惟恐愈来愈淡的形象，所以就深深铭刻在心里。芦花正是这样一位虽死犹生的亲人，她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我想她现在肯定和我们一样高兴喜欢，说不定像‘将军’和路大姐那样要喝上一盅。 “我们许多同学都是差不多先后参加支队的，男同学都通过封锁线到湖西了，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留在了湖东。是的，我们一个个都是芦花动员走上革命道路的。 “她对我要格外关照些，虽然她对小队其他同志也都不差，但我感觉到她好像把我和肖奎——那个快嘴丫头，看得更亲切些。有些机密，有些心事，并不回避我们，因为小队只有三个女同志，而且总是住在一起，像姐姐似的关心着我们。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芦花去滨海开了个会，因为那时我们跨区活动，似乎接受着双重领导。是不是啊？老江！也就在那次会上，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决定，要我们把缴获的一批武器转移到滨海坚壁起来。 “我至今也不相信，那样一个不信邪的芦花，明知道是错事，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难道她真的相信那些假情况？笑话，我们在城里的地下工作同志，怎么从未反映过一点？是我负责联系的呀！ “‘不就是那点点白薯干，江海就狮子大开口啦！’” 江海停住刀叉，怔住了。 “芦花批评了肖奎，叫她沉住气，别瞎说。 “我也劝说指导员：‘大姐，办不到的，等于给敌人白送，还是老办法好，细水慢流，通过咱们的联络渠道转运过去。’ “‘来不及啦，鬼子很快就要秋季大扫荡了！’ “‘滨海的情报可靠吗？’ “我们吃过麻痹大意、毫不在乎的苦头，但过度警惕、神经过敏，也使我们上了不少当。不适当地夸大敌情，弄得草木皆兵，疑神见鬼，也坏了不少事。” “将军”插话说：“不奇怪，杯弓蛇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战争年代，或许还可原谅。” “不过——”劳辛说，“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真可悲——” “诗人，要罚你酒啦，出题啦！今晚只谈过去——”周浩又掉脸朝发愣的江海说：“吃啊，干吗按兵不动？若萍说你两句，看紧张的。” 江海叹了口气：“‘将军’，这是断不清的官司！” 谢若萍接着讲下去：“老江，你别误会我是和你算账，也可以统统不记在你的名下，但话总是要让人讲的吗！……不但芦花相信敌人要来夺枪，湖西，也被送粮去的王纬宇给宣传得动了心，特地派老林嫂通过封锁线，送来了一道紧急命令。 “老林嫂来，就意味着非常重要和紧急，看样子好容易弄到手的一块肥肉，滨海不费吹灰之力搞走了。想不到芦花看完命令脸都白了，要我们设法把枪支弹药送到滨海去。 “喝！像一点水滴进滚油锅，大伙都炸了。 “原来，连送出去都思想不通，并不仅仅是本位主义。好，现在不但给，还要我们送，好像我们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的神仙。 难道王经宇听我们调动？他没投降日本鬼子以前，就打主意抢过这批军火，向顾祝同、韩德勤邀功，现在成了汉奸，不正是给大久保的见面礼么？ “肖奎恃着她是指导员的小鬼，天不怕，地不怕，对老江嚷过。——记得不，老江，有一回你来我们驻地，商量接送军火的具体办法。那肖奎冲着你鼻子：‘你们没本事自己缴获，有脸朝人家讨，讨还罢了，叫花子要饭嫌馊，得我们送上门，岂有此理！’没忘了吧？队长同志！” 江海说：“真抱歉，大夫，记不大起来了，我有脑震荡后遗症！许多该忘的东西忘不了，许多该记的东西记不住。” “怎么得的，江伯伯？” “还用得着问吗？画家，跟你爸一样，能从‘小将’手里活过来，就算命大，别打岔，让你妈讲下去吧！” “芦花犯愁了，硬打硬拼硬冲么？