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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史记讲读 儒林列传[1758] [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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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讲读: 儒林列传[1758]
题解： 与其说本篇是从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儒学兴衰史，还不如说是儒学“境遇记”。也就是说，本篇记述的重点是，从孔子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怎么样看待儒学、儒学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各传记中的议论放在结尾处的较多，此篇则在一开始就来了一段深沉的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从后文可以看出，“广厉学官”实际上标志着儒学成为官学、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乃至倡导、儒学成为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这是匡古未有的事情。如果把此篇视为儒学兴衰记，此时应该是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而司马迁恰恰在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废书而叹”，这就耐人寻味了。我们自然要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废书而叹”？ 为什么？难道司马迁在感叹：儒学直到此时才“兴盛”，走过了太长的路程，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并非如此。从本文的字里行间，再联系《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兴盛”颇不以为然： 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作为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公孙弘不过是个“曲学以阿世”的典型——在记述完辕固生直抒已见而得罪窦太后、不得不去斗兽、差点儿丢掉老命之后，文中突然写到：“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对公孙弘这番告诫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作为古文大家的司马迁此等笔墨恐怕也不是随意写就，而是微言大意吧。 再参之以《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平准书》，公孙弘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敢直言进谏，常常迎合汉武帝的意思。汉武帝穷奢极欲，他就声称“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汉武帝独断专行，他就“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自已的建议不被武帝采纳，他也从不“庭辩”之。甚至有一次，他与汲黯等商量好要向武帝提意见，可是，一到汉武帝面前他就“倍其约以顺上旨”。当汲黯当场抨击他背信弃义时，他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可汉武帝居然认为他说得对，“益厚遇之”。可见，他对于汉武帝的逢迎是深受汉武帝赏识的，此人高居相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以至于当淮南、衡山造反时，连公孙弘自已都为自已无功被封深为不安，上书乞免，汉武帝都没有答应，称赞了他的“谨行”，使他“竟以丞相终”。而所谓“谨行”，不过就是他善于逢迎上意罢了，总是逢迎上意的公孙弘难道还能够坚守儒学的种种原则、主张吗？司马迁对公孙弘还有这样的断词：“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在此篇《儒林列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别说这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儒者所当为，就是一般人有这样的行径恐怕也会被人骂一声卑劣吧。 再看看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此篇对其他儒者的记述： 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这里，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逐一记人叙事，人物纷繁却秩序井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记述的这些儒者并没有为国为民的政治作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儒学而“起其家”、“至大官”、“显贵”。再联系此篇前面所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我们是不是已经约略明白，司马迁的“废书而叹”是感慨儒学虽然开始为统治者所礼遇，却已被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学呢？此篇还追述了先秦时代、汉代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者们的种种遭遇，我们再联系《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弟子对儒学“天下莫能容”的议论，是否已经可以看出，司马迁确实对儒学的所谓“兴盛”颇不以为然，倒更为称赞儒学未“兴盛”之时的真精神呢？ 正文：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1759]，至于广厉学官之路[1760]，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761]。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1762]，幽厉微而礼乐坏[1763]，诸侯恣行[1764]，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1765]，于是论次《诗》《书》[1766]，修起礼乐[1767]。适齐闻《韶》[1768]，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1769]，《雅》《颂》各得其所[1770]。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1771]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1772]而已矣”。西狩获麟[1773]，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1774]，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1775]，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1776]，小者友教士大夫[1777]，或隐而不见[1778]。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1779]，澹台子羽居楚[1780]，子夏居西河[1781]，子贡终于齐[1782]。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1783]，皆受业于子夏之伦[1784]，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1785]好学。