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第29章
贺家彬的话也好，五光十色的街道风光也好，今天好像成心作对，全带着一种不管不顾、横冲直撞的劲头越过了她。谁也不看她一眼，问她一声，好像她是夏令时节摆在商店橱窗里的一顶冬天才用得着的毛皮帽子。
她忽然感到委屈。
就算她是一个顶干瘪、顶枯燥的职业妇女，她也有需要诉一诉委屈、听一听宽慰话的时候啊。
但是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她看成是一个没有性别，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大概连贺家彬也这样认为。
她摇头。也有例外的时候，比方那封匿名信。人们大概在中伤、造谣的时候，才想起她还是个女人，她的性别在这时才有意义。
从她胸膛的深处，发出沉沉的一声叹息。
贺家彬这才注意到，她与往日显得有些异样。
他尽力在她那厚玻璃瓶底儿一样的镜片后面搜索。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遮在她眼睛上的那两块厚玻璃片儿，像安在窗上的两块磨砂玻璃。于是，玻璃后面的一切，全都显得影影绰绰，让人看不真切。
但他终于找到了一丝烦恼的影子，她那一向平稳的心境受到了骚扰。唉，总起来说，女人的神经比男人的脆弱，敏感。然而这样的流言蜚语，落在这样一个丑人儿的身上，分外让人感到残酷和痛楚。这永不会开花，也永不会结果的生命。
贺家彬伸出手来，挽着她的手臂，折回身子，沿着长安街向东走去。
一片不该在这仲夏的日子里飘落的绿叶，落在了叶知秋那方方楞楞的肩膀上。仁慈的、动人的绿叶。贺家彬没有给她拂去，就让它静静地留在那里，人是需要一点安慰的。
前面林阴路上，一个怀孕的妇女，蹒跚地走着。宽宽的后背像一块面板，穿着一件宽松的男人衬衣，嚼着一根雪糕。贺家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越过那个妇女。叶知秋却深深地叹息，心里想：不知给自己心爱的男人生个儿子是什么滋味? 不过她是不会哭的，眼泪是漂亮的、有人疼爱的女人才有的奢侈品。
“后悔了? ”
“不，伤心罢了。”
“往开想，算得了什么呢? 干什么不需要付出代价? 这，也算是我们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吧。有人曾付出过生命……”
“只是这代价未免太大了一点，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唉。”
“你把名誉这东西看得那么重吗? ”
“难道你不看重自己的名誉吗? ”
“不，我是说有人偏偏要糟踏你，你怎么办? 你因此就不活了吗? 可别做它的奴隶，你要是做了它的奴隶，你也就会被谣言所杀了。依我看，这也如同财产一样，全是身外之物。”
“那你为什么还要争取入党? ”叶知秋笑了，觉得她一定将住了他。
“我入党，可不是为了党员那块牌子，而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要研究它，实践它，还要用它来改善党内的状况。改善我们这个在相当程度上它的一些成员仍然被小农意识控制，而不是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
叶知秋立刻环顾左右。简直是个疯子，要不是从学生时代他们就在一起，她准以为他神经不健全。她赶紧叮嘱他：“小声点，小声点，天哪! 让谁听了只言片语，给你来个断章取义，你受得了吗? ”
“我说什么了? ‘小声点! 小声点!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贺家彬的声音反而更高了。“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科学来研究、实践，而不是当做经文祭起来，它似乎也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个部分，我觉得它的基础理论部分相当科学，比如说认识论。当然，整个来说，除了坚持不渝，它也面临发展、充实、完善的问题。”
叶知秋连连摇头摆手，忧心忡忡地制止他：“哎呀呀，越来越离辙了，你可别到处去贩卖这套东西，不然你要倒霉的。”她白了他一眼。“我真奇怪，你们支部怎么会通过你。”她一边说一边使劲儿地抖搂着手里的提包，好像贺家彬那些招灾惹祸的话全掉进了她的提包，她非把这惹是生非的东西抖搂干净不可。
唉，他原想给她消忧解愁的，没想到反倒给她添了烦。
从学校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事无巨细，他们永远可以找到吵个没完的分歧。也不知他们之中到底谁没有长进，或是他们都没有长进，长进的只是社会。
贺家彬每每只好迁就。他站在叶知秋的面前，叉开腿，摊开手，说：“你看看我怎么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 我的社会责任感比冯效先和何婷那样的人差多少? 好吧，好吧，我以后注意就是。”那口气，就好像他在赏她的脸。
叶知秋自愧地微笑：“我在教你耍滑头。”
