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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史记讲读 史记概述 [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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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讲读: 史记概述
（上） 《史记》，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一句高度评价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后一句则高度评价了《史记》的文学价值，这是对《史记》相当公允的定位。 自《史记》问世以来，对它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之者惊叹《史记》学识之淹博通贯、文笔之雄深雅健、内容之博大精深、体例之周密详备，以下便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 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 （桓谭《新论》） 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一八《答刘正父书》） 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郑樵《通志·总叙》） 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纵之以虬龙杳幻之怪，騕袅超逸之姿，然于六艺百家之书，无所不读，独能抽其隽而得其解。 （茅坤《刻史记评林序》）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司马迁，圣于文者乎？其叙事则化工之肖物。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余尝论《史记》之文，类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毕出，黄帝张乐，洞庭之鱼龙怒飞，此当直以文章论，而儒家以理学捃束之，史家以体裁义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 （陈继儒《史记定本序》） 《史记》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四）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 （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 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宋人乃以欧阳《五代史》比《史记》。其实何可比也，非徒文章不可比，即事迹亦不可比。 （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 我们必须注意《史记》是在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而对史记进行贬低者主要出于两个角度：一是认为《史记》的思想观念不够正统，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曾经认为《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1]；王允贬《史记》为“谤书”[2]；刘勰曾经说《史记》“爱奇反经之尤”[3]；王通批评《史记》“论繁而志寡”[4]；东坡指斥《史记》论商殃、桑弘羊之功为“大罪二”[5]；王若虚认为《史记》是“发其私愤者”[6]……这些无非是以正统的儒家观念衡量《史记》，认为司马迁在进行历史评判时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又对帝王尤其是秦皇汉武颇有非议之词，因此便是颇具异端色彩的“非圣之书”了。其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恰恰是司马迁的胆识过人之处。一是认为《史记》的体例不够精纯，如班彪曾认为《史记》“进项羽陈涉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精”[7]；后世也颇有一些文人学士认为《史记》将项羽归入本纪，将孔子、陈涉归入世家，将淮南、衡山归入列传有乖体例。推究起来，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囿于“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8]的成见，仅仅以人物之身份作为归结史书体例的标准。“伟大也需要人懂”，他们未能深察司马迁之用心，所以对《史记》的体例作了不公允的评价。实际上，司马迁在为《史记》创立体例时颇重视“综核名实”，主要是以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作为归入本纪、世家还是列传的标准。例如，从十表来看，唯一的一个月表是《秦楚之际月表》。何以如此？只因在太史公的心目中，由秦亡到汉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转折，而在这转折中，决定天下大势的主体在楚而不在汉，故称为秦楚之际而不称为秦汉之际。不用说，在这大转折时期，“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轨，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按其历史地位、历史影响将他归入“本纪”不正好能够勾勒出历史发展之大势吗？司马迁又不为孝惠帝立本纪而为吕太后立本纪，这也是因为孝惠帝名分上是天子可是政不由己，吕太后虽名分上为“高祖微时妃也”却“女主称制”，且有“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历史作用。基于此，司马迁的体例安排一方面能够显吕氏之篡夺，一方面能够明历史之真实，倒是班固为惠帝立了本纪之外再写一篇《高后纪》反而显得胶柱鼓瑟了。 不论对《史记》是褒是贬，古人对《史记》的史学成就都甚为称许，就连对《史记》颇持苛论的班氏父子也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材”，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9]《史记》的史学成就除了古代史家甚为看重的实录精神之外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0]，对中国自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作了一次贯穿古今、推究天人的系统整理。 （二）史识超卓，将个人感情渗入史书之中却又能秉持公心，博极群书却又能“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明确宣称自己写作史书是为了寄托孤愤：“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11]，可是寄托孤愤并非是发泄私愤。