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第39章
台下的人立刻嗡嗡起来。汪方亮看见，房管处的处长感动得几乎泪飞涕零，不断地向左右邻座，发出啧啧的叹赏，像旧戏园子里“玩票的”角儿，花钱雇来的捧场。
“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思想跟不上形势，生活上搞特殊化……
群众意见很大。我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报告，向有关部门写了检查，现在，我向全体同志检查，我一定立即改正，付诸行动。“
说得痛心疾首，几乎声泪俱下。
房管处处长，竞带头鼓起掌来，跟着就是海潮般卷过全场的掌声，那掌声里，透着真诚的感动。
多么善良、多么宽容的群众啊，那么容易糊弄。
就在开会之前，田守诚还对林绍同愤愤地说：“让我搬家? 没那么容易，房子不合适我还不搬呢。我也不能睡到马路上去。批评我? 咱们挨着个儿往上数，谁的房子不比我大、不比我多，现在拿我开刀。”
田守诚越想越窝火。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事情的起端决不是房子，而是房子后头的什么。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正慢慢地向他包抄。这让他想起夏日里飘忽的云，眼看着它慢慢地遮住太阳，那欣欣向荣的景象便在它无声无息的影子下，变得暗淡起来，失去了生气。从小田守诚对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他曾多次在那云影的追逐下奔逃，总以为可以赛过它去，可是它慢悠悠地，毫不费力地就把他罩在阴影里了。
这种预感，决不是毫无缘由的神经过敏。三中全会以后，他感到头上像是张了一个口袋，而且那口袋慢慢地，日益地缩紧了。他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他的的确确感到时代变了，再照过去那套办法混日子难了。过去只要得到一个人的宠信，便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靠耍弄权术，耍嘴皮子不行了，而要取信于党，取信于民，扑下身子真正地干。
他做过的那些事，真像别人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真有点霸王别姬，四面楚歌的味道。
现在人们都不念旧情了，只讲“四人帮”时期的表现。
“四人帮”刚粉碎的时候，田守诚确实慌乱过一阵子。他的一个老战友和某副总理关系较熟，每次看到那位同志，田守诚都要对他说：“老板对我们重工业部有什么说法，请给通个消息。”
过了一阵，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代表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全部职工大会上宣布：“我们重工业部，没有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不久以后，各方面对一位副部长议论很多，那是田守诚当初为了表示支持造反派越级提拔的，实际上那个人和“四人帮”没多少牵连，不过言论中随大流的时候多了一些。还有一些事，是田守诚有意把他推出去出头露面打头阵，因此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他是积极跟随“四人帮”的。
揪出这个人等于把田守诚也抖搂出来，虽然他心里清楚自己不能算是上了贼船，但眉来眼去，卖身投靠还是沾得上的。田守诚不能不保他，因为很多事都和自己有牵连，但不拿一个出来批，又好像自己对清查运动不积极。经反复斟酌，还是决定先给上上下下造成一个积极参加清查的印象。
批判会名义上开了五十多次，实际上是指定一两个人念念批判稿。田守诚还多次在批判会上说：“他是部长，和下面接触不多，处长以上揭发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职务关系，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国家机密，因此不要扩大，要保密。”
还说：“只要说清楚就行了，部长照样当。不是有些人省委书记照样当，中央委员也照样当嘛。”
那位副部长，竞一点不体谅田守诚的苦情。本来嘛，他很谨慎，事事都请示了田守诚。清查运动一开始，田守诚还同他秘密协商过，要他出面把一位主要的副部长抛出去，一来可以解决清查对象的问题，又可以搞掉自己的一个对手。后来田守诚看看上面的态度不是那么回事，又同这个人商议，暂时不要发动。
现在他不明白，怎么一下又弄到他的头上，田守诚反而什么事也没有了呢? 因此，每每批判会结束时，他都要指着念批判稿的人，大骂一声：“胡说八道! ”
最滑稽的是清查小组的成员，还是那几个“三朝元老”。一九七六年初挂的是“批邓办公室”的牌子；“四人帮”揪出来以后，挂的是“揭批‘四人帮’办公室”的牌子；清查运动一来，挂的是“清查小组”的牌子。有人做了句打油诗：“老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还有人匿名送来一块木牌，正面写的是“批邓办公室”，背面写的是“清查小组”，他们想用哪一边，翻个个儿就行，便当得很。
田守诚故作镇定地说：“谁不相信我们，可以向上写材料。”