“没有办法，你是实际的。要不是方文煊局长做工作，差点通不过。要按何婷的本意，她才不会同意我呢。造的舆论真不少，左刁难、右刁难，把一个共产党，当成她们家开的小饭铺了。她想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她想什么时候关门就什么时候关门，她看谁不顺眼就不接待谁……要抓我的小辫子，自然有的是，都是我平时随口说出来的废话。”
“哪些方面呢? ”叶知秋问。
“首先是意识有问题。说我赞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淡化。
为什么家庭不应该淡化? 随着私有制的最后消灭，家庭这个细胞非破坏不可。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组合生活，将不再依赖法律的制约……因此，他们又说我提倡性混乱。简直无知到了极点。解放这许多年，我们只注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却很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伦理学……“
叶知秋觉得好笑：“你那是若干世纪以后的事，太远了，现时就是不懂，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得考虑大多数人现有的精神水准。”
贺家彬说：“不对，不研究这些，就很难使我们的精神文明达到应有的、与社会主义这个称号相称的高度。”又要吵起来了，贺家彬不愿。他接着说下去，“第二，指责我立场有问题。我对何婷说：‘请你说具体一点，别扣大帽子。’”她说：‘你是不是说过，每人长五级工资也不算多，国家欠了人民的账。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我说：‘每个人应该长五级工资的话我不记得说过没有，但我以为每个人都应该长工资，不长，国家是欠了账的。’”她说：‘国家现在有困难呀，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这和困难不困难有什么关系? 我指的是有人在调整工资的工作中起消极作用，比方说你。’”我? ‘她本来是想给我扣帽子的，没想到我又给她甩了回去。
她根本不明白我的话，一双眉毛挑得老高。说：‘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国家总理? ’“‘很简单，你可以把长工资这件事搞得更合理一些。根据提工资的条件，罗海涛不应该长，群众明明没提他。小温应该长，群众一致同意，可是你把小温的名字抹了下来，硬把罗海涛提了上去，同志们有意见，你还说大家串通好了给组织出难题。你不承认你把事情搅和得乱上加乱了吗? ’”她急眼了。使劲儿地拍桌子，说：‘现在我们要考虑你的党员资格问题。’“我说：‘你别拿这个问题威胁人，这个账你得记上，你今天给我拍了桌子。你凭什么给我拍桌子? 我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不是你家的小听差，你给我耍态度是不对的。’”她又给我告到冯效先那里。冯效先批评我：‘你和处长记账可不好，你不应该和何婷同志吵架、顶嘴。即使她不对，她也是领导，这里面有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你看，除了立场问题，又来了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把领导个人和组织等同起来呢? ”最后，又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无非因为我常去照顾一下万群的生活。难道我们都不去管她，让她独自一人孤儿寡母地去挣扎……“
“唉，她应该结婚。”叶知秋把别人的婚姻问题都看得非常简单。
“结婚? 跟谁? 她爱的人却不能要她。”
“你是说方文煊? ”
方文煊，这个既使贺家彬尊重，又使他觉得软弱的人。
也许不该那么苛求，各有各的难处。方文煊的难处究竟在哪里? 贺家彬实在想不通。就用顶陈腐的道德观念来解释也显得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方文煊靠边站，被开除了党籍。是他老婆提出要离婚，并且交出方文煊的几大本日记，以示划清界限。要不是那几本日记，可能方文煊还不至于被整得那么久，那么惨，更不至于被打断一条肋骨。老婆席卷了家里的一切财物，走了，多少年音信全无。
一九七。年在干校，方文煊才恢复组织生活。万群的丈夫自杀的时候，方文煊已经当了他们那个连的连长。不论怎么说，贺家彬都不能原谅那个自私的丈夫，丢下万群和一个没有满月的儿子，自己寻找解脱去了。
什么样的压力啊。
不知有意安排，还是无意的巧合，干校设在一个劳改农场里，劳改犯人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喽，那个年月，臭老九和劳改犯是差不多的角色。就连休假日，也是沿用的劳改农场的办法，十天休息一次。天经地义，理应如此。《旧约全书》中《创世纪》的第一章很可能漏去一笔，耶和华上帝在六个工作日内把天地万物都创造齐了之后，一定又加了三天班，再造了点什么。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之后．所受到的惩罚也不只是怀胎、生产的苦楚，丈夫的管辖，必须汗流满面终身劳苦于长满荆棘和蒺藜的土地上才能糊口。
分给万群的那间小屋，是劳改农场职工家属的一间厨房。也许南方人普遍长得矮小，房子显然比北方盖得低矮，像贺家彬那样的个头，挺直了腰板，脑袋几乎可以顶上房椽。
