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第33章
吴宾一甩大拇哥：“闸门全在我们身上呢，这是新技术，您先学两天儿，啊。”
气得吴国栋使劲儿一跺脚，脚下“吱溜”一滑，摔了个仰八叉。
他大叫一声：“反了你们啦! ”便从梦中醒了过来。
这梦，怎么跟人说呢? 吴国栋烦心地叹了一口气，眼睛落在窗户下面，那张漆着白漆的小椅子上。上午杨小东来看望他的时候，在这张椅子上坐过。
杨小东现在是车间主任了。升得倒快。哪点像啊! 坐还没个坐样呢，两条腿一劈，跨在椅子上，把椅背儿往墙上一靠，椅子的两条前腿就抬了起来。
吴国栋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儿盯着椅子，直担心椅子的两条后腿“咔嚓”一声给掰下来。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小东，你坐坐好，这么坐椅子可容易坏。”
杨小东倒是挺接受意见，二话没说，把椅子拧了个个儿，椅背朝前，两条腿一分，骑在椅子上了。唉，那是椅子，可不是驴。吴国栋忿忿地想，还车间主任哪。
他当车问主任，思想工作谁做呢? 陈咏明竟然说：“让杨小东先做着。”
一个非党群众! 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还指不定要谁做他的工作呢。
“厂子里最近有些什么事儿? ”
吴国栋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刘玉英，也不是孩子。
家里的事，样样不用他操心，那是女人的事情，何况刘玉英还是个贤妻良母。孩子们没病没灾，吃得饱，穿得暖也就行了。
他想得最多的是他的车间，那么些人，各有各的脾性，那么些事，哪样照应不到都不行。
“‘十一’厂子里开了个舞会。”杨小东好像专拣让吴国栋受刺激的事情说。
“舞会? 谁组织的? ”吴国栋的头，立刻从枕头上抬了起来。
“团委。”杨小东用大拇指来回地扒拉着自己的下巴，用眼睛斜睨着吴国栋，那眼睛里分明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大惊小怪的干吗。”
“厂党委同意了吗? ”吴国栋打心眼里不能接受。
“陈厂长亲自提议的。”
杨小东像是得了尚方宝剑。
这还了得，看着他们还不够热闹哇? 蛤蟆镜、喇叭裤、录音机，再加上跳舞，全啦! 唉，越来越乱乎了。吴国栋不信，难道厂里上上下下就没一个人反对? “群众里头有什么反映? ”
“什么反映? 热闹极了，连厂长还跳了呢。那些技术员什么的，跳得真叫棒，不像我们，一蹦一蹿的。人家那个，斯斯文文，真像那么回事儿。特别是厂长跟他爱人，快三步转得满场飞。厂长还说啦，打扮打扮，愿意洒香水的洒点香水，小伙子请姑娘跳舞得先给人家行个礼，说声‘请’。还跟我们说，这可是个搞对象的好机会，看准了就追。我看也是这么回事，总比让人当间儿介绍来得自在。”
说到舞会，杨小东显然很得意，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竟还一上一下地跳了几下。
病房里的人全听得出了神，有嘻嘻笑的，有咂吧嘴的。
那个在大学里教书的病人说：“跳舞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社交活动，不知为什么有人把它看成是滋生流氓的酵母。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小流氓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愚昧，因为缺乏能够陶冶他们心灵的高度精神文明……”
他的话不能算数，知识分子自然赞赏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就看他平时打开收音机，净挑些什么东西听吧，又是什么“往日的爱情，已经永远消逝……”再不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参加舞会，借了人家的首饰，就像陈咏明说的，打扮打扮。好，丢了，赔吧，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才还清了债。为了什么? 跳舞! 祸害不祸害?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说：“是的，是这么回事儿。”
没有他不愿意凑的热闹。
那位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说了：“什么精神文明，我不信那个邪，可我信这个：人三天不吃肉就得难受。”他笑了，浑身的肉直颤，连铁架子的病床也一块跟着颤，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吴国栋想，指不定他每天买到多少内部的“处理”肉，价钱又便宜、部位又好。别是医生诊断错了，他得的怎么不是脂肪肝? 还有一个小老头，不知在哪个机关里当文书，他又不是近视眼，可是别管看报纸，还是看护士拿给他的药，总是把眼睛贴得很近很近，倒不像拿眼睛看，而是拿鼻子嗅。就连听别人讲话，你也会觉得他不是拿耳朵听，而是拿鼻子嗅。他吸着鼻子说：“你们这位厂长，真敢干哪。没看报纸吗? 今年和去年可不大一样，有好几次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批评了舞会。听说有的单位开舞会，也是偷偷摸摸地干了。没看出来吗? 快有一股什么风刮来了。”
