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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史记讲读 孝文本纪 [第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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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讲读: 孝文本纪
题解： “文景之治”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间，提倡农耕，多次减免农田租税，减轻刑罚，废除肉刑，尽力消渳战争，对反叛的侯王们也能以德抱怨……虽说从本质上讲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但在经历了战国至秦末的长期战乱之后，这些政策对经济的恢复和政治的稳定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他的宽厚、俭朴、勤政、爱民，截然不同于骄奢淫佚的暴君，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 这篇本纪记载了孝文帝的种种仁政，刻画出一个贤圣有为的封建君主形象。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不同的是，本文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尖锐强烈的矛盾冲突，作者只是用舒缓的节奏，按照年代顺序选择关键事件娓娓道来，如和风细雨，似清泉细流，给人以别样的阅读感受。司马迁在此文中并未刻意地描绘沧海桑田的历史风云，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与匈奴的几次战事、改革币制、变更经济政策等在此文中被轻轻带过，以至于读者若想详细了解还得参阅《史记》的其他篇章如《匈奴列传》、《平准书》等；此文中还淡化了文帝在位期间许多残酷的政治斗争。司马迁对史料的此种剪裁是耐人寻味的，从表达效果来看，一方面，文帝的仁政、德治被突出强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本文的舒缓节奏与对历史变迁之感慨的消解（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多表现的是对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的深沉感慨），汉文帝的仁政、德治似乎从变幻的历史风云中被定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永恒”之意味，表现出司马迁以之为楷模的立传动机以及对汉文帝仁政、德治的高度评价。 司马迁以文帝为楷模有深意在焉：无论是节俭、仁厚，还是减轻刑罚、消渳战争，都与汉武帝的穷奢极欲、酷吏统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本文结尾说：“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自然也是“微言大意”，是对汉武帝“封禅”的批评。 本文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这其实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巧妙借用，司马迁不以自已的主观议论来评价汉文帝，而是让汉文帝“夫子自道”，以此一方面表现了文帝治天下的才能，一方面反映出文帝仁爱宽厚的内心世界和谦让俭朴的思想品格。这些诏书不是虚伪矫情的官样文章，而是言为心声，情真意切，“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讬诸空言者比也”（李景星《史记评议·孝文本纪》），能深深地感染打动读者。在这篇本纪的结尾，作者还巧妙地借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表现了司马迁对文帝的整体评价，饱含赞颂之情。 正文：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546]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547]。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548]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549]非止此也，特[550]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551]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552]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553]，然卒践天子之位者[554]，刘氏也，天下绝望[555]，一矣。高帝封王子弟[556]，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557]，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558]，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559]，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560]？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561]未定。卜之龟[562]，卦兆得大横[563]。占[564]曰：“大横庚庚[565]，余为天王，夏启以光[566]。”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567]。”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568]，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569]。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570]。”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571]。代王谢[572]曰：“至代邸[573]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574]。臣谨请（与）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575]议曰：‘大王高帝长子[576]，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577]，不足以称宗庙[578]。愿请楚王[579]计宜[580]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581]。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582]，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583]，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584]，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585]。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586]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587]，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588]。朕初即位，其赦天下[589]。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590]，酺五日[591]。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592]。 辛亥，皇帝即阼[593]，谒高庙。右丞相平徒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594]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595]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596]，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597]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598]。今犯法已论[599]，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600]坐之[601]，及为收帑[602]，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603]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604]，所以累其心[605]，使重犯法[606]，所从来远矣。如故便[607]。”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608]，罪当[609]则民从。且夫牧民[610]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611]。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612]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613]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614]，天下人民未有嗛志[615]。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616]天下焉，而曰豫[617]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618]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619]，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620]。岂为不豫哉[621]！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622]，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623]，用此道也[624]。