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风流: 第八章
一
尽管市中心医院的高干病房要比普通病房的条件好得多，安静得多，高伯年还是觉得整天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打针、吃药，弄得他心里乱糟糟的。
他几次要求出院，都被主任医生婉言拒绝了，心脏病的急性发作，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征兆，预示着人的生命从此踏到一条安危莫测的红线上。高伯年这是第一次发病，发现和治疗得还算及时，危险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医生不能轻易放他出院。
高伯年感到乱，并非环境不安静，而是他心里不安静。
他病倒了。市委的工作由一位副书记主持。市委常委会出于对高伯年健康的考虑做出决定，高伯年住院时间，市委工作一律不向他请示，只有重大人事安排问题才等他出院后再定。高伯年对这条规定又很不放心。
他担心自己病倒后市委的工作会停滞下来，又担心他不在，很多工作会乱了套。他感到自己离不开工作，市委也离不开他。
一般群众不了解市委书记每天的工作情况，他们以为他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优哉游哉的呢。这种认识，老婆说过，女儿说过，甚至这次住了院，医生护士言谈话语中也有所流露。他们似乎觉着市委书记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多他多道关，无他地球照样转。“你们不就是成天开会、发文件、做报告，说一些听着有道理，干起来又摸不着门的原则话嘛。”女儿的话代表了一般群众的意向。由此，他们便推论市委书记的时间是相当富裕的。手下有的是干部和秘书，生活有人料理，讲话有人写稿，整天无非是听听汇报，看看文件，然后就去钓鱼，疗养，吃些延年益寿的高级补养品。
相反，群众却觉得市长很忙，因为群众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看到的是市长们在那里抓生产、抓生活、抓治安、抓卫生、抓服务态度、抓计划生育、抓住宅建设……这些都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市政府的形象是干实事的。
高伯年很反感群众这种无知和错误的理解，每每听到类似的议论，他都感到心里冒火，市政府是市委领导下的政府，市里一切大政方针不都是市委制定的？市里的重大工作无一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市政府、区政府两级干部班子都是由他亲自主持，一个个考察、筛选出来的。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是由精神去支配的，还有什么工作比管人、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重要、更复杂的呢？
他是市委书记，每天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从没有闲时间去钓鱼。他也没吃过什么特殊的礼品，他最喜欢吃老家带来的新玉米面菜糊和两面发糕。这或许在人们天天吃细粮的时代显得与家人和大多数市民有所不同，倒是阎鸿唤却一次次地去参加大宴会，小宴会。
想到阎鸿唤，他心情更难以平静。一山不能有二虎，阎鸿唤这只虎是他推荐到山上来的。他曾经欣赏过阎鸿唤，尤其是他的那种锐不可当的气魄。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只他抬举上山的虎居然与他争起雄来。
市长扩大会的情况，他听说了。阎鸿唤也派人将方案送到了他的办公室，但他没看。因为这都是些天方夜谭，是痴人说梦，他根本不用看。他原打算在市常委会上再次否决阎鸿唤的方案。他要对他的城市负责。可现在住进了医院，既然常委会决定不让他过问工作，他就不必为那个方案操心了。反正他表示过反对意见，常委会非正式否决过，将来出现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阎鸿唤自己负责。在他住院的转天，他就把这个意思让秘书转达主持市委工作的副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态度也许会迫使阎鸿唤主动放弃那个不切实际的方案。
他还在关心普店街。普店街让他心里觉得欠着一笔账。这笔账来自一位战友的临终嘱托。
这战友是他当侦察营长时手下的一个排长，叫杨德和，解放后，他带着这位排长一起进了城。杨德和分配在西市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高伯年在工业局当局长。几年后杨德和得了肺结核，没有来得及成个家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对高伯年一再嘱托，让他关心普店街，把普店街的群众生活照顾好。杨德和为什么这样关注普店街，他没来得及问，他只是连连点头答应了。六三年发大水时，他去普店街救灾，面对泡在水中的市民，他想起了杨德和的嘱托，再一次对群众许诺了。他从局长升为市委书记，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他为市民群众做了些什么？只有空空的许诺，看到此次泡在水里的群众，他觉得内心有愧。