后陵迟[1786]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1787]，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1788]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1789]，焚《诗》《书》，坑术士[1790]，六艺[1791]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1792]，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1793]，旬月以王楚[1794]，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1795]，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1796]，何也？以秦焚其业[1797]，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1798]，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1799]！吾党之小子狂简[1800]，斐然成章[1801]，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1802]，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1803]，讲习大射乡饮之礼[1804]。叔孙通作汉礼仪[1805]，因为太常[1806]，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1807]，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808]。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1809]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1810]，故诸博士具官[1811]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1812]即位，赵绾、王臧[1813]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1814]。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1815]，于齐则辕固生[1816]，于燕则韩太傅[1817]。言《尚书》自济南伏生[1818]。言《礼》自鲁高堂生[1819]。言《易》自菑川田生[1820]。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1821]，于赵自董仲舒[1822]。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1823]，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1824]，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825]。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1826]，乃请曰：“丞相御史言[1827]：制曰[1828]‘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1829]。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1830]。今礼废乐崩，朕甚愍[1831]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1832]劝学，讲议洽闻[1833]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1834]，崇[1835]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1836]’。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1837]：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1838]，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1839]； 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1840]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1841]，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1842]，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1843]。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1844]。太常择民年十八已[1845]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1846]，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1847]，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1848]偕[1849]，诣[1850]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1851]以上，补文学掌故[1852]缺；其高弟[1853]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1854]。即有秀才[1855]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1856]，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1857]，训辞[1858]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1859]，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1860]，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1861]。请选择其秩比[1862]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1863]；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1864]：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1865]，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1866]，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1867]。请著功令。佗[1868]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869]。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1870]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1871]。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1872]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1873]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1874]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1875]以教，无传[1876] (疑)，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1877]，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1878]，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1879]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1880]。