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第6章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 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 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 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投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
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 人们的思想像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活呢。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 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也许没有。那不过是她眉心之问几条深深的皱纹留给他的感觉。她叫住贺家彬：“老贺，明天是星期天，帮我去煤厂拉点蜂窝煤。”
“怎么不等煤厂送呢? ”
“他们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几次，答应得倒挺好：‘马上送．马上送。’就是不见行动。我的煤都烧完了，不自己拉，怎么办? ”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真不容易。她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他再也不敢劝她去于这种事。如果当初他不劝她结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贺家彬想，他该不该对万群的眼泪负责呢? 一九六二年，万群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机关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惹人注意、惹人喜爱的人物啊。
你就是对她说，有人长了四只耳朵这种荒谬绝伦的传闻，她也会歪着脑袋，认真地听下去，然后睁大一对眼睛，对这种绝不可信的事情，竟然还要将信将疑地问一声：“真的吗? ”
就是对顶蹩脚的笑话，她也会热心地哈哈大笑。
人人都爱想出点骗三岁小孩的笑话、故事去引逗她。因为，看着那样一双信赖你的眼睛，会享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
她爱唱那首《鸽子》：“当我告别了亲爱的故乡，爱人含着眼泪悄悄地对我讲，亲爱的，我愿随你一同去远航，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那时候，她自己就像一只鸽子，一天到晚咕咕咕地叫着。可现在呢，她身上早已看不到当年那种可爱的稚气和洒脱劲儿了。眼眶深深地凹了进去，原来那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翘着的嘴角，像被愁苦所压服，终于承认了失败似的耷拉下来。那些毛茸茸的、环绕在额头上、永远不会长长的柔发早已不知去向，把宽宽的脑门儿露了出来。她太瘦了，即使在不发脾气的时候，脑门儿上的青筋也凸现着。刻薄的人会说：“一脸寡妇相! ”她是寡妇。
一九七0 年丈夫因为受不了“五·一六”嫌疑的审查．在干校自杀了。
当初真不该劝他向她求婚。但谁能预卜未来呢? 谁又能解答婚姻这斯芬克斯之谜呢。
在大学，他们是不错的朋友。他虽然是理工科的大学生，但在绘画、音乐、文学……方面的修养都很高，人也生得风流倜傥，有什么配不上万群的地方呢? “你应该去追求万群，不然这小鸽子早晚有一天会在别人的屋檐下做窝。可有谁能配得上她呢? ”
“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 ”
“我? 不行! 我只能把女人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不愿意破坏这艺术品的完美。要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妻子怀孕，像袋鼠一样挺着个大肚子，同哺乳类的动物一样哺乳，我会觉得我犯了大罪，而且，我也不会再爱她了。”
“你是个唯美主义者。”
“也许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怂恿我去追求她呢? ”
“我不能让人人都按照我的观念去生活呀! 与其别人把她娶了去，还不如你娶。”
“你这古怪的人，净发些古怪的谬论。”
唯美主义的贺家彬哪里知道，人的某些内涵，非得成为夫妇之后才能了解呢?除此，任什么绝顶要好的朋友都是领会不到的哟。
万群从未在婚姻这件事上体味过幸福：先是对爱情的失望；然后是政治上的包袱。固然，平反了，不再按自杀、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但是谁帮她挑生活这份重担呢? 他漫不经心地向她指出：“应该换个煤气炉。”但他立刻后悔。
她曾说过，她不愿意用煤气炉，因为换煤气罐的时候她一个人拿不动，就得求人帮忙，一两次还可以，月月如此，人家不嫌烦吗? 而用蜂窝煤，只要煤厂送到院子里，她自己总可以慢慢地搬上楼去，用不着求谁。
小汽车的喇叭轻轻地、不停地响着，他们挡住了汽车的去路。
贺家彬拖着万群拣着泥水稍浅的地方让开去。
汽车的小窗里，方文煊那张闭着眼睛的脸，一闪而过。
贺家彬对万群说：“好吧，明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到你那里去! ”他发现，万群的眼睛里，好像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
她怎么了? 这神经质的女人!