但他又觉得无愧。街党委书记来看望他，告诉他由于市委书记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民心大为安定，精神倍受鼓舞，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排除了积水，普店街全体群众向他表示感谢和问候。
高伯年不知道街党委书记的话里含有恭维和夸张的成分，但他自信，那一片汪洋大海，只用了两天半就还原成陆地，他病倒的价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小护士推门进来，为高伯年送药。
他接过小护士递过来的水杯，把药片送下肚，再把杯子还给她，然后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本书，准备翻翻看。虽然明知道自己并不能看进去。他让秘书给找来了一堆《领导科学基础》，《产业社会学》，《管理科学讲话》，《第四次浪潮》等，现在当领导没有一套新名词、新理论，底下干部就会觉得你没水平。但他怎么也记不住，看着索然无味。记不住，索性不记。马克思主义不搞那套虚花活儿，这么多年，他什么书也没看，还不是照样当他的市委书记。现在，他翻翻，不过是闲得无事可干。
“现在该到休息时间了，不许您看书。”小护士大眼睛一闪，轻轻地把书夺下来。
“噢？小家伙，挺严厉么。”他笑着望望这位新接班的小姑娘，忽然觉得她很像一个人。
年轻姑娘腼腆地一笑，两腮露出一对惹人喜欢的酒窝。“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
“对对。你应该管，现在我是你的病人嘛。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小护士说，又随回问道，“高书记，您常在我们这里住院吧？”
“这只是第二次，第一次还是刚解放的时候……”
高伯年突然住了口，他记忆中的什么东西复苏了，是的，这个小护士像的那个人，正是年轻时候的沈萍，他的妻子。
当年他第一次见到沈萍时，她也正是十八岁。
他不过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手术，切除扁桃腺，住进了医院。刀口感染了，让他在医院内耽搁了一个多月。就是这短短的一个月，沈萍，一个泼辣、开朗的年轻护士闯进了他的生活。
她崇拜革命，崇拜解放军，崇拜炮火连天的战场，崇拜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她告诉他，她十五岁就参加了地下民青组织，负责监视护士学校的反动校长———她的姨妈。他也给她讲了很多事情：他是怎么参的军、入的党，怎样在执行侦察任务时九死一生，俘获敌人一个副团长。他和她在一起，两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他迷上了这个一笑一对酒窝的圆脸姑娘。为了她，他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那个为他生了儿子的粗手粗脚的年轻媳妇。
媳妇过门的时候，才是个十五岁蔫巴巴的小妞儿。乡亲们闹完洞房散了，她却开始掉泪。吹了灯，他把她抱进被窝，她的身子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双手死命地护着自己。他动了蛮，她才松手，低声抽泣着，一声声地叫着“娘”。他心里憋着火。十八岁的壮小伙子被自个儿的媳妇看成一只狼，他好窝火。没过几天，他就跑去参了军，丢下媳妇，背着爹妈，拔腿跟着队伍走了。在部队，整天打仗，行军，钻高粱地，没工夫想家。直到四七年，他的部队路过自己村子，他顺便回家看看，才发现自个儿的媳妇已经变了个人。人长得高大丰满了，两颊红润润的。不仅长相变了，连举止、说话的嗓门儿都变了。爹告诉他，他媳妇现今是村妇女主任，已入了党。
怪不得，他想，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晚上，她早早把炕头烧热，不住地催：“爹，他累了，娘，明早他还要跟队伍赶路呢。”
他跟她走进她住的西厢房，被窝早焐好了。她回身把门闩插上，自个儿竟先自把衣裳脱个精光，裸着身子钻进被窝，火辣辣地招呼他。
“不哭啦？”这三年，他很少想起她，想起她就是那副可怜巴巴的哭模样。
她紧紧地搂住他：“那时我小，不懂事，你别老记恨，你走后，人家心里好悔，早盼着你回来……”
这次分手后，他开始常常想到她。想到她，就觉得她很辣，辣得使他心里发慌。他盼着早一点打完仗，回去守着她。
一年后，一次执行任务回来，团长对他说：“快去看看，你老婆追你来了。”