及代[1881]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1882]，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1883]，弟子二人乘轺传从[1884]。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1885]，舍鲁邸[1886]，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1887]，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1888]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1889]，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1890]，邹人阙门庆忌[1891]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1892]虽不备[1893]，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1894]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1895]。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1896]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1897]，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1898]，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1899]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1900]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1901]？”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1902]，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1903]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1904]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1905]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1906]，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1907]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1908]，欧阳生教千乘兒宽[1909]。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1910]，及时时间行佣赁[1911]，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1912]，补廷尉史[1913]。是时张汤方乡[1914]学，以为奏谳掾[1915]，以古法议决疑大狱[1916]，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1917]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1918]，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1919]，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1920]，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1921]《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1922]，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1923]。《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1924]，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1925]。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1926]。 襄，其天姿[1927]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1928]。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1929]。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1930]，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1931]元年征，官至中大夫[1932]。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1933]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1934]。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1935]，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1936]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1937]，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1938]，其精如此。进退容止[1939]，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1940]，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1941]，主父偃疾[1942]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1943]。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1944]，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1945]，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1946]。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1947]。”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1948]，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1949]，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1950]。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1951]，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1952]：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1953]。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1954]，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1955]，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1956]，至于命大夫[1957]；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一、文化拓展： （1）《史记》在班固父子看来有这样的罪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是非颇谬于圣人”，也就是说，不以儒学为正统。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后世很多人都因此而对《史记》颇有偏见。 