小老头说得对是对，就是有那么点见风使舵的味儿。
这种人，只要报纸上一提倡，他昨天还是跳着脚儿骂，今儿个就会举双手赞成。瞧他那样就像个旧社会的留用人员，油了去啦。
吴国栋真为陈咏明忧心起来。像他这么干，什么事都不管不顾，指不定就在哪件不起眼的小事上栽跟头，那就可惜透了。说到底，陈咏明是个扑下心来干工作的人，有让吴国栋心服的地方。不能因为他干了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就把他的好处也一笔抹了。
“车间里怎么样? ”
“没什么大事，只是把开铣床的小魏和小秦两个人倒开了，让他们各自找了自己满意的倒班对象，重新组了小组。”
“为什么? 他俩技术水平差不多嘛! 倒一台床子有什么不行? ”一听让小魏和小秦自由组合倒班对象，吴国栋又起急了。
“您在的时候，他们就干不到一块嘛，小魏说小秦干得差，小秦说小魏不出活，一直别别扭扭的嘛。这回让他们自愿组合倒班对象以后，心情挺舒畅，干得都挺好。”杨小东看出吴国栋又不满意了，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有满意的时候。杨小东对吴国栋甚至产生了一种怜悯：这种人难怪要得肝炎，挺好的日子，过得多么别扭．多么不痛快啊。自己不痛快倒也罢了，还让别人跟着他一块别别扭扭的不痛快，这是何苦呢。
没错儿，杨小东这一套理论，准是从陈咏明“自由组阁”那儿贩来的。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一下就从床上蹦下来，对杨小东说：“是这么回事，有的人在这个单位不行，换一个单位，怎么就行了呢? 树挪死，人挪活嘛。当领导的别净埋怨群众不好领导，倒要想想为什么自己没有能耐把大家的劲儿都鼓起来。这是一门学问，一门活的学问，跟万花筒一样，变化无穷。中国老百姓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苛刻，差一点就差一点，就好像去百货大楼买衣服，就那么几个号，长一点、短一点，差不离就得，好将就。人的思想，人的心，这玩意儿可是伤害不得。人世间最值得珍惜的就是心，那地方是生出希望、信仰、理想、道德……总之是一切好东西、好思想的母亲，可不能漫不经心地对待它。没有谁的心，一生下来就是冷透了的，恶狠狠的，只有不公平的待遇才会把它磨得坑坑洼洼。照我看，能珍惜群众的心，这是当好领导的一大窍门，有什么难? ”
有他什么事儿? 卖肉的师傅不买这个账：“嘿——你倒当个车间主任看看。”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挺认真：“你当我不会当是怎么的? ”
吴国栋白了他一眼，又一想，是啊，早晚会是这些人接班，不管老一辈愿意不愿意把班交给他们。谁又能活过他们呢? 自由组合这股风越闹越大了，都闹到他的班组里来了。要是十亿人口，谁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谁想上哪就上哪，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可怎么办? 着急也没办法，现在车间里是杨小东的天下。只要他病一好，再回到车间去，不当车间主任便罢，只要再当车间主任，一切还得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现在他只好见怪不怪地说：“你说好，就算好。
你想过没有，要是大家都到美国去自由组合怎么办? “
“你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绝? 要是人人在这儿活得都挺顺心，谁往美国跑什么? ”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噗哧”一声笑了。“要是您能办到，您非得把每个人的肉体、思想，全锁进一个铁皮保险柜里不可。”
当文书的小老头，带着饱经沧桑的感慨说：“小伙子，你还是没吃过苦头哟。要是吃过苦头，你就知道铁皮保险柜的好处喽——”
吴国栋的脑袋里嗡嗡起来。杨小东走后，吃过午饭，他很快地睡着了，然后便做了那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全是杨小东惹的。他来干什么? 添乱! 打完电话郁丽文还在想，不知道自己是给刘玉英添了麻烦，还是替她办了一件该办的事。上午查房的时候，听吴国栋说胃口不好，吃得很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给刘玉英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再来探视的时候，带点吴国栋平时爱吃的小菜。