我们几十个人，孤注一掷？从敌人眼皮底下混过去？谁也不会隐身法。她怎么能睡得着呢？翻来覆去，后来索性坐起来靠墙思索。 “‘睡会儿吧，大姐！’我劝她。 “‘你放心睡吧，一会儿我替你岗！’ “‘不，你累了一天。’白天把已经坚壁好的军火重新从埋藏的村子里起出来，准备集中朝滨海运去。蛖！荒谬的决定啊！我们就是这样自己整自己，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像发神经地一会儿这么变，一会儿又那么变，消耗时间，浪费精力。我们用了多大工夫才把那些军火分散坚壁起来的呀！老百姓都拿命替我们保管着的呀！ “芦花苦笑了一声，突然问我：‘他干吗那么坏？’ “‘谁？’ “‘小谢，说是医院里有一种什么光，能把人的心肝肺腑照个通明瓦亮，看得清清楚楚。要是能把心思都照出来，那敢情好了，人人都一眼看透了。’ “‘你指的是谁呀？’我再一次问——” 江海把正抿着的高脚玻璃杯放下来。 “芦花始终也没讲出是谁。 “‘将军’，我要讲几句离题的话，你别罚我酒。我看咱们过去，打仗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纯朴一些，真挚一些，也直率一些，所以大家也团结些，即使有些什么长长短短，彼此也能容让。为什么现在搞得那么紧张？人变得那样刻薄，那样歹毒，心肠是那样坏，手段是那样辣？难道他们是突然之间变成恶鬼的吗？” 江海笑了：“不，你说错了，医生同志，恶鬼原来也披着人皮站在我们队伍里，只不过有更强大的敌人在面前立着，同舟共济的心理，使得他们规矩些，老实些，收敛些罢了。” 周浩摆了摆手：“不完全是这样，同志们。若萍那时候和现在的莲莲一样，天真烂漫。说句不中听的话，还不太懂事。江海，你应该有所体会，尽管在那狂风恶浪，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也是同舟并不共济，你以为那些人就不搞些手脚啊？照搞不误。只不过由于你忙着和敌人拼命，而顾不过来罢了！同志们，手脚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拿枪拿刀，有时候就是别的花头了！”说着，他把蛋糕推到席中，举起刀叉：“请吧，不必客气，领情就是，现实生活并不总像奶油蛋糕这样甜蜜的。”他一刀从“生日快乐”四个字划过去。 劳辛倒了一盅酒端到他跟前：“请吧，‘将军’！” “怎么回事？” “你谈到了现实生活，该罚酒！” “哈哈，让你钻了空子！” 路大姐笑着说：“怪不道莲丫头这些年来总挨罚，也许是总爱画现实生活的原故吧！——好啦好啦，若萍，你快讲下去吧，芦花该怎么办呢？” 谢若萍接着往下讲：“……正在为难的时候，一艘小篷船轻巧巧地来到我们驻地。我记不得那船家姓什么了，反正他顶着一个皇军情报员的身分，为我们往返联络，传递消息。我们以为他给搞来了粮食，因为那年旱得厉害，颗粒无收，游击队的肚子问题成了难关，所以老江的白薯干才身价百倍，要我们拿军火去换。谁知那船家笑嘻嘻地说：‘一个送上门的俘虏，我给你们运来了。’ “那时，老百姓的心向着我们，也指望着我们，而我们总跟人民群众心贴着心，所以关系融洽极了。 “他回头向舱里招呼：‘上岸吧，到地方啦！我也不知该称呼你是太太，还是小姐？’ “从船舱里钻出来一位烫着头发，城里打扮的妇女，一见是荒乡僻野的孤村，便问：‘你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来啦？’ “‘我把你请到石湖支队做客来了。’ “那个妇女一听‘石湖支队’四个字，腿一软，赖在了舱板上。我们把她请上岸，她哭天抹泪地说她去石湖县城看表兄的，哀求我们放了她。 “‘哼，别充好人——’说着那个船家把几张‘储备票’掷还给她：‘还你的船钱，我是看着你从国民党的党部进去，又换了这身打扮出来的，好好地跟同志们讲讲清楚吧，我要图钱，还不揽你载呢！’说罢扬长而去，等芦花赶来，船已经划远了。 “芦花在湖东有许多基本群众，关系密切得犹如亲戚一样，就拿这位船家讲，就经常来看望芦花，有时还特地给她送点吃食东西来，亲切极了。