当然，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确实比较崇尚黄老之学。《乐毅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黄老之学的传承谱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此处所说的盖公便是曹参的老师，“萧规曹随”正是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体现，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除此之外，《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中齐太公、管仲等人“因其俗，简其礼”、“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治国之术亦为司马迁所肯定，而这样的治国之术正是“黄老之学”（参看《齐太公世家》之“文化史拓展”）；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汲郑列传》）也甚为司马迁所称道；吕后、文帝的“休息”、“无为”在司马迁看来亦是善政；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还明确提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以此来质疑酷吏政治，这同样也是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徐复观先生就曾指出，“循吏”之“循”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中的“循” [1958] 。 而对于儒林人物，司马迁确实也有不少微词乃至讥讽：在《史记》中，并没有为大儒董仲舒专立一传，只在《儒林列传》中提及董仲舒以治《春秋》名家；叔孙通制礼，不过是使专制君主感叹一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列传》）；公孙弘因儒学而由白衣至三公，任学官时曾向武帝上疏倡导儒学并为武帝所采纳，使得当时儒学大行，可是，这么一个儒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在《史记》中却基本上是一个“希世用事”、“曲学阿世”、“外宽内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的反面角色。司马迁对儒学在当时的盛行也是持一种批判态度：“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后世著名学者方苞对此有着相当精辟的分析：“其意盖曰：自周衰，‘王路废而邪道兴’，孔子以儒术正之，道穷而不悔，其弟子继承，虽陵迟至于战国，儒学即绌焉，而孟子荀卿独遵其业，遭秦灭学，齐鲁诸儒讲诵不绝。汉兴七十余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术，而诸老师尚守遗经。其并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不肯自贬其所学者也。盖诸儒以是为道术所托，勤而守之，故虽困而不悔。而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又书<儒林传>后》） 可是，话又说过来，司马迁对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于“六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其实评价很高：并无侯国、封地的孔子被列入“世家”，而且，孔子摄鲁相事在“迭见法”中多次出现；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司马迁作史时的重要参照——“考信于六艺”[1959]，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还多次提到自已写作《史记》正是效法《春秋》。 以上所述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司马迁是有着深刻理性精神的学者，他心中并没有先验地悬搁任何权威，不仅仅秦皇汉武等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人士不是权威，就是在当时已被定为官学的儒学也不是权威。在他看来，孔子固然值得钦敬，但也没必要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儒者其实也有着“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孔子世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太史公自序》）、“用文乱法”（《老子韩非列传》）、“不知时变”（《叔孙通列传》）、“文多质少”（《万石张叔列传》）、“怀诈饰智”（《汲郑列传》）等缺陷弊病。而且，从《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最为称赞的是先秦儒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人格精神。而这种人格精神在《儒林列传》所记述的汉儒那里则失落了，汉儒们得到显赫地位是因为“曲学阿世”、“阿人主取容”、“希世用事”，儒学在成为官学的同时也沦落为利禄之学。可以看出，司马迁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贬低儒学、指谪儒林，而是对异化、扭曲、堕落了的儒学与儒林人物予以理性化的解剖与批判，重新以“道”与“德”而不是“势”与“力”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司马迁不仅“是非不谬于圣人”，而且还是对圣人学说之真精神的承继与弘扬。 （2）《叔孙通列传》可与本篇中“叔孙通作汉礼仪”相发明；《秦始皇本纪》载博士淳于越议政之言，这可说是李斯倡议焚书坑儒的直接导火索，学习《儒林列传》，可以参看此事。本篇所谓“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的具体情形，可从《田敬仲完世家》中了解到。 （3）本篇中所说的“明堂”即“明政教化之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孟子·梁惠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礼记》云：“天子居明堂”；《淮南子》中也提到明堂，根据高诱对它的“解”，明堂上圆下方，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处所叫做“太庙”，它上面观测吉凶、记录天气情况的地方叫做“灵台”，外面圆圆的地方叫做“宫”。西周初期就建有明堂，后来不断修建，到汉代明堂内已经设有白、青、黄、赤、黑五帝庙，凡是天子朝会、祭祀、庆赏、选拔士人、养老、教学等重大典礼，均在此举行。作为一个建筑物，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史记》中，《孝武本记》多次提到明堂，其他如《天官书》、《封禅书》、《魏其武安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中也都谈到过明堂。 （4）要了解文化史上博士制度的发展，此篇也有重要意义。博士之名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博士这一官职，职能主要是以学术备朝中顾问，或因习礼而掌朝廷礼仪等事务。秦朝相沿，始皇时设博士七十余人，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始置五经博士，此时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博士仅管学术事业，一般不再参议朝政；第二，其他学术被排斥出去，只有儒家的经学被立为学官，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第三，改变博士需要兼通诸经和诸家学术的做法，每经设博士，由专人传习，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为博士，专守其学。后来董仲舒上书称：“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到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应丞相公孙弘之奏请，设立太学。