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翅膀: 第26章
也许不必那么悲观。据他所知，北京、上海、哈尔滨……许多城市的工业管理部门，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都已开展了这方面的组织、研究工作，有些企业业已开始试行。生活毕竟前进了，人的思维方法已经变得更加科学。人们一旦从迷信和愚昧中挣脱出来，就会爆发出无法估量的能量。
十一
当文学作为文学的时候，有人很可能会把它当成擦屁股纸，也有人一辈子不会读上一本文学作品。
当文学作为政治奉献给人们的羔羊时，却成为老幼咸宜的食品，人人都会争着咬上一口。男盗女娼、物价上涨、倒卖黄金、小孩尿床、火车误点、交通拥挤、住房困难、工资不长……无一不是文学的罪恶。文明古国中一种不可思议的怪诞。
介绍曙光汽车厂厂长陈咏明的报告文学终于问世之后，不仅它的作者叶知秋、贺家彬有幸加入了众矢之的的光荣行列，连郑子云也被卷了进去。因为他给诬陷陈咏明的宋克回过那样一封信；因为他对这篇文章表过那样的态：“发! 出了问题我负责。”
反对这篇文章的人，心里全都明白，说到底，这是小事一桩。
根本问题在这里：郑子云几乎在每一个问题的处理上，都有一种让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劲儿。别扭劲儿这东西，既不违反宪法，也不触犯刑律，党员的十二条准则里，哪一条也挨不上边儿。
然而，在人们的意识里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它们虽不能制人以刑，却可以像球赛似的把人罚出场外。
按照规定，五次犯规，罚出场外。郑子云却只有三次或者四次。现在的问题是，要给郑子云制造继续犯规的机会。球场上有这么一套心照不宣的战术。
郑子云支持这篇文章的做法，虽然和田守诚的本意满拧，然而，出于这种心理状态，田守诚非但不动气，私下里反倒有几分高兴：郑子云分明又把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上去了。
他希望事情闹大，希望郑子云陷得越深、搅和得越狼狈越好。
文章发表的当天，半夜三更，田守诚就给陈咏明打了个电话：“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
陈咏明回答：“也可以说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因为当初我对作者说过，第一，不要宣传我个人；第二，汽车厂之所以做了些工作，和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第三，我那个领导班子，是个好班子。”
“你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呢? ”
“不介入的态度。”陈咏明立刻反问田守诚：“您对这件事又是什么态度呢? ”
田守诚没料到陈咏明会这样单刀直人地迫使他表态，好厉害。
“我嘛……哈哈，当然是赞成的喽，表扬我们部里的好人好事嘛。”
见他的鬼去。
不久田守诚就在宋克的撺掇下派了干部司的司长，带了二十多个人到厂里来，名义上是考察干部，实际上是来了解文章“出笼”
的经过，前前后后在厂里搞了一百多人次的调查。
一开始陈咏明就对叶知秋和贺家彬说过：“千万别写，断送了我一个人倒没什么，可别断送了汽车厂这点形势。”
他们说什么? “文责自负嘛。当然，我们会考虑你的意见。”
谁知道他们怎么又写了。也不知是谁，不知深浅利害地给他们提供了那么多情况。贺家彬在厂里有同学、也有熟人，汽车厂是部里的直属厂嘛。
结果怎么样? 不幸而言中。“文责自负”! 头脑里缺政治哟。
当冯效先和宋克找上门让田守诚表态，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意在对他们进行指责的时候，他闪烁其词地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文章的发表没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
使冯效先和宋克怒不可遏的是，文章里写到曙光汽车厂历任厂长中，个别人对“四人帮”时期存在的困难，不是激流勇进，而是激流勇退。其中一位还是部里主管局的局长，在曙光汽车厂工作没有做好，回到部里反倒成了部党组成员。了解内情的人一看便知，这说的是宋克。
一派书呆子的胡言乱语! 什么时候胳膊拧得过大腿? 那个时期，连政治局都让“四人帮”搅得不能过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个小小的厂长就能解放全人类? 表扬陈咏明，就说陈咏明好了，何必说那么多呢? 这个贺家彬，还在重工业部领工资，还在冯效先手底下混饭吃，也不考虑一下后果，太天真了。知识分子真是一种让人不能理解的怪物。不过文学作品嘛，又不是中央文件，哪能那么周全。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像数学公式那么严密。对贺家彬，田守诚的态度比较宽容。一个小人物，能掀多大的浪? 也许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头上，人们也就比较想得开。但对冯效先和宋克来说，绝不是抹抹稀泥就可以了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固然是党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随着职位的不断提高，人的屁股也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得了。