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625]，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626]，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627]，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628]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629]。”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630]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631]。上从代来，初继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632]，乃循[633]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634]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635]。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636]，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637]。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638]，遣[639]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640]，日又食[641]。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642]，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643]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644]，菑[645]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646]，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647]。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648]，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649]。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650]谏者[651]，以匡朕之不逮[652]。因各饬其任职[653]，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654]，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655]，是以设备[656]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657]，而又饬兵厚卫[658]，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659]，余皆以给传置[660]。”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661]，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662]。”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663]，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664]。”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以齐剧郡[665]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666]，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667]。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668]，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669]，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670]，朕甚不取。自今以来[671]，有犯此者勿听治[672]。”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计）〔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673]。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674]。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675]。帝初幸甘泉[676]。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677]，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678]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679]，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680]，令不得居其故[681]，陵轹[682]边吏，入盗，甚敖[683]无道，非约[684]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685]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686]。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687]，乃反[688]，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689]，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690]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乃以军地邑降者[691]，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692]，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693]，出入拟[694]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695]。”帝不忍致法于王[696]，赦其罪，废[697]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都，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698]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699]。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700]，诏狱逮徙系长安[701]。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702]！”其少女[703]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704]，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705]。妾愿没入[706]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707]，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708]。今法有肉刑三[709]，而奸不止，其咎[710]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711]。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712]。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713]体，刻肌肤，终身不息[714]，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715]，其于劝农之道未备[716]。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717]，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718]，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719]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720]，十四年于今，历日（县）〔绵〕长[721]，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722]，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墠场珪币[723]。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724]不祈其福，右贤左戚[725]，先民后已，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厘[726]，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727]，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728]。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729]，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730]，当改正朔服色制度[731]。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732]，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733]。朕亲郊祀上帝诸神[734]。礼官议，毋讳以劳朕[735]。”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736]，以孟夏四月答礼焉[737]。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738]，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739]。