电话里，她对刘玉英说：“我问老吴想吃些什么，他又不肯说。
我倒是可以烧两样菜给他，可我又想，就是一样的菜，你做的和我做的，他吃起来却大不一样。“
郁丽文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打哈哈的人，她说的是实心实意的话，人在生病的时候，尤其需要自己亲人的体贴和关怀。
刘玉英谢了又谢，说难为她想得那么周到，晚上她就会送来。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喂，你找谁呀? ”
“你是丽文吧，晚上等我来接你。”陈咏明在电话里大声嚷嚷着。他大概用的是个公用电话，里面乱七八糟，什么声音都有。
“接我? ”郁丽文奇怪了。自从结婚以后，他再没有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今天他是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儿? ”
“在城里。”
“干什么来了? ”郁丽文有点怨他，昨天晚上加了一个通宵的班，也不好好休息，有什么事不能等到过两天再办呢。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回头再详细告诉你，现在不好说。下了班等我，好吧? ”
没有什么好吧不好吧，他从来就是指挥一切的。在他那一个人说了，就算的果断里，并没有对妻子的不尊重或大男人的浑不讲理。有的，只是对他们的相爱、对一个人的意愿便是两个人的意愿的自信。
下班以后，郁丽文匆匆忙忙地把几本医学杂志塞进手提包，又对着门上的玻璃瞧了瞧自己的影子，掠了掠散乱的头发，急急地披上风衣，边往袖子里伸胳膊，边往楼下跑去。她在心里笑自己，怎么，又像当年去赴他的约会。这么多年了，他们好像仍然没有爱够。
没有，楼下并没有陈咏明平时开的那辆绿色212 吉普在等着她。她拣了一张对着医院大门的长椅坐下，想着，不一会儿就会看见丈夫那张坚毅的、永远也看不够的脸。
清洁工在院子里扫荡着这个工作日里最后的痕迹。
郁丽文爱她的医院。
米黄色的大楼已经陈旧，楼角和楼顶的四周，被夹着灰尘的雨水，溶化的雪水，浸渍出灰黑色的色带。远远看去，像一个浅色的、装得太满的盆子，深色的液体正不断地流溢出来。
然而，这栋楼似乎就是她的家。她的老家。她在这里长大，学会走路，在这里遇见陈咏明，在这里生下两个儿子。
这医院有点像一个荒僻的小车站。别说是特别快车，就是普通快车也不会停站。上上下下的乘客，绝没有披浅色毛料夹大衣，坐小汽车，身后跟着个秘书的大人物。也没有穿着三接头皮鞋，拎着颜色漂亮、底上有滑行轱辘旅行箱的时髦人物。有的，只是些平头老百姓。挑着箩筐，背着背篓，穿着缅裆裤，腰里缠着家织家染的蓝布巾，吸着种在自家房前屋后、呛得人嗓子眼里发辣的烟叶子。这小站上，也许只有一个站长，一个售票员，检票员也许就是他自己兼着的。一个调度员，也许还得扳道岔。一个号志员……
可是他们全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忠于职守，并不觉得直到现在还用手扳道岔有什么寒伧……
社会，目前还是由这样一个多数组成的。
她便是这多数里的一个。她没有什么更大的才能，医学史上绝不会记载她的名字，学术交流会也不会请她去作报告。然而，她在数脉搏的时候，会实打实地数上足够的一分钟，绝不会数三十秒乘以二；不会在听诊时和别人聊天；不会在值夜班的时候睡大觉；不会用病人听不懂的术语去打发、搪塞被疾病折磨得绝望的病人……医生的岗位不在医学史上，而是在救死扶伤的责任感上。
到了现在，郁丽文还保留着当女学生时的习惯，每当一天过去，她会反省自己，这一天过得好吗? 有没有什么差池? 现在，在这美妙的黄昏里，一面等待着丈夫，一面体昧着一个紧张工作日后的劳顿。自有一番怡然自得的乐趣。
七点一刻。陈咏明怎么还没来呢? 郁丽文开始不安起来。陈咏明是个守时的人，几乎可以用“精确”两个字来形容他对时间的概念。在厂里开生产会、调度会或办公办时，他要求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十分钟。他说：“卡死时问有好处，这会锻炼出讲话简明扼要的优点，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消耗在讲废话的马拉松会议上。
十分钟还少? 如果有十个人开会，这就是一个小时零四十分，然后还要留出时间形成决议。“因此，一开会他就把手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谁发言超过十分钟，他立刻打断，再也不要听。一开始有些人很不习惯，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会后陈咏明又另有新的工作安排，怎么办? 只有等待下一次生产会，或调度会，或办公会，党委会。那就会影响工作、生产，会吃批评。这迫使讲话不得要领的人，不得不迅速地提高发言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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