林绍同告诉田守诚：“听说宋克局长已经派人查过贺家彬的档案了。”林绍同把那个“人”字说得很重。这等于提醒田守诚，宋克的老婆是干部司里一位专管干部的处长。
田守诚不赞同地说：“老宋这事办得太露骨了，传出去又是麻烦。现在人们对查档案的这一套做法很反感，贺家彬不过是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嘛。”
林绍同又说：“听说有人看见郑副部长和那个女记者在景山公园外面的街上溜达。”
田守诚立刻垂下眼睛，好像听到什么不愿意听的事情：“这算什么，又不是看见他们睡在床上。”凭他和郑子云共事多年的了解，他知道郑子云不会做这样的事，可他巴不得郑子云做出这样的事才好。田守诚知道，再没有比这种事更能毁人的了。有时他觉得孔老二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都伟大，那得以跨越二千多年时空的封建意识，之所以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直至现在还主宰着很多人的头脑，靠的就是孔老二这个染色体。不过田守诚是讲求实际的人，他从不把精神耗费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上。他对林绍同说：“我看，既然宋克同志他们有这样的意见，你不妨在部里搜集一下对这篇文章的反应，适当的时候在党组会上议一议。”他没有说要搜集什么反应，那是无须说的，林绍同自然清楚。如同一个精明的管家，来了什么品位的客人，席间该上几个冷盘、几道热菜，心里早就有谱。
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风行一时的“兴无灭资”口号大唱反调，上面不但没有微词，反而在报刊上、内部通讯上，左一篇报道，右一篇转载。
前不久国务院某领导人准备召集重工业部有关同志研究工作，在田守诚提出的有关人员的名单后面，亲笔加上了郑子云的名字。当田守诚按照惯例在前排——通常是各部第一把手的座位——某个座位上落座时，那位国务院领导人高声地招呼着：“郑子云，郑子云来了没有? ”
郑子云简单地答道：“来了。”——听起来却踌躇满志。
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似乎一帆风顺。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自然啦，“四人帮”那个时期，郑子云又不是第一把手，部里的事情也用不着他出来亮相、表态，那些个亮相、表态真他妈的坑人，一次又一次地让人自己往自己腧卜抹黑。批邓的时候，郑子云又住了几个月的医院，谁知道他真病还是假病。真是吉星高照，生病也生得是时候。“生病”真是天才们的伟大发现。那位国务院领导人就曾经笑眯眯地问过他：“守诚同志，那个时候人们都生病住院，你倒好好的，啊? ”
那笑很有点古怪。
那位国务院领导人还招呼着郑子云：“来，来，坐到前面来，坐到前面来。”之后又加了一句“最近你们部的工作很有开展嘛。”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田守诚非常熟悉高级政治生活，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都是一个信号。这信号表明，郑子云的地位可能有所升迁。但把他撤下来，把郑子云换到他的位置上这个可能目前还不存在。他知道，只要上面赏识他的人不垮台，他就不会垮台。像洋人那样，今天可以是部长，明天可以去饭馆刷盘子那样的事，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倒不是这个社会对他特别恩典，而是这么一来，便会动摇整个干部制度，危及每一个即得利益者的利益。田守诚是太了解这一点了。只要他政治上不出大问题——他想大致不会了，他已更加谨慎——他这个部长的级别就会一直保持到终年。
再说郑子云也决计不会同意这么干。
但郑子云很可能会另有高就，自然出不了与工业有关的圈子，对他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威慑力量。郑子云虽然不会从个人好恶上对他做什么手脚，何况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私怨，但是郑子云太了解重工业部的内情，指不定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会抖落出来……
还有他那套关于改革的梦想，鬼知道会不会有人赏识，一旦有人赏识，可就乱了套。
至于这篇文章在部里引起的骚乱，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较量，一切迹象表明，还不到当真的时候，他得稳住神。田守诚自信对中国政局的了解，远比郑子云透彻，目前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早晚会有人出来说话，对郑子云的所作所为，他不必花什么力气认真对待，总会有一个时机，让他坐收渔人之利。
部党组会议结束的时候，田守诚看了看表，差半个小时十二点。可以把那篇报告文学引起的争议提一提，这个时间不长不短正合适。说太多也没必要，点点题就行。
他说：“还有点时间。有件事，需要说一下。”看着大家没太在意，他停了停，等着静场。人们被不同话题分隔成若干小块的注意力，重又聚合到一起。只有汪方亮一个人在“咔嗒、咔嗒”地折腾着别人刚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打火机。
田守诚接着说：“这两年文艺界很活跃，不少作家提出要干预生活。我们部里也出了个文学家，写了一篇关于曙光汽车厂陈咏明同志的报告文学，也算是干预一下我们重工业部的生活吧。啊——看来我们这个部里，还是有人才的嘛，哈哈。”