前前后后，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田守诚就草草收兵了，还在全部职工大会上宣布：“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重工业部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现在运动已经基本结束，重工业部二十多个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基本解脱。”
遗憾的是这位副部长很快就揭发出，田守诚在一九七六年重工业部的展览会上，亲临现场指挥，把大厅的大幅横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改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成果”。
又揭发出：一九七六年七月攻击国务院务虚会，是田守诚的主意。那人说：“叫我怎么说呢，我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抄的是田部长的稿子，抄了第一个问题，又抄了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以后我不抄了，干脆把田部长的稿子贴在后边了。”
回想起来，后悔无穷。那一切全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
垮台之前的几个月。真是鬼迷心窍。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以后，几乎所有的副总理都因病休息了，经常出来活动的只有张春桥。他以为大局真就那么定了，以为自己看准了方向……
从此，他像比人矮了一截。汪方亮也好，郑子云也好，还不是因为这些事，处处都想压他一头。想干什么? 看准了他的位子吗?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在浅滩遭虾戏。
一切他都忍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然而十二大代表，说什么也不能让郑子云上去。第一回合还不算定数，事在人为。这也许是他最后的一搏了，不可能再有一次，机缘、年龄、局势，都对不上茬儿了。假如他注定要沉下去，他也得拽住郑子云一块下沉才算够本儿。说实话，他究竟比谁坏到哪儿去? 郑子云又比他好到哪儿去? 如今，想要卸磨杀驴呀?!他田守诚还是干过工作的嘛。
让他伸着脖子等刀落下来? 笑话。也不看看他是谁。
小鸡子临死之前还蹬踺几下腿呢。
田守诚像演出成功的名角，矜持而得意地笑着。汪方亮真想把田守诚推到一边儿去，站起来说：“扯淡，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光天化日之下，有这么骗人的吗? 明明是田守诚和孔祥把上级机关批评田守诚的文件扣压了两个多月，对全体党组成员进行封锁。
孔祥给上头回话时还振振有词：“这件事关系到党组书记本人，别人不好说话。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郑子云同志又生病在家，最近无法讨论。”云云。
这是田守诚的主意，凭孔祥那个脑袋根本就想不出这些话。
后来在上级机关屡次查询处理结果的情况下，孔祥才不得不拿给郑子云看。
郑子云也太认真，当时就发起火来：“你们有什么权力扣压上级机关的文件?有什么权力对党组成员封锁隐瞒? 我必须提醒你，这是严重的渎职行为。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将来在党组会议上，对全体党组成员做个严肃的交待。现在请你立即把这个文件送党组同志传阅，并且召开党组会，按照文件要求提出处理意见，将结果上报。”
孔祥这才不得不拿给党组成员看。还让林绍同在一边儿眼也不眨地守着，生怕那个文件会化成一股烟儿飞了；又好像那是政治局常委的会议纪要，他们一个个全是窃国大盗，会把这东西传给自己的秘书、朋友、亲爱者，然后卖给外国间谍，赚上一笔大钱；又怕他们会摘记要点从而扩散开去，使怀恨田守诚的那些人，腰里又多别上一颗手榴弹……
接着，郑子云又给全体党组成员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上级机关的文件是实事求是的，建议党组认真研究讨论，做出相应的决议。现在群众意见不少，如果党组在处理这一事件中态度鲜明，原则坚定，措施有力，对机关中更好地树立原则空气，纠正不正之风，振奋革命干劲，加强安定团结会起很大作用。如果党组不能正视群众意见，态度模糊，措施无力，只会使群众意见更大，使机关更加涣散。
结果怎么样? 田守诚还不是拖到汪方亮和另一位副部长出国考察、在京党组成员不多的情况下，才开会讨论，不了了之。会上没有作出任何相应的、实质性的决议。那些违法乱纪、抗拒调查、欺骗中央、打假报告等等不正之风，根本没向上级机关如实报告也未进行任何处理，上级机关的文件更没向全体干部传达……盖子一直到现在还捂着。
要是汪方亮才不会这么干呢，等着上头再查嘛。要是上头真有决心，肯定会把这件事拥个底儿朝天，干净彻底地解决好。如若虚晃一枪，凭你郑子云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那边万一撤了火，郑子云不就晒在那儿了吗? 何必弄得那么僵，以后还怎么共事呢? 在这点上，郑子云真不如田守诚有功夫。要不田守诚怎么能当第一把手呢? 其实当第一把手，说容易也不容易，说难也不难。
最大的诀窍就在于平衡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有这才能的人不多，汪方亮自叹弗如，但比郑子云还是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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