大旱之年，细米白面可是珍贵之物，奇怪得我朝肖奎打听：‘这个人怕是指导员的娘家哥吧？’ “‘不是，根本不沾亲带故。’ “‘那么，怎么这样热呼呼的？’ “‘都这样的吗！’ “‘谁们？’ “‘老百姓哪！指导员不论到哪儿，就把心贴在他们身上。 哦，想起来了，好像听说过，有一回，指导员搭过他的船，救过他老婆的命——’ “‘哦！难怪呢！原来如此。’ “的确，那时我们全靠群众活着，所以心里也就比较地要有群众些，倘若失去群众支持，搞些不得人心的事，更甭说伤天害理的倒行逆施了。敌人一围村子，把你裹在乡亲们中间，只消一个眼色，一点示意，你就完啦！” 于而龙被他老伴这种“初一过了初二，十五就是月半”的真知灼见逗笑了：“好啦好啦，今天不是做礼拜，你还是不用忏悔吧！” “现在开始忏悔也不晚！二龙——”劳辛喝下一盅酒：“我先罚了再说，你认为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还那样完好？” 谢若萍显然不愿他们争论这类令人痛心的题目，便截住诗人的话说：“那位落在我们手里的国民党特工人员，还算是明白人，以后还帮过我们几次忙。当时和盘托出了她的使命：她是派来和投降的王经宇取得联系的，只求马上把她放回。 “芦花说：‘忙什么？呆两天，玩玩看看，说不定会跟我们一块抗日呢？’然后她关照炊事员给这位‘客人’安排饭吃，还叮嘱要弄得好一点，把伤员舍不得吃的粮食，都给她吃了。 “我跑去找指导员抗议，因为我是医护人员。 “她听完了我的话，心又不放在上面，倒是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盯得我浑身发毛。怎么啦？我说错了，不该维护伤员的利益？要不，我做错了，搜查了那个妇女？可是那封给王经宇的密信，就是这样弄到手的，要不，她才不肯承认呢！“谁知那一会儿芦花的脑袋里，已经琢磨出一个主意：一大堆集中起来的军火，已经成了一块心病，必须赶快运走。所以她突然问我：‘小谢，给你个特殊任务！’ “‘干吗？’ “她眼睛亮晶晶的，几天来的愁云一扫而空，兴奋地对我讲：‘你敢不敢冒充一下那个女特工？’ “我吓了一跳：‘做什么？’ “‘朝王经宇借路，走！’她拉住我，要跟大伙儿合计合计去，人们一听乐坏了，笑得前仰后合。可谁也不考虑我是否胜任，是否胆怯，好像那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但我确确实实害怕，因为和敌人这样近交手，有点怵头。于是我强调，我没有她那烫的飞机头，而且也学不来那种交际花的样子，因为石湖是个小县分，我哪里见过世面。然而在大家眼里，还能算个问题吗？生命都可以抛掉，一点困难还不能克服？芦花鼓励我：‘你肯定能办到的，王经宇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要给他一点真货看看。’ “‘头发怎么办？’ “也许一顿饭吃得高兴了，而且看到我们并无加害于她的意思，那个女特工人员和我换了穿戴以后，对于头发问题，她倒帮着献计献策说：‘容易得很，找根火筷子，烧红了，给你烫两个小发卷，用头巾一裹，能混过去。再说，他只见过我一面，还是在麻将牌桌上，不会记那么清楚的。’ “哦！天哪，受的那份罪就别提了，那不是烫发，是燎毛。那个妇女，我敢担保她不是折磨我，然而，头皮被她烫破好几处，别看是柴火烧热的铁筷子，烫起人来照样要命，差点晕倒过去。肖奎看得不忍心了，啪地掏出手枪，顶住她的后心，威胁着：‘烫坏人，小心老子毙了你！’ “但肖奎的好心，造成我更多的痛苦，那个女特工人员手一个劲地抖，我的头发一绺一绺地给烧焦。当时，我从心里诅咒那荒谬的决定，一项错误的决策，得多少人为之付出代价呀！ “我们进城了，芦花和我一路，虽然有她在，而且也已经演习过了，但心里仍是敲鼓，惴惴不安，比第一次参加战斗还要多一层恐惧。在火线上，除肉搏刺刀见红外，敌人只是一定距离以外的一个靶子，至少能有点回旋余地，可是在那样混乱嘈杂的望海楼里，面对着面，天哪，该不会出丑吧？ “‘哟，小谢，你的手怎么像块冰似的？’ “‘那位小姐的旗袍、短大衣太单薄了。’我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胆怯和紧张。 “‘用不着害怕，小谢，到这种时刻，只有鼓起胆子往前冲，枪子专找胆小鬼，向后退可不是路。’ “‘说心里话，大姐，哪怕离开五米以外，我要开枪，决不会手软。’ “她讪笑我：‘你要是恨得牙痒的话，越靠近一刀扎下去才越解恨，你要碰上天大的仇人就在眼前，可你手是绑着的，那才不是滋味，我遇上这种事情可太多啦！’ “我问她：‘大姐，你有绝对把握吗？’ “芦花看看我，好半天不做声，又走了一程，她才说：‘我跟你讲实在的，小谢，没把握啊——’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有，半点也没有，可除了这招，还能找到别的法子，把军火运过去吗？只好冒这个险去。’ “船到城关，接头人正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偷偷地告诉我们：‘王经宇耍滑，推脱了，不肯见面。’ “‘他妈的！’气得芦花直骂街。我的心，算是一块石头落下地。但是芦花绝不轻易打退堂鼓：‘你去告诉他，他不怕是非，我也不怕风险，到他家去登门拜访！——我们在望海楼等他回话。’那个中间人赶忙去联络了。 “‘去他家？’ “芦花说：‘不这样，蛇轰不出洞。’ “我们的船朝城里划去，望海楼灯火辉煌，一会儿就到了。拴好船，有地下同志接应，朝这座大饭馆走进去。我担心地：‘他真的会来？’ “‘为什么不？那条毒蛇！’然后轻声却是威严地命令我：‘拿出点样子来——’她那眼里逼人的神采是有股震慑力的。 “经常交手的双方，久而久之，大家也都摸透了相互的性格，王经宇知道芦花的厉害，自从她从抗大分校回来，到湖东开辟游击区，远不是他印象里三王庄那个无知无识的渔村姑娘了。所以他估摸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应付搪塞一下，是过不了门的。而且，他很可能盘算过：过去芦花和他谈判，总是在望海楼，那时他还挂着青天白日的旗子，县城是日本鬼子占领着，他也不敢-翅。现在，横竖撕破了脸，当了汉奸，要能捉住芦花，给大久保献去，保险邀个头功，一箭双雕的欲望，驱使着他前来望海楼。 “我们在一间宴席厅里等待，芦花叫我到套间屋里安生休息，告诉我：‘小谢，万一出了事，有人会掩护你的。’ “‘你哪？’我替她犯愁，虽然她枪法好，但寡不敌众呀！‘大姐……’ “‘看你——’她不喜欢我那种情绪，‘上了战场，还能考虑那些。’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脚步声，于是她推我进套间里去，原来这里面是阔佬们抽大烟的场所，我刚在烟榻上坐下，就听见王经宇来了，那众多的脚步声，可以想象跟进来不少护兵、马弁。 “王经宇嘿嘿冷笑两声，带点挑衅的味道：‘指导员，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芦花说：‘我不像你那么胆小，来七八个人干吗？打架吗？’“‘出去！’王经宇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家伙，量她也是一条网中之鱼，便把随从人员撵出去：‘有什么事，快谈吧，我没工夫。’ “‘着什么急？大先生。你是我请来的客，拿你们文雅人的话讲，叫做客随主便！’ “‘嗬！好大口气，现在我的保安团驻扎在城里，城里是我做主。’ “‘别往脸上抹粉，那是大久保还信不过你，才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着你。’ “‘不管怎么样，以往在县城难为不得你，这回是你自己送上门，只怕是进得来，出不去啦！’ “‘那你白跟我们打几年交道，还不摸石湖支队的脾气，没有登天的梯子，我们绝不去摘月亮，既然敢进城来找你，就不怕你找了新靠山。’ “‘别狂啦，芦花，我只消咳嗽一声，就把你逮捕。’ “‘你敢试试看吗？’芦花口气强横地‘将’他：‘请吧！’ “他缓和了一下僵局：‘忙什么？你不是有正事谈吗！’ “‘好吧！’ “‘那就请教——’ “‘先来给你打个招呼，我们要用用运粮河！’ “王经宇笑了起来：‘果然不出老夫所料，那批货色扎手了，想运走？’ “芦花回答得很痛快：‘不错！’ “‘什么价码，我给你让路？没有好处我是不干的。’ “‘想敲竹杠吗？’芦花问道，‘你把运粮河让出来为好，来找你是给你个面子。’ “‘太承情了，到底是三王庄的老乡近邻，亏你照应，我该怎么谢你呢！’他喝了一声：‘来人哪！’ “‘慢着——’芦花嗓门也不示弱地叱喝着。 “一阵马靴声停在屋里屋外的门槛那儿。 “‘大先生，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我听到芦花把那封密信摔在桌子上。 “‘哦？’王经宇惊了一下，大概是被信上的落款给怔住了，那是他们的联络暗号，便叫那些人退出去。 “很可能看到对手的狼狈，芦花问：‘摸摸脖子长得结实不？’ “王经宇沉默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一封信，能说明什么？’ “‘那你要见一见本人吗？’ “‘什么？’他跌坐在椅子里，长吁短叹地：‘你们把她弄到了手？’ “‘还给你带来了，让你看看。什么时候我们过了运粮河，这个人交给你。’ “‘是，是。’肯定是满头大汗，不得不认输了。 “‘一言为定？’ “‘当然，当然！’ “这时，听芦花走过来拉开门，向我客客气气地招呼：‘小姐，你不是找你的表兄吗？’ “我自然动也不动，只见王经宇紧张惶恐地站起，向我走来，直是抱歉。然而，芦花担心我沉不住气，怕露了马脚，连忙把门拉上。这一来，指导员失策了，欲盖弥彰，反而被他看出破绽，他跳起来，大声嚷着：‘假的，假的。我一眼就看穿啦！’他抢着拉开门，嘲笑地看着我：‘啊哈，一个秃尾巴鹌鹑，想来打马虎眼，亏我见过一面，要不真让你们唬住了。哈哈，要打算冒充，应该先让她上城里来烫个发！’他真的胜利了，得意地狂笑起来。 “我望望芦花，不知她该怎么来收拾局面，难道束手就擒了么？才要摸身上的枪，两三个人抢步走进，用枪顶住我们两个。 “王经宇笑声止住：‘走吧！请！’ “他们扭住我的手脖子，立刻被五花大绑起来，芦花一声不吭，也由那些穷凶极恶的卫兵捆个结实，还加上手铐，看来，我们这场本来把握不大的戏，肯定是演砸锅了。 “‘咱们走！’芦花对我说，那自信的声音里，充满了蔑视奚落和毫不在乎的劲头：‘走，看谁后悔！’于是扬起脖子跨出门去。 “‘等等……’王经宇到底坐不住了。 “‘走啊！’芦花偏要激恼他。 “他强笑着：‘弄个假货来冒充——’ “‘真货，我还留给大久保呢！劝你不要高兴得过了头。’芦花开始反攻：‘我先来就跟你讲，给你大先生打个招呼，让你看看信，不假吧？再看看这套衣服，是人在我们手里的证见，不错吧？现在那位党部派来的小姐，我不妨给你说实话，在关帝庙鬼子营盘外边等着，只要望海楼一有动静，往岗楼里一送，那可是抬腿就到。大久保是最恨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杀过不少头的，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吗？再说，那位小姐要落到日本人手里，国民党方面会对你怎么样？你把前头的路堵了，后边的路绝了，脖子上长几个脑袋？我还是这句话。’ “芦花抬起脸来，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王经宇想了想，便挥了挥手，叫那些护兵给我们松绑。当我们走出望海楼时，才看到我们许多同志已经化装混在群众当中，原来他们在掩护着咧！ “‘大姐，那你干吗说没有把握？’ “她苦笑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假如他真的翻脸不认账——’ “‘那就连他也一块弄走，给我们开路，哪怕拼个你死我活。 