欲出周鼎[740]，当有玉英见[741]。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742]，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743]，夷三族[744]。 后二年[745]，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746]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747]，封畿之内勤劳不处[748]，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749]，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750]，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751]，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752]，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753]，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754]，结轶于道[755]，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756]，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757]，偕之大道[758]，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759]。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760]，减诸服御狗马[761]，损郎吏员[762]，发仓庾以振贫民[763]，民得卖爵[764]。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765]，有不便[766]，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767]，召匠计之，直百金[768]。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769]，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770]，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771]。治霸陵[772]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773]，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774]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775]。吴王诈病不朝，就[776]赐几杖[777]。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778]，常假借[779]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780]，弗下吏[781]。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782]，兴于礼义。 后七年六月已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783]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784]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785]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786]，以离寒暑之数[787]，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788]。朕既不敏，常畏过行[789]，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790]，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791]。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792]。绖带[793]无过三寸，毋布车[794]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795]，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796]，服大红[797]十五日，小红[798]十四日，纤[799]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800]，皆以此令比率从事[801]。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802]。”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803]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804]，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805]。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806]：“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807]，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808]，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809]。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810]，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811]。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812]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813]乎日月，而庙乐不称[814]，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815]。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816]，施[817]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818]。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819]。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820]。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821]。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822]，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一、文化拓展： （1）后人论说汉文帝，多与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对文帝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三》）、称其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汤谐《史记半解·孝文本纪》）。确实，据史料记载，高祖建立汉王朝后，经过六十至七十年的治理，天下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平、社会比较安定的局面，是我国封建王朝中不多的盛世之一，文帝对此可谓居功至伟。不过，后世封建王朝称颂汉文帝时并非着眼于汉文帝利国利民的历史功绩，而是“私德化”的圣贤之风、大人之量，如《三国志·魏书》卷二：“（魏文帝）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或是重行亲耕之礼，如《晋书》卷十九：“《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或是宽厚节俭之德，或是上以化下之教……侧重点不同，但皆未能从“公德”角度深刻理解文帝之仁政。而司马迁则不仅具体记叙了文帝的种种为政措施，还以大量诏令呈现文帝的民本观念，以“公德”标准高度评价了文帝的历史地位。 （2）汉文帝废肉刑、简丧礼、行节俭是有名的善政。然而后世亦有争论。如班固《汉书·刑法志》说废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晋书》卷三十又回顾了由汉末至晋的多次复肉刑之议：汉献帝时，“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魏文帝即位，议复肉刑，因战争而搁浅；魏明帝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司马昭主政时期，“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晋武帝惠帝时他又多次上书请复肉刑，皆未果；晋元帝时，卫展议复肉刑，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赞成，“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虽说晋世最终并未能复肉刑，但除前面提到倡议复肉刑者，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认为：“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尚书凯、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对汉文帝废肉刑提出批评者已经颇多。对汉文帝的这些批评不能一概视为保守落后，有些言论其实已指出汉文帝刑法的不健全之处，深入探讨了真正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颇有启发意义。 （3）而对汉文帝简丧礼的指责则多表现出儒家正统观念的局限性。《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曾载潘府上书请复三年之丧，总结了从汉至明的丧礼因革：“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 潘府的提议未被采纳，直到清宣宗时才明令行三年之丧。