她躺在部队临时卫生所的土坯房里，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她是带着支前队给部队送粮食来的，打听到他的队伍就离她七十里地，便只身一人找来了。到了那儿才知队伍又走了。她就追，一直追了一百二十里。路上碰上了一支败退的蒋匪军，庄稼地光了，无处躺，她就趴在道边的河沟里。天黑下来，疲惫不堪的国民党军也停下休息。她悄悄摸上公路，从一个个打着鼾的兵堆里溜过去，不小心手里包着十个咸鸡蛋的小包袱掉在地上，她在地上摸，鸡蛋是给自个儿男人的，身边带了半个月，说啥也不能丢给这群敌人吃。摸着摸着摸着了一个铁家伙，机枪！一挺歪把子轻机枪，不知哪来一股子胆儿，她抱起机枪就跑，跑下公路向大野地里奔。放哨的敌人发现了动静，拿枪扫，噼里啪啦一阵枪响，她伏在地上，大气不敢出。敌人是打了败仗撤下来的，不敢轻易追，见野地里没动静，便慌忙集合继续撤。敌人队伍走远了，她觉出腿发软，一动弹才知受了伤。她撕下袖子裹上腿，拖着机枪，一瘸一拐往前挪，幸亏不远村子里碰上了他的部队的侦察排，排长杨德和问明她是高营长的老婆，找副担架把她抬了回来。
“不要命了？”他又气又心疼，忍不住埋怨她，“革命快胜利了，要保重自个儿，迎接解放。”他当了营长，学了文化，水平高多了，说话也变得文绉绉的。
“可惜了那十个咸鸡蛋了。”她说，笑了。
“别再干这种傻事了，多危险！”
“一年不见了，怪想的，离得不远，就找来了。”
不远？不吃不喝不睡的，一个女人靠两条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
“有间空屋吗？”天黑了，她小声对他说，“我不睡这儿，这人太多。”
“你想干啥？刚把弹头取出来，不能轻易动，免得落毛病。”
“我想生个娃儿，”她对着他耳边说，“上次没种上，我这次就为这来的。”热气呵得他耳根痒痒的。
“胡闹，在部队怎么能搞这，现在大敌当前，你这党员连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声严厉地批评她，看她一脸委屈，又柔和地劝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万一牺牲了，要孩子干啥？”
“就因为打仗，就因为咱是党员，才该有个孩子，有革命后代，万一你有个好歹，还有孩子为你报仇，跟我做伴。”
他不再反对，就在那天夜里他们有了大儿子高原。
转天部队出发了，杨元珍被担架送到附近老乡家养伤。
再与老婆见面是解放后了。他进了城，整天忙着接管工作和民房修盖，厂房翻盖，根本没工夫回家，五二年她来看他，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带了来，进了市委幼儿园。没住几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惯，二是惦着乡下地里那点子活儿，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妇结婚八九年，总共在一块儿的时间也不到一个月，分开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不知多多少倍。她来了，他觉得日子挺热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现，使她在他的印象里变淡漠了。在一股风里，他与媳妇办了离婚。
他把自己的离婚决定和结婚打算告诉沈萍的时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阵令人销魂的吻，这个吻抵消了他内心的不安，那个媳妇从来不会给他这种感觉，只会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个种儿”。
与沈萍婚前的恋爱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后来无休无止的争吵冲得毫无踪影，高伯年想起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只有他们才有爱情，殊不知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罗曼史，也曾着魔地、痴迷地爱过。只不过，有的爱开出了幸福的花儿，有的爱结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护士：“小同志，谈恋爱了吗？”
小护士羞赧地摇摇头：“没有，我还小。”
高伯年赞许地点点头：“好，十八岁还很年轻，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知识，国家提倡晚婚，这对你们成长有好处，工作干好了，有好小伙子找你的。”
小护士红脸笑了，一对浅浅的笑窝十分可爱，端着药盘走了。
高伯年望着她的背影，十分感慨。时间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到了医院，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六十岁的人了。沈萍脸上那对酒窝伴随着她那让人心悦的微笑的消失，变成了细长的两道皱纹。她有了脾气，会发号施令，会大打出手。她不再崇拜他，反而总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板，无能。