有什么法子，得执行命令，得听从决议，尽管它分明是错的。’ “我不禁反驳她：‘滨海的会，你是参加的呀！’ “她肯定是不便于和我讲的了，沉默一阵以后说：‘小谢，你听见了的，王经宇怎么知道我们要运军火？’ “经芦花那么一提，我也不禁纳闷起来……” 路大姐插进来说：“那还用说，他们那边有我们的人，难道我们这边就没有他们的人？” “那到底是谁呢？路大姐，你是干锄奸保卫这一行的，我可至今背着黑锅呢！”江海把蛋糕上切开来的“快乐”两字，统统拨到自己的盘子里：“要知道，当嫌疑犯并不快乐！”于是他把那些樱桃肉用叉子挑进嘴里，逗得大家都笑了。 关切着生母命运的于莲，催着谢若萍讲：“妈，后来呢？” “后来，是你江伯伯的罪过啦！他是推卸不掉责任的，约好了他应该带队伍来接应我们，谁知来晚了一步，被一股残匪，就是麻皮阿六打死后，独眼龙领着的余党，想发笔横财，把我们纠缠住了。当然有可能是王经宇暗地串通的，他们总是穿着一条裤子，但是莲莲的妈妈说话算话，把那个女特工人员放了，还给了一笔酬劳，其实，满可以拿她做挡箭牌，让王经宇去抵挡那个独眼龙。现在，只好以有限的人力支持，好在我们弹药充足，芦花的枪法又好，打得那伙匪徒靠不了边。但不幸一颗流弹，打中了她的右肩，倒在我怀里。这时候，才听见滨海支队的军号声，就这样，她为她支持过的那个错误决定，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机舱里，江海叹息地提出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存在不存在无罪的罪人？” 于而龙想起被专政了的儿子，被批判过的女儿；想起了自己十年来总在被告席里站着，难道不都可以称之为无罪的罪人吗？ “都是历史陈迹了，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论吧！不过，那天在宴会席上，若萍对我的指责，并不完全正确，对一个不了解详情的批评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牢骚太盛。” “罪人确实不是我，但我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我的错。” 于而龙懒得去追究三十多年前与己无关的旧账，仅是自己头脑里的纷纭烦扰，搅还搅不清咧，便说：“其实我老伴也是纯属多余，女人们心眼窄。” “不，我是有错的。”他说，多少有些后悔。“我不该相信那些假情况，不该支持那个荒谬的决定。” “怪了，那到底是谁决定的？难道是芦花自己，她自讨苦吃？” 江海嚷了起来，把机舱里民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直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她压根儿就不赞成，一开始，她就怀疑那些夸大了的敌情，四四年，‘大东亚战争’搞得日本人精疲力尽，已经失去力量来大规模‘扫荡’了，所以她反对那个决定。后来，她见到了我，便把同志们支开，单独对我说：‘任务完成了，可决定是错的，我白挨了一枪，这一枪等于是他打我一样。’” “谁？”于而龙问。 “是他搞来的情报，是他坚持作出的决定，是他利用了我们那种不怕过头，越左越好的思想情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吓破了胆似的疑神见鬼，结果吃了这个亏。” “他？” “对，芦花说的就是他！” “难道——”于而龙这才想到敢情不是和自己毫无关连，而且仿佛在眼前打开了一扇小窗户，虽然透进来不多的阳光，但终究使他豁亮了一点：“哦，原来是他干的。” “是他。” 江海伸出来两个指头，在他面前晃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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