四
这栋楼房，准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盖的，四层楼，像新建的五层楼那么高。对一个年轻而健康的人来说，爬四层楼梯，算不了什么。叶知秋虽然还算健康，但是，头发的脱落、皱纹的加深、牙齿的松动、心脏机能的衰退，都足以说明四十多个年头里，有多少事情曾经发生、过去。雨水就是这样一滴滴地穿透石头，花岗岩就是这样地风化，生命就是这样地更替，这一个瞬间便这样被下一个瞬间所淘汰。她也会被淘汰，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就像头发不知何时开始脱落，皱纹不知何时在眼角、额头聚集，牙齿何时变长，心脏从哪一个节拍上开始出了故障。然而，已经稀疏的头发还在装饰着头颅，皱纹也不再会使她那不美的面孔更丑，牙齿也还在嚼着维系生命的食物，心脏也还在拼却全力地把血液挤压到躯体的各部分……生命的天职，蕴含着怎样不屈不挠而又自我牺牲的精神! 爬到二楼，呼哧呼哧，胸口像个破风箱在呱嗒、呱嗒地响着。
叶知秋靠在栏杆扶手上休息一下，揣测着这样冒昧地拜访一个大人物，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对待? 楼道里传来的一切音响全是不顾一切的、理直气壮的，仿佛都在宣告着自己存在的合理：剁饺子馅的声音，婴儿啼哭的声音，弹钢琴的声音……热闹的星期天。那是一首简单的钢琴曲。弹琴的人总也不能流畅而连贯地弹下去，让叶知秋心里起急。仿佛要帮弹琴的人加把劲儿，她按着记忆里的旋律，手指在栏杆的扶手上习惯地掠过，好像那是一排琴键。她喜欢这个曲子，念中学的时候，她常常在那架弃在礼堂角落深处的钢琴上弹它。那架钢琴又老又破，下过十八层地狱似的，遍体鳞伤，磕磕疤疤。好几个音已经不准，调都没法调了。好像一个漂泊了一生，到了风烛残年，又聋又瞎的孤老头子。阳光透过高大的白杨树枝，透过宽敞的玻璃窗，洒在礼堂的地板上。那和声里充满着幻想的力量。念大学以后，她就很少弹琴了。那是没有工夫幻想的年月，而且，幻想是什么? 是虚无缥缈、是游手好闲、是有闲阶级的情调……工作以后，她克勤克俭，还是买了一架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琴在一张旧毯子底下睡了十年。现在倒是可以弹了，但她早已没有那个心情：幻想、和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这熟悉的，因为不熟练而显得遥远了的、模糊了的旋律，使她想要流泪——使她的心稍稍有点发紧的眼泪。
像有意和这琴声作对，有谁在狠狠地、挑战似的用锤子敲击着什么：乒! 乒!乓! 乓! 叶知秋有点奇怪，一位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居然能和凡人一样，住在这公寓式的房子里? 别是贺家彬记错了地址? 不会，他说过他曾经来这里坐过、聊过。
当然，也不能算什么凡人，这里至少是司、局级干部的宿舍。
就是响着钢琴和敲击声的这个单元。
她用力地敲了好几次门，里面的琴声才戛然而止。
门开了。
好像有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错的光环闪过，这就是郑圆圆留给叶知秋的最初感觉。她有一头柔软的、自然鬈曲的头发，照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过于黄了一点。头发剪得很短，比莫征的头发长不了多少。叶知秋总爱拿别的孩子和莫征比较，仿佛莫征是她的亲儿子。眼睛长得有点特别，也许一只稍稍有点斜视，不过，奇怪，那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丽，反倒给她增添了一种特别的风韵。有点调皮? 还是有点任性? 弹性很好的、高领子的白毛衣，紧裹着她纤巧的身子。身子是那么的窈窕，叶知秋几乎没有见过。裤子有点不伦不类，太过肥大，就是偷了一只老母鸡放在裤腿里，人家也看不出来。没有裤线，或许原来有过，早被她不经心地穿皱巴了。
像往常和陌生人第一次接触时所感觉的一样，叶知秋立刻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这样的意思：“天哪，这个女人可真丑。”然而．在郑圆圆那双眼睛里，叶知秋还看到了更多的一些东西：同情和怜悯。这善良的小姑娘。那不流畅不连贯的琴声当然是她弹奏的。
“您找谁? ”那样轻轻的、温柔的声音。
“郑子云部长在家吗? ”
“您是哪个单位的? ”
叶知秋拿出了自己的记者证和介绍信。郑圆圆对记者证很注意，同一的职业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热情地请叶知秋进去，然后走进另一个房间里去了。那“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也骤然停息下来。