那一个呢，如果活着也是近六十的人了。离婚后不久，父母相继病故，他请假回村里奔丧，才知道她早就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走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他没有理由去打听她的去处和选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他竟然对自己又一次做了父亲而浑然不知。一个女人心中装着一张离婚判决书去分娩，那多痛苦。还有那个儿子，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竟是为着与自己生父的离别。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里去找？
当然他愧对的不仅仅是她，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机关保健室的医生。人很年轻。五七年她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一个人生活很苦闷。于是她给副市长检查身体时，有时也顺便述说一下自己的孤独。当时，他正被沈萍的吵闹弄得万般无奈，不知是出自对沈萍的报复，还是为了弥补感情生活的空虚，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医生的手。那女人分明对他的举动感到惊慌，眼神像一只被惊吓的小鹿，但她顺从了。也许依从仅仅是为了换取一种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护。她怀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们并没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门而入的沈萍捉住。沈萍不依不饶，大吵大闹，而高伯年和女医生都惧怕丑事张扬，便答应沈萍，两人永远分开。半年后，女医生报名支援了西藏，从此再没见面，甚至没通过一封信。
这些回忆对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开、又无法解除的痛苦。除了沈萍在吵架时向他亮一下这张王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无法向别人去诉说，求得理解。能理解的只有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不是陈世美，道德也不败坏，他的一切过失无非来自一种需要。自己本质是无产阶级的，但对这需要是属于哪个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说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维方向盘。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他的过失与女儿高婕的那种毫不负责的性解放有着原则的区别，与糟蹋他女儿的那个畜生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他起码还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体面，知道要对组织负责不敢放纵。而现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浸染，毫不知耻地去搞什么“性拍卖”，而被拍卖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儿。尽管张义民能原谅高婕，但作为父亲，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总是忿忿然，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有儿子，只有上前线的高原，读研究生的高地，他会轻松得多。偏偏就这么一个女儿，让他操心、担心、痛心。
“高书记，外边市政府的张处长要求见您。”那个新来的小护士又进来说。
“让他进来吧。”他坐到沙发上。
张义民每天必来，像他过去每天到高家去一样，而且每次来都要带些适合高伯年口味的食品来，饺子啦、枣发糕啦，有一次他居然带了一饭盒城市中罕见的荞麦，叫高伯年胃口大开，他已经多少年没吃过家乡的了。张义民像钻到了他的心里，对他的好恶一清二楚。高伯年是清廉的“官儿”，平时在机关连一张电影票都决不沾公家的光，更反感一些人请客送礼的坏作风。但对张义民，他一点不反感，这孩子细心，贴心。政治上他越来越感到张义民是自己最可靠的干部，生活上，张义民是最知冷知热懂事儿的孩子。他这次病，大儿子不在身边，二儿子忙着搞一个什么论文只来看他一次，女儿更好，来都没来，只打了个电话。惟独这位未来的女婿，天天看他，这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张义民在高伯年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大口保温瓶；一个小饭盒。