太学的教师即五经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也称太学生。博士弟子来源有三：一由太常选补（即奉常，掌管宗庙礼仪，景帝时改名太常）；二是郡国察贡，三是以“父任”入学。 二、文学链接： 1、 相关文学典故： 仲舒不窥园 且逍遥，还酩酊，仲舒漫不窥园井。 （刘言史《刘萤怨》） 三年曾不窥园树，辛苦萤窗暮。 （葛胜仲《虞美人·酬卫卿弟兄赠》） 伏生 白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梁颢状元及第后谢启》） 申公 友鲁申公，师浮丘伯，尚可教书村学堂。 （刘克庄《沁园春·六和》） 2、 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扬雄《渊骞篇》 韩愈《处州孔子庙碑》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 苏洵《任相》 苏轼《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绝》秦观《石庆论》 归有光 《送计博士序》 方苞《又书<儒林传>后》 三、集评： 子思之后，子高、子顺、子鱼皆守家法，学者祖之。叔孙通本学于子鱼，子鱼始仕始皇。陈馀儒者，与子鱼善。陈胜首事，馀荐子鱼。馀轻韩信以取败亡，鲋死陈下，儒学几绝。独通遗种仅存，卒赖以有力。司马迁、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来，乃为《儒林传》自武帝始。楚汉间辩士说客多妄言，迁、固一切信之，反以陆贾为优于叔孙通。余固深叹汉、隋、唐末之祸，他书尽亡，无以质正，而惟迁、固之信，使学者不复识孔氏本末，然则何止秦火为害也。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七 太史传儒林，不采道德之士及说经者之旨，独疏六艺门户，此其不知学之故。古人云，汉儒传经而经亡，于此亦可概见也。 ————茅坤 《史记钞》卷八五 《儒林列传序》千百年文学废兴，悉备于此，至其叙述《六经》，推崇孔孟，亦复不遗余力。读此而犹谓太史公专尚黄老，岂非眊耶！ ————储欣《史记选》卷六 太史公不知道，颇述六经源流，必以孔子为归，可谓识其大者。汉武申明儒术，乃相公孙弘，而仲舒止于国博，何其悖也。使正谊明道之学，获见于时，儒林之美，将必斐然有闻于世。乃功令虽广，仅补苴章句而已，斯文曾不得与三代之盛也，岂非一时君相之咎哉！秦火过后，得以昌明六艺，则广厉学官之功，不可没耳。 ————王治皡《史记榷参·儒林》 传儒林自是并叙《六经》诸儒，然史公却令有微意，则以贬公孙而尊董子，薄公孙之希世取容，而悲董子之直道见疾也。盖史公之《史记》之外，本于《春秋》之义闻于董子，而董子之遇抑于公孙，故传中用意如此，而其称论董子学行，亦隐然见其奄有诸儒之长，语无泛设也。只有幅唱叹齐鲁之士，是推本圣人遗化，举其多者论之。然董子非齐鲁人，兴起较难而写来却是汉代第一儒宗。则一面唱叹齐鲁，一面更已隐为董子衬起一层身分矣。凡比意思本自朗然，文中向来未经拈出，只是习而不察耳。 ————汤谐《史记半解·儒林列传》 汉承奉禁学，圣道中绝，故因群儒殷勤传述之绪，以大启六经而广谕之，本先王《诗》、《书》、《礼》、《乐》造士之旨，使之兴道，讽谕言语以尽其材，而历世磨钝，论官治吏之典具焉。且其职之也兼行艺，故人无悖行，其用之也通儒吏，故官无废事，此正所称诏书，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者也。史公叹兴复六艺之难，嘉予广历学官之意，乃褒之不暇，而又何讥焉？ ————张九镡《笙雅堂文集》卷三《书史记儒林传后》 汉文仁让，太史公《儒林传·序》称其本好刑名之言，人或疑之。然其行事类多诎情任法，此真刑名之意也。故知刑名者莫知孝文帝，知孝文者，亦莫如太史公。 ————杨于果《史汉笺论》卷五 余读《史记·儒林传》曰，嗟乎！儒术之坏自此始矣。古之养民也，立庠序学校以教之，升之司徒司马以宠荣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姻任丘，进之以智仁圣义中和，范之以礼而和之以乐，使之心知道之实有可乐而非以为荣宠也。其所以荣宠之者，亦为取其所有余，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为之报也。故学者多有廉耻之节，而士大夫无相冒之行。汉兴几百年，历文景之治而后学校立，寝寝乎故一时之盛也，然气所举者治六经之说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选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诱之，为博士弟子，为郎中，为秀才异等，释奠舍、采诵弦、书礼之教，盖无闻焉。而自布衣为天子三公者，乃公孙弘等，而申公、韩生、董仲书皆以抗直黜去，则是风天下之为学者，治章句以为荣宠之资，而争为阿谀之术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颜而为儒林而不知愧也。当周之衰，攻战从横之术行，然孔门弟子游夏之属，各有徒数十人，后百余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尽烧天下之书，杀戮诸儒，然陈涉起而孔甲从，伏生之徒犹守其遗经以至汉，岂非先圣人遗风流俗犹有存者，而无为而为仁者，人之良心未尽泯哉！汉之举贤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教唐宋为盛，其使天下骛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而学校之失也。公孙弘之曲学阿世，诸儒诋之。学校兴而幸进之徒得所资而起，而汉遂无儒矣。太史公叙云，建元、元狩之间，文辞可观，伤儒林之徒，有文辞自此始也。故学校不坏于周之废，而坏之汉之兴，则公孙弘之罪也。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叔孙通制礼，而先王之教亡，其遗害百世，曷可道哉。 ————杨绍文《云在文稿·史记儒林传论》 子长最不满公孙弘，风刺之屡矣。此篇录公孙弘奏疏之著于功令者，则曰：“余读功令，未尝不废书而叹。”于辕固生则曰：“公孙弘侧目视固。”于董仲书则曰：“公孙弘希世用事。”于胡毋生则曰：“公孙弘亦颇受焉。”盖当时以经术致卿相者独弘，子长既薄其学，又丑其行，故褊衷时时一发露也。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使公卿皆如汲黯，则主既不肆为非，使公卿皆如郑庄，则士复不失其所。然二人好黄老，非儒者也，故复传儒林焉。汉至武帝，始黜百家，重儒术，而是时方外攘四夷，内行神仙土木。治《诗》之申培、辕固，以正直归罢，治《春秋》之董仲舒，以廉直不容于朝，出为诸侯相，而兒宽承意从容，乃得为御史大夫，公孙弘世用事，乃得封侯为丞相，是亦叶公好龙矣。自迁创为《儒林传》，而汉后从祀孔庭者，多为《儒林传》中人。迁学术宏深，得力于《春秋》之教，而不获与仲舒并从祀者，盖后人读《史记》，先以是非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等语，横于胸中，未深求其用意也。 ————尚镕《史记辨正》卷十 此篇以公孙弘曲学阿世为主。自公孙弘广厉学官，是后博士习经无通恰者，终汉之士，以博士家为俗儒。刘向、扬雄始振古学，而许贾马郑宗之，然皆不习博士经，是汉之儒风坏于孙弘，验也，太史之识卓也。 ————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自秦燔弃《诗》、《书》，汉兴七十余年，犹未下搜书之令，武帝始兹兹，天下靡然向风，务于文学，虽所得为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而彬彬文雅，要自兹开之，乃史公读广厉学官之功令奚为叹也。方灵皋谓自孔孟以来，群儒相承之统，经战国秦汉殄灭摈弃未绝者，至此皆废弃无余也，是何言也欤！是何言也欤！ ————杨琪光《读史记臆说》卷五 四、思考与讨论： 1、你怎么样看待对《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指责？ 2、在此篇中，司马迁主要记述了哪几种类型的儒林人物？对这些儒林人物分别有着怎么样的评价？ 3、董仲舒是当时大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就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可是司马迁对此并未提及，在此篇中也只是记述了“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言灾异”、“明于《春秋》”以及遭人陷害等事迹。这种写法透露出司马迁怎样的思想感情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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