然而，汉文帝的简丧礼之举在后世多被否定，如《三国志·魏书二》裴注引孙盛语：“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晋杜预、羊祜云：“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学者非之久矣”（《晋书》卷二十），“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叹息”（《晋书》卷三十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九云：“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不能将顺其美，惜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云：“汉文短丧，而孝道衰于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晋书·羊祜传》：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未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後杀姑，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其实，汉文帝三日除服的遗制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铺张浪费，实是利国便民之举。倒是晋武帝这等别有用心之人才需要利用儒家的“礼”本位、伦理本位观念，以三年之丧的所谓“孝道”来遮掩篡逆之事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中都对儒家的“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提出批评，而司马光、顾炎武等人却拘守儒家正统观念，孰是孰非，判若云泥。 （4）对汉文帝之俭德，后世基本持肯定态度，不过也有个别例外，如：“（唐文宗）常与六学士对便殿，帝称汉文帝恭俭，因举袂曰：‘此三濣矣！’学士皆贺，独公权无言。帝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濣濯之衣，此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宋史》卷四百二十八）。不拘小节而重大体，这样的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 （5）汉文帝统治时期虽是著名的盛世，不少文人墨客也注意到了“圣主”与“贤臣”并不完美的搭配。“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刘长卿《长沙吊贾谊宅》）、“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白居易《读史》）、“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白居易《偶然》）、“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等诗句颇可体现出对此的深刻体认。史籍所载的一些言论援引汉文帝事迹时也常常对此有所涉及。如《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所载魏元忠之封事：“昔汉文帝不知魏尚贤而囚之，知李广才而不用，乃叹其生不逢时。夫以广之才，天下无双，时方岁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广之贤，而远想廉颇、李牧，冯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为时主所知，不得尽其才也”；《宋史》卷二百九十四所载苏绅奏疏：“自古称帝之圣者，莫如唐尧，然而四凶在朝，圮毁善类。好贤之甚者，莫如汉文，然而绛、灌在列，不容贤臣”；《明史》卷一百四十三所载王叔英写给方孝孺的书信：“凡人有才固难，能用其才尤难。子房于汉高，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于汉文，不能用其才者也”，等等。 二、文学链接： 1、相关文学典故： 缇萦救父 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 （李白《东海有勇妇》） 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 （白居易《吾雏》） 汉文俭德 汉文应惜露台费，晋武宜焚殿前裘。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 汉文仁政 可爱汉文年，鸿恩到海隅。 （张祜《送韦正字析贯赴制举》） 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 （杜牧《皇风》） 2、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曹植《汉文帝赞》 刘禹锡《咏史》 白居易《读史》《偶然》 李商隐《贾生》 王禹偁《读汉文纪》 苏辙《汉文帝》王安石《汉文帝》 张耒《汉文帝论》 杨万里《汉文帝有圣贤之风论》 3、文学分析： （1）这篇本纪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和场面，作者只是用舒缓的语调，按照年代顺序选择关键事件娓娓道来，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与汉文帝的宽厚性格相应，同时也饱含了作者对一代明君的追慕和向往之情。其中，一开始描写文帝即位和立太子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周详慎重和谦让；又如写缇萦上书救父，写文帝取消修建露台的打算，以及对南越王、吴王刘濞等人的以德报怨，对匈奴的或战或和、既强硬又不失灵活等等，都表现了文帝以国家、百姓的安宁为重的公心与政绩。在这篇本纪的结尾，作者还巧妙地用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的高度概括表现了司马迁对文帝的高度评价。 （2）在这篇本纪中，作者司马迁只是稍稍提了一下“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而以“事在吕后语中”一句提醒读者：刘氏、吕氏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详写于《吕太后本纪》中。通过互见法的巧妙运用，司马迁保持了《孝文本纪》行文舒缓的风格，使之与文帝仁爱、宽厚的性格相符。在此，作者将人物的性格与文章的风格极好地结合，是《史记》这部史书具有文学性的一种体现。读者若要了解文帝即位的整个史实过程，必须通读《孝文本纪》与《吕太后本纪》。在这过程中，读者经过文风的对比，自然会有《孝文本纪》“纯用文胜，写得臻臻，优柔不迫，与《高后纪》另用一种笔仗”（吴见思《史记论文》）之感。 三、集评： 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 ————王充《论衡》卷九 三代以后，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晋、扶苏、孝惠、孝文。彼皆夭阏不遂，而孝文独推其仁心，见于事业，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后世赖之。使有孟轲之臣，则所开大矣！惜哉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九 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 ————沉作喆《寓简》卷三 文帝《议犯法相坐诏》，班氏载于《刑法志》，而《史记》书之《本纪》。《太史公书》于高、景二纪，诏皆不书，独《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实意故也。不然则山东老癃扶杖听诏，愿见德化之成，其可空言动邪？ ————真德秀《文章正宗》卷三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髙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多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立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 《文纪》所载皆恭俭爱民之事，一制诏必具，以其皆由恻怛之言也。《景帝》特载其政事之常、灾异之变，制诏不录之矣。至《武帝》，则始终备具方士之欺谩，他不及焉。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 三代而后，如汉文帝者，可为守成令主。唐宋皆无之，我孝皇则可与伯仲。 ————高拱《本语》卷六 余读《文帝纪》，即位将一年，乃修代来功，群臣请立太子，下诏欲择诸侯王昆弟及贤有德义者。群臣固请，始许之。又立赵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疆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然后立其三子。为王次第可观，以为有王者举动。及读《齐王传》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始知帝所为，假仁者耳。射钩斩袪之恨，霸者犹能忘之，今乃小嫌黜人大功，岂公义乎！ ————黄淳耀《史记评论·文帝本纪》 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纯厚，故其末复总诸善状，非深著德化，亦古体也。 ————凌氏《史记评林·孝文本纪》董份批语 帝在位二十三年，日食者四，甚至孛星地震旱蝗大水层见叠出。当是时，无主权之下移也，无奸人之在朝也，吾意匈奴强而入寇耳，帝犹引躬自过，所以无过也。 ————凌氏《史记评林·孝文本纪》陈仁子批语 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 赞“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以下，言外可思，益见补《武纪》之谬。 ————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 诏诏皆帝战战恐惧，克已循道，以怀安天下之大政。他书则各入本传。观此，可识本纪、列传记事与言之义法。 ————方苞《史记评语·孝文本纪》 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而或以为年缺不具有残简之失者，误矣。 ————汤谐《史记半解·孝文本纪》 四、思考与讨论： 1、《秦始皇本纪》亦多以诏令、文书来体现史实、寄托史论，试比较二者异同。 2、你怎样看待汉武帝汉文帝废肉刑、简丧礼、行节俭的善政？ 3、文帝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是否如曹丕所说的体现出“大人之量”？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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