“还是那个样子，今天你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高伯年马上就问到他最关切的问题。
张义民当然知道高伯年的“消息”是指的什么。“政府常务会把方案定下来了，普店街列进去了，环线从普店街中间插过……”他止住话题，打开保温瓶。
高伯年未置可否地听着，接过张义民递给他的勺子和冒着热气的菜粥，这是一种青菜、玉米面和碎面条煮成的咸粥，最合他意的。他吸了一口粥，才问道：“普店街的居民怎么样？”
“计划搬迁到幸福里居民住宅区。”
“噢。”高伯年答应着，便不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喝粥。当着张义民的面他不想多评论。关于道路工程改造方案，他不表示任何态度。不参与是一种确定的态度，想了解其中的情况，又是一种心情。矛盾吗？世上万物都是统一的矛盾体。
“政府常务会上，确定由我协助柳副市长负责整个工程沿线的搬迁工作，您看……”
“你自己怎么表的态？”
“我不能不领命。”
高伯年又埋头喝粥，他思忖了两个来回，道路工程改造中，搬迁是一大难关，阎鸿唤派张义民去干，是什么意思？
“您若是不同意，我就……”张义民观察着高伯年的脸色。
“不，已经答应的事不要反悔。义民，你记住我这句话，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干部，特别是像你这样的青年干部，特别要注意听从上级的安排，干工作不要带个人好恶。你了解我对方案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只供你干工作时去思考，而不能成为你倾向性的感情。既然市长让你去担负这项工作，就说明上级需要你去做这项工作，就不要推卸。事情做错了，由决策人负责，而你没干好，就该由你负责，懂吗？”
“您的教导很对，我明白。”
“光明白还不行。搬迁工作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当初市政府之所以没有解决普店街的问题，很大程度考虑在搬迁上。这个工作政策性很强，原则性也很强。在工作中除了服从之外，还需要纠偏，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纠正和减少整体决策的错误。”
“我懂了。”
张义民听了高伯年这番话，漂浮着的心抓住了一根缆绳。高伯年的态度和反应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空隙，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在这种空隙中生存，并做出进一步的选择。
“沈阿姨今天来过了吗？”
“上午来的，我告她不要来。她有她的工作，我又没有什么危险。这里有医生、护士。就是高婕这孩子不懂事，一次也没来过。”高伯年有意把话题引向高婕。
“高婕去外地演出了，沈阿婕没告诉您？”
“什么？演出去了？不好好休息，怎么又走了？”高伯年一听心里又有些冒火，流产手术刚十五六天，父亲住在医院里，就又跑到外面演出。
张义民低头搓着手，神色沮丧地说：“我劝过了，她根本不听，今天早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火车站打的，倒是关照我多照顾您。”
晚了，高婕这孩子变成这样一个孩子，都怪当初自己培养她朝文艺方面发展。文艺这个圈子是个大染缸，多么好的孩子进去也得变色，高伯年懊悔地长吁了一口气，闭眼靠在沙发上，自己真是老了，说了这么点儿话，就又疲乏得不行。
二
高婕走了。在家里她一刻也不能继续养下去了，她是去找他。
在火车站，二哥高地追上了妹妹。高地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母，从长相到性格。他是家里惟一的圆脸，小眼睛，小个，戴着副近视镜，典型一个白面书生。他比高婕大三岁，可高婕从不把他当哥哥看。他太软弱，太老实了，不仅没有一点儿干部子弟的风度，连个男人的气质也没有。他胆小，说话紧紧张张，结结巴巴，一句话半天也说不清楚。难怪父亲看不上他，仿佛家里根本没有他这么个儿子存在，母亲也不喜欢他。高婕是家里惟一一个对高地好的人，但她又声明，这只是由于她同情弱者。她像妈妈一样，也常毫无顾忌地把火撒到他头上，而他就像一只呆头鹅，眯着眼，毫无反应地听着，没有半点委屈和不满，最后还用几句断断续续听不明白的话来宽慰妹妹。
高婕常数落高地：“你怎么不学学大哥，那才是堂堂的男子汉，就是徐援朝，讨厌虽讨厌，可也敢狂一下，你呢，窝窝囊囊，不言不语的还不如个姑娘。”
高地对妹妹的话总是报之一笑，从不反驳。
数落归数落，高婕心底里还是挺佩服二哥的，她佩服的是二哥的学识而不是性格。