他笑，可他明明意识到，哪个单位里要是出了个写小说的，可真是一种灾难。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会不会被他当成素材写进小说里去? 就是被写的人自己不对号入座，了解内情的人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件事写的就是他。小说还会在全国的新华书店里发行；也许有人会推荐给哪位副总理或中组部、中纪委的某位领导人……
郑子云点上一支香烟，并不吸，只是歪着头，眯着眼睛，看香烟头慢慢地燃。
田守诚说：“我是个大老粗，不懂得文学。但早年在延安还是聆听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嘛，啊——”
汪方亮插嘴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 哈哈——”然后得意地环顾左右。
田守诚知道汪方亮喜欢戳人家的蹩脚。部党组成员里，他能看得起谁? 最近他的一份关于改革出口本部产品外贸体制的建议，很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得意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不过汪方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他说错了什么? 田守诚在其他人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异常。有人出于礼貌，有人早已练就了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里描述过的那种本领。汪方亮这么一哈哈，田守诚感到不那么踏实了，决定不再绕弯子，单刀直人地说下去：“文章发表以后，在部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把同志们的反映集中一下，有这么几点：一、作品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二、陈咏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三、把别人的功劳归于自己；四、政治品质有问题。总之，这篇文章从社会效果看，是影响安定团结的。”
宋克急不可待地接着说：“不打倒‘四人帮’，他也搞不上去，现在让我去我也行。我按党性原则办事，所以没搞上去。他拿一百块钱办三百块钱的事，没有鬼办得到吗? ”
合情合理! 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好几颗花白的头颅，深有所感地摇动起来。
孔祥副部长说：“说到底，我们还是集体领导嘛，有了成绩和功劳，应该记在党委的账上嘛，突出个人是不对的。”
孔祥有着四川人特有的嘹亮嗓门，这嗓门儿使他的发言有一种气势汹汹的派头。一双圆睁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着冷冷的、奠测的光。眼下好些事都让他反感。文化人也来干预政治，他们懂得个“鸟”! 顶好再来个反右运动，给他们全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弄去劳动改造才好。再不老老实实就枪毙他两个。江山是他打下来的，身上两个枪眼还在嘛，现在倒让这帮子文化人来指指点点，笑话! 咋咋呼呼! 子弹推上膛，全吓得他们屁滚尿流。
自从郑子云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作过那个报告之后，郑子云平时那些让他看不顺眼的习惯，更加刺眼了：那总是漂白的硬领；每每坐下来之前总要提提裤缝；给女同志让路；成天挂在嘴上的“谢谢”和“对不起”……郑子云除了知识分子出身这一点之外，再没有什么可抓挠的了。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孔祥希望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抓到些什么，那让他从心眼儿里感到生活的充实。
郑子云的报告一直梗在他的心里，他说不准那报告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弄懂它是相当吃力的。凭着直觉，他感到那是一种威胁。虽说实现它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不论他，不论郑子云早已化作白灰。可孔祥希望，就是化了白灰，也应该让人毕恭毕敬地供着。
正面反对郑子云不行，因为郑子云的位置排在他的前面。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套已经嚼烂的套话，他也说不周全。更不要说准备一套系统的理论和郑子云较量一番。
妙!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田守诚觉得这甚至是开向郑子云的一枪。比宋克那句话高明多了，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又可以堂堂正正地放到桌面上来。但是没有人接上来。这些年人们变得谨慎多了，私下里说话要多解放有多解放，到了面对面的时候，不是打哈欠，就是顾左右而言他，谁也不愿意得罪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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