那间房子又暗又潮，房角里、床板下，凡是鞋底儿蹭不到的地方，全可以看到一层白毛。那地方做豆腐乳和豆豉一定很合适，在那样的房间里，除了人不发霉，什么都可以发霉。冬天，阴冷、阴冷。取暖的木炭，是五七战士在山窝窝里烧的，然后每人自己上山背下来。入冬以后，一天也不间歇的雨，一气可以下上七七四十九天。山路又陡又滑，就是男人，就是肩上没有一副木炭挑子，浑身上下也会滚得像个泥猴。
那一天早上，天还黑着，集合的哨子就响了，人们吵吵嚷嚷地互相招呼着，提醒着不要忘记该带的东西。万群靠在床上，有一种置身世外的感觉，屋外的一切声音都和她是无关的，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她这个人，她听着上山背炭的人走远了，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万群知道，她应该上山去背炭。然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她曾努力迫使自己爬起来，却是真真的身不由己。能够自己行动的，只剩下了思绪，她探身摸摸小儿子身旁的暖水袋，已经凉了，应该换上热水；悬在头上的尿布，和刚晾上去的一样，依然湿漉漉的，但愿儿子别再尿湿，再没有可换的干尿布了；她又多么想吃一碗热乎乎的、煮得软软的挂面，哪怕没有虾仁、鸡蛋……在北京的时候，她却顶讨厌吃挂面。
应该有一盆炭火，烤干尿布，烧点热水，煮一碗挂面。但上哪里去找火呢? 她原是不肯求人的，现在就更加不能。“反革命家属”! 这是丈夫留给她和儿子惟一的遗产。哭吗? 她才不哭。并非所有的人，在夜路上遇见打劫的强盗都要哭的，人适应灾难的能力，远远比想象的强。
感慨、追悔，全都无济于事的。孱弱的她，只能像一头母狼那样顽强地把身边的小儿子养大。
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呢，他原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像万群这种“逍遥派”闲得无聊的产物。
万群在自己心上与其说是找到了母爱，还不如说是找到更多的责任。也许她是例外，很多人以为女人的爱像蓄水池里的水，随便什么时候一开闸门，就会哗啦、哗啦地流泻出来。
丈夫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品，婚后勉强维持的虚假的和睦，人们的白眼，阴冷潮湿的小屋，她不得不挣扎着自己照顾自己月子的苦处，万群全当成她对生活的轻信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她没有更多的希求，只求时光快快地流逝，到那时，一切当时觉得惨痛难熬的东西，都会成为回忆。
当发湿的木炭，在每一间阴冷的小屋里哔哔剥剥地爆出小火花的时候，人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围着红泥小火炉，一面喝着白酒驱寒，一面嘻嘻哈哈地穷寻开心。就在这时，万群那被人遗忘的小门开了，方文煊和贺家彬背着两麻袋木炭走了进来。两人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在雨里整整地淋了一天啊。他们的样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再也分辨不出他们之中谁曾是局长，谁曾是某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只是两个背木炭的人，两个被寒冷、饥渴、劳顿困扰，同时又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充满了同情的人。
方文煊那一头并不浓密的花白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袋上，显出方方正正的额角。厚厚的嘴唇冷得发青，眼角、额头的皱纹里，亮晶晶地蓄着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右脚上的雨靴被山上的毛竹划破了，身上那件对襟的老蓝布棉袄太瘦……浑身上下，透着一种挣扎过的狼狈和无奈。
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场景，不知怎么竟会使她联想到圣诞之夜和圣诞老人；想起大学时代，年年除夕的化妆舞会；想起年年“三八节”早晨，宿舍窗台上放着男同学送给女同学的节日礼物……然而，那一切不过是快乐的游戏，这里却是良知对艰难、复杂、严峻的生活做出的回答。
好像没有干校、没有万群丈夫的自杀、没有反革命家属、没有雨、没有陡滑的山路、没有木炭……好像一分钟以前，方文煊刚刚在北京谁的家里品完茶、聊完天，恰巧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了万群，打个招呼似的问道：“火炉在哪儿? ”
贺家彬从堆满破东烂西的床底下找出了火炉。
方文煊又问：“有引火柴吗? ”
贺家彬又在床底下乱翻。“没有。”
方文煊出去了。过一会儿拿来一小段杉木和一把砍刀。贺家彬动手劈柴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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