高地是高家惟一的知识分子，名牌大学毕业，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硕士生毕业后，他又报考了出国博士生，考试结果，他和一个同窗形成最后角逐的局面。大家都以为留学生的名额非他莫属，因为他是高伯年的儿子。但结果出人意料，那个同学走了。沈萍给这次落选做了个结论，“后门”优势。出国留学，对目前大学生的吸引力太大了，哪个肯在机会、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甘心败北呢？那个同学认为自己的对手是高伯年的儿子，一定加倍动用了各种关系和力量，包括使用经济报偿的手段。否则不会战胜高地的优势。而高地的优势在哪儿？父亲是市委书记，但市委书记没发一句话。沈萍以为有丈夫管，一切可以放心，可丈夫却根本没办。结果公布了，沈萍一逼问丈夫，才知道他连问一下都没问，沈萍要是知道丈夫不管，她管一管也不至于落这么个结局。大学校长的级别和市委书记一样高，你不发话，人家怎么会把照顾主动送上门来！
“小婕，你怎么……怎么不打招呼……和妈妈打声招呼……爸爸住院……你身体行吗？你就走！”高地气喘吁吁的，拽住高婕。火车站候车室人很多，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妹妹。
“我给妈妈留了条儿。”高婕望望二哥头上的汗，怪可怜他。
“我见了条……你没任务，想不开……就走，你骗妈妈。”
高婕笑了：“看你挺傻的，看问题还挺准，到底是研究生。对，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去找他，你可别告诉爸爸，免得把他气出个好歹来。”
“你，你很喜欢他吗？”
“谁？”
“那个歌唱家……可他，他真心喜欢你吗？”
“你操心操得太多了，硕士先生，这要影响你的学业，不管他爱不爱我，我爱他，我不愿压抑自己的感情，可惜你是搞数学的，不是搞心理学的，理解不了我。”
“我不理解，……你不该这样，这样要出事的……不光彩。”
“我劝你关心关心自己，我真担心像你这样，不会有姑娘来找你。”
高地的脸红了。他是想来说服妹妹的，如果能够彼此在心里对话，也许能说服她，可惜，人的语言需要经过嘴来表达，因此，他难以说服妹妹了。
“这样做对不起人……对不起义民……你不应该对不起人。”
“有什么对不起的？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的只是爸爸，如果让他在爸爸和我之间选择，他肯定选择爸爸。”
“不。”高地极力想说明自己是对的，又没有有力的佐证，“人家天天来，为的什么？他，他是不好意思，才，才和爸爸聊天的。”
“你没注意到他的行动轨迹吗？爸爸在家，他天天来，爸爸在医院，他就天天到医院，爸爸有一天没有了，他也许就会在我们家销声匿迹。”
“不，怎么会这样？”
高婕看看表，又瞧瞧哥哥：“好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一起陪我到南方转转。看他是否真心，怎样？”
她说完，真的拉高地一起到公用电话亭给张义民打了个电话。“喂，张义民吗？……我在火车站，本人就要坐火车走了，……不，是出去转转……知道，知道，处长的工作一定很忙的，但你毕竟还有时间去医院，对，市委书记住院嘛，……当然可以理解，不过你应该再给我爸爸申请一份市长工资……玩笑？……好了，我是在电话亭打电话，话说得太多，后边排队的人有意见，别解释了。我只想问你一件事……能不能陪我去趟上海？……怎么是胡闹呢？”高婕笑着看看高地，“你应该跟我去，必要时候可以决斗呵……哈，你真聪明，让你猜中了……好了，你认为现在我能觉悟吗？……也许你是正确的。这以后再讨论吧，请你告诉我父亲，我是出差演出……当然要你告诉，这不就显得你什么情况都知道了吗？他高兴了会把你安插到安全局去当局长。再见。”
高婕放下电话，笑着望望在一旁无可奈何的二哥：“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她没听从二哥的劝说，还是坐上了南去的列车。
在又挤又脏的硬席座上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高婕坐了下来。自己在二哥眼里是不是显得太玩世不恭了？高地可是个认真谨慎的人。规矩得不管是别人划的圈儿，还是自己划的圈，都能把他圈住。张义民不像二哥，他有心计，是属于那种划圈儿引着别人往里跳的人。他居然能忍受她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正是这种忍让让她觉着自己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付这种衣冠楚楚、冠冕堂皇的伪君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的内衣里撒上一把麦芒，使他疼痒不止，露出并不那么神圣、文雅的姿态。当然，他也有他的吸引力，否则她连理也不会理他。
黄炯辉不虚伪，他与张义民截然不同。他是真爱她的，第一次他看见她，眼神中就闪出一种火辣辣的光彩，这光彩一直追踪着她，从宾馆的餐厅一直到舞台。他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她心里发痛，一种使人感到眩晕，感到幸福的痛感。这是她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黄炯辉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青年作曲家和歌唱家，他在音乐艺术和声乐上的造诣，使同行们妒嫉、叹服。他其实已经四十二岁了，但仍是那么年轻洒脱，风度翩翩。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种特殊的风度，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对她彬彬有礼而不失殷勤，替她开门，掀帘，脱大衣；他殷勤又十分得体，总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使他反而更有魅力。