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但却有一种谁也不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的感觉。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比如风景画、照片、条幅之类的东西。家具，全是从机关里借来的，既谈不上色彩的协调，也谈不上款式的新颖。就连浅蓝色细布的窗帘，大概也是从公家借来的。
从这房子里的陈设，绝对猜不到主人的爱好、兴趣。叶知秋暗暗惊奇：为什么在这陌生的房间里，竟隐约地感到她对生活的那种疏忽、凌乱、大意? “您找我? ”
叶知秋回过头来。她完全没想到他是这样的。衣着是那样的随意，可他一举一动，都会招人猜想：他是牛津，还是剑桥出身? 根据贺家彬的介绍，当然都不是。人很瘦，握起手来却很有力。
“为什么不通过部值班室呢? ”他似乎很不客气，“请坐吧。”没等叶知秋坐下，自己已经先坐下了。
“找过值班室，他们答应过，给我安排个时间。但您似乎总也没有时间，我有点等不及了。”
“啊! ”郑子云抬起眼睛，注意地看了看叶知秋。这女人有一种男人才有的死硬派头。是做什么工作的? 圆圆告诉他是位记者。
他的眼睛很大，在瘦削的脸上，大得似乎有点不成比例。叶知秋想，他小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剪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翻领的白衬衣，还有一双眼白发蓝、像星星一样闪烁的眼睛。
唉，怎么搞的? 她常犯思想不集中的毛病，思绪常会从眼前的事物上飘移开去，发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比如现在，为什么会想到这老头子的少年时代呢?她用力摇了摇脑袋，驱散着这些莫名其妙的联想，惹得郑子云又发出一声：“啊? ”
她接着很快地说下去：“我想采访一下您……”
郑子云的脸上立刻显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气。好像生怕叶知秋会把他和什么吹牛、浮夸的事情牵扯在一起。他对新闻报道，有着显而易见的警觉，是对十年动乱期问，某些新闻报道失真的成见? 抑或是他不愿成为新闻人物的防范? “对不起，我没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您。”
“您误会了，我并没有打算写您，我是来向您请教，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经济部门应该怎么办? ”
“噢? ”郑子云来了兴趣，“是报社交给您的任务? ”
“不，是我自己。”接着，她谈到了前不久和莫征的那场争论，以及莫征那些切中时弊的话。这是她绝不肯向莫征当面承认的。
“您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呢? ”
“这个问题，是影响全国十亿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物质是第一性的，没有这个，什么发展科学、文化、军事……全是空谈。三中全会以后，当全国人民即将把重点力量放到经济建设上去的时候，我们想多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而我现在只是凭感觉，觉得前十几年经济建设花的力量不小，大干苦干，实际效益却远不及我们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又怎样才能搞好? 我却说不出道理。您知道老百姓是如何盼望着、期待着工作在经济战线上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决策人。我们是不是真就这么穷呢? 我是经济部的记者，免不了天天同数字打交道。解放三十多年，平均每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了不起的数字，可我们为什么老富不起来呢? 我想，要是我们像日本人那么会花钱，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我们不会这么穷。我们为什么老是瞎折腾呢? 再有多少钱，也经不起这么瞎折腾。大的不说，就说我上班每天都要经过的那条马路，从去年到今年，路面翻了三次。先是下水管道换成粗的一次；供热管道的铺设又是一次；冷水管道换成粗的再来一次。路旁的树呢? 原来是槐树，锯了，改种成白杨树；还没长两年，又换成松树……能不能有个全面的、长远的规划，一次把它解决了呢? 好像人们不知道，这么来回折腾，工人的开支、汽油、沥青、砂石……是需要重复消耗的。能不能不这么干呢? 这些问题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可为什么还是这样于下去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