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第3章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 你想搞政治联姻? 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 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 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 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 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 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 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 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 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 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 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 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 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 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 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 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 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 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 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 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 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 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 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 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 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 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 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 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 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 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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