一次演出后的小宴上，他举着酒杯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太美了，以致使我觉得，看上你一眼都是人生的莫大享受。”
她为他的赞美陶醉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她与他好了。
那些日子，她快乐极了，谁也没给过她这么多的快乐。参加完上海的组合演出，他又邀她一起到南京、武汉、天津、沈阳去参加演出。人家是请他，他却把邀请她作为自己应邀的条件。他为她创作了几首歌，教她如何唱这几首歌，于是所到之处，很多观众为她倾倒。每次演出之后，他们就厮守在一起，她觉着，离开了热情的观众，世界上就只有她和他两个人。
他从没问过她的家庭，父亲是谁，他爱的是她本人。他告诉她，他有妻子，有一个过去苗条现在发了福的妻子，和两个长得像他，又没有他那样音乐天资的女儿。
她不在乎这个，只要他爱她，其他的全与她无关。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
她怀孕了。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道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她舍不得这个小生命，这毕竟是她与他爱的结晶，可她这样的身份，又如何能养孩子？
黄炯辉很快回了信：“打掉。除了爱和艺术，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几天之后，她又收到了他汇来的两千元汇款。附言写着：补养补养。
硬席车厢香烟的浓雾，呛人嗓子，加上乘客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汗臭、体臭，以及携带的各种物品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让她呼吸。她忍耐着，希望等到下一个大站，等到卧铺的空位子。
她心太急，不然晚走几天，可以买到卧铺票。整整十五天时间。手术后，她人在家休息，心早飞到了上海。那个熟悉的大夫替她开了一个月的假，这剩下的时间，她都要给他。在家的半个月，她度日如年，父母的责怪，张义民的“大度”规劝，二哥吞吞吐吐的关心，加上对他的切切思念，她每天都像生活在炼狱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的软弱，软弱得禁不住十五天的消磨。只要早一天能见到黄炯辉，她什么都能忍受。
但这车上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她身边是位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时髦，西服笔挺，烫着一头爆炸式小卷毛。别看他衣着讲究，料子是上等的，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俗气。这么热的天，他竟然捂着西服舍不得脱下来，弄得身上一股股汗臭朝她阵阵袭来。
“你这一趟，赚多少钱？”对面的那个戴眼镜的乘客好奇地问“西服”。乘客们闲极无聊，靠聊天熬时辰。看来“西服”是个跑买卖的个体户。
“除去路费、住宿费、饭费，多则也就落个四五千，少了也有一千多。”个体户回答。
“嚯，比我一年的工资加奖金还要多出几倍。”“眼镜”赞叹着，露出羡慕的神色。
“您在哪儿工作？”个体户问。
“科技情报所，我们向客户提供的科技信息，使很多农民都成了万元户，可我们仍然是两袖清风，袋里没钱。”
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讨论着钱。为钱才去干的，干出钱来的，干了也赚不来钱的，不干却能照样拿钱的，辛勤一生也成不了万元户的，身不动、膀不摇几十万遗产从天而降的……钱，钱，钱，谁也不再羞于谈赚钱。为钱而兴奋，而苦恼，而不顾一切，甚至失去人的尊严。钱从什么时候具有如此大的魔力？按劳分配是最公正的分配原则。但有的人应该得却得不到，而不该得那么多的却轻而易举地得到很多。
高婕从来没有为钱犯过愁。从小她生活优越，现在钱，在她也来得容易，跟黄炯辉去演出，住高级宾馆，顿顿吃宴席，各种名目的纪念品，还有，每场得到数目相当的演出费，一个月下来，她就拿到了三千元。她从没计算过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是否相符，反正别人也拿那么多，而且是主办单位定的标准。得到多少钱，她从来不数，随便签个字就揣进提包里，她心里只有他。
“什么信息能使农民成了万元户？”个体户对“眼镜”的话十分感兴趣。
“很多哪，人工养貂，人工养珍珠，人工养虾……”“眼镜”随口举出一连串的例子，“不光在农村，就是城市，致富途径也很多的。比如……”
“等等，”个体户做了个制止的手势，又看看周围，“您看这硬座坐着多憋屈，咱哥俩包间软卧，一块好好聊聊，您不是到终点站吗？咱们一道。”
“这，我们单位可不给报销软卧，再说，也够难找的，没卧铺票。”
“没问题，瞧我的。”个体户站起身，“单位不报有啥？我包了。”
“不，不……”“眼镜”急忙阻止，但个体户已经离座走了，走得不管不顾，把高婕的白裙子扯了一下。
“真是的。”高婕不满地皱皱眉头。
“哦，对不起。”“眼镜”忙道歉，倒像是他扯了高婕的裙子。高婕不觉有点好笑，这又是一个二哥型的人，不过会发几句牢骚，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
不一会儿，个体户返转来，拉着“眼镜”去了软卧，高婕看他们走了，心里一阵轻松，又一阵不快。凭什么这个体户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弄到卧铺票，因为他有钱又有手段吗？她不由得有点委屈。
又熬了难过的几个小时，她终于等上了卧铺，硬卧。
她的卧铺票是中铺。这儿人少，空气要比硬席车厢里好得多。
“你是高婕吧？”下铺的姑娘盯着她。
“你怎么认识我？你是谁？”高婕打量着这姑娘，一头流行的披肩发，脸上化了淡妆，眉毛被描成一条弧线，嘴唇涂着唇膏，丰满而有性感。穿一条白色的牛仔裤，配一件西洋红的涤丝衬衫，裸露的雪白的脖颈上戴着一条精巧的金项链。是个十分俏丽的姑娘。
“谁能不认识你哪，歌舞团的新秀，高伯年的千金。我叫罗晓维，唱通俗歌曲的。呶，这些都是我的同路人。”
罗晓维指指对面铺上三个烫着卷发的小伙子。
高婕听过这个名字。罗晓维，在歌迷心目中是红歌星，她见过大街上卖罗晓维的磁带，挺走俏。只不过她一直不屑与这些只会唱流行歌曲的人为伍，从没和他们打过交道。
“你们这是去演出？”高婕漫不经心地问。
“当然。我们很少有闲着的时候。不像你的歌舞团吃国家俸禄，一年演出几场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们得去奔命，一个合同接一个，趁着流行歌曲走红，狠狠地捞点儿，将来人和歌都变得不值钱时，也能对付着活着。”
“你们去哪儿演出？”
“杭州，然后苏州、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罗晓维一口气报了一长串城市。
“看样子半年下去了。”
“不，半个月，还得赶回来去北京灌磁带。我们演出可不如你们惬意，都是几个城市来回赶场，要是机票方便，一天照着两三场来，不对付它点像样的数儿，对得起自个儿吗？”
“对不起，我想休息一会儿，刚才太累了。罗晓维，刚才这个铺位睡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放心吧，挺干净的。”
高婕长吁了一口气，爬到自己的铺位，躺下，腿伸开，真是舒服极了。
罗晓维却站起身，扒看她的铺位，小声地问：“你这是出公差？”
“不是，我去看一个朋友。”
“朋友？”罗晓维眨眨眼睛，“喂，你那个男朋友可真够帅的。”
“谁？”高婕虽然对自己的事并不在乎别人说她什么，但还是吃了一惊，难道她与黄炯辉的事已广为传播了？真讨厌。
“别保密了，张义民呀，看来，你一生的命运要伴随着当官的活着了，官小姐，官太太，挺福气。”
高婕松了一口气：“算了吧，他算什么男朋友。你认识他？”
“当然，才貌双全嘛。我们还一起跳过舞呢，咦，你可别吃醋。”
高婕笑笑：“他还会跳舞？”
“哟，你别装了，他跳得这么好，一定是你教的。”
高婕不想解释，谈论张义民，这个话题太乏味了，便随口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在徐援朝家。”
徐援朝家。这么说罗晓维和张义民都同徐援朝有过来往，而且还一起跳过舞？高婕顿时对罗晓维产生了一种厌恶感，她讨厌徐援朝，也讨厌徐援朝的朋友。
徐援朝本是大哥高原的低班同学，一起插队，一块参军，她从小把徐援朝当哥哥看待。大哥留在部队提了干，徐援朝转业回地方。回来时，他带回一个穿军装的姑娘。不久，徐家为儿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娘蜜月后回部队了。徐援朝便常到高家来玩，与高婕海阔天空地神聊。高婕对他没有了小时候的崇拜感，她觉得他变了，变得好吹牛，但也没有恶感，毕竟他是哥哥的同学，和自己一个院里长大的。但有一天，徐援朝突然把她抱住了，不顾她的挣扎，硬要吻她，她感到恶心，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从此，徐援朝再也不登高家门，高婕也不愿意想起这个人，甚至不愿听别人提到这个名字。
“别说了，真的别说了。我要睡觉了，别跟我再提到这个名字。”高婕有些火了。
罗晓维瞥了高婕一眼。不许提谁的名字？张义民？……啊，她一定是与张义民闹别扭了。罗晓维有点幸灾乐祸。
高婕闭上眼，车厢轻轻晃动着，她真有些困了。好好睡一觉，去见他，总不能一脸憔悴。她要维护自己的美，因为他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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