“子长于《封禅》、《平准》等书，《匈奴》、《大宛》等传，直笔无隐”[12]，将批判的予头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然而，他不以人废言，而是“恶而知其美”，在许多篇章中也颂扬了武帝的雄才大略；酷吏是司马迁所愤恨的，他本人也身受其害，可是，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郅都的“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张汤的“扬人之善蔽人之过”，赵禹的“据法守正” 等均予以公允的评价；魏公子信陵君是司马迁大力褒扬的一个人物，“六国中公卿将相，惟信陵真能下士，从谏若流，故独能抑秦。救赵正所以抑秦，而非其始能救赵，则后亦不能抑秦也。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13]，可是，司马迁同样也对信陵君的“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秉笔直书，不用说这又是“爱而知其丑”了。 司马迁博学多才，其写作《史记》时明确指出所征引的书目便有《五帝德》、《帝系姓》、《尚书》、《春秋》、《春秋历谱谍》、《铎氏微》、《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后世学者还考索出《史记》史料来源有许多，可是，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却并没有食古不化，而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精当的评判，这些评判既不代表官方，也不假借圣人的名义，而是以独立思考的精神体现着太史公的学识与境界，是地地道道的“一家之言”。《史记》本名《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这在一定程度上颇能体现出《史记》“一家之言”的性质。对这一性质，我们学习《史记》具体篇目时将能深刻体会到。 （三）有创例之功，把古代记言与记事两种体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编年体史籍经典《春秋》之后别立一格，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并使这种体例成为中国正史的标准体例，衣被史界至二千年。 《史记》纪传体的体例博大精深：十二本纪是纲领，勾画出历史沿革之大势；三十世家如环绕着车轴的辐条（司马迁引用《老子》中的话说“三十辐共一毂”），七十列传又以人物的生平事迹补充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本纪、世家、列传主要是以人物为中心，十表则是以时间为中心，二者纵横交织、互补相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八书则又以“典章经制”为线索，提供了经济（《平准书》）、文化（《礼书》、《乐书》、《历书》、《封禅书》）、军事（《律书》）、水利（《河渠书》）、天文（《天官书》）等方面的史料。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有着“原始察终”的史学观念与方法论，例如《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中云：“咸表终始”，《天官书》中云：“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强调要“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这样的史学意识使得司马迁在把历史文字化时很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与发展脉络，在精神实质上又颇具纪事本末体的特征。 刘知几曾指责《史记》的体例有这样的弊病：“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这其实是没有看到《史记》的一种史法——“互见法”。“互见法”是由苏洵提出的[14]，虽然刘知几所言《史记》“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是很典型的“互见法”，但是并不能说“前后屡出”便有“断续相离”之弊，因为《史记》的“互见法”并不是事件简单的重复，而是对于史实详略的剪裁。例如，有助于刻画项羽性格、表现项羽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的史实在《项羽本纪》中不妨浓笔重彩，与之关系不大者则不妨放在别的篇章如《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之中记述，这样才是好钢用在了刃上。如果与项羽稍有牵涉的历史事件都铺陈在一起，那反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缺少中心、缺少重点、头绪不清、层次混乱，才真的有弊了。 司马迁的互见法在很多时候使用得相当高明。以《孝文本纪》为例，孝文帝是司马迁很赞赏的一位皇帝，篇末专门安排了景帝的一篇诏书与群臣的一封奏章，以“他山之石”来“攻玉”，高度评价了孝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论赞部分的“太史公曰”又把孝文帝许为“仁者”。这样一位传主，司马迁主要表现的是其“仁厚”、“宽缓”的性格，可是当我们读《孝文本纪》开头时，血腥气简直要扑面而来——“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原来这位仁德之君能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在一场剑拨弩张、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之后。后人称赏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有一样人便用一样笔墨”，而此时如果详尽描述那场剑拔弩张、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这样的笔墨与孝文帝“仁厚”、“宽缓”的形象便不甚谐和了。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在我们稍微感到一点血腥气的时候，司马迁举重若轻地吹了一口气，把那点血腥气吹到了《吕太后本纪》中，因为此时他轻轻地道了一句：“事在吕后语中”。可以看出，这里的“互见法”在“一样人便用一样笔墨”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除“互见法”外，《史记》中还有一种“迭见法”。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互见法”中的事件是详与略的关系，而“迭见法”中的事件则是重复的关系。读《周本纪》与《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燕世家》等诸侯世家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事件如“齐桓公始霸”、“孔子摄鲁相事”等反复出现，这便是迭见法。当然，这里的重复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意味的重复”，凭着这样“有意味的重复”，《史记》勾勒出特定时期关乎天下的重大事件，勾勒出历史发展之大势。就是通过多种史法的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第一部正史起到了很好的范例作用，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有着彪炳千古的历史影响。 （四）表现出深刻的史学精神。被称为西方史家之父的希罗多得曾说其写作《西波战史》的功用是“关于许多人物勋业的记忆，由此书而防止其归于泯没。希腊人及异邦人伟大而可惊异的行为，由此书而不致失其光荣的报偿。以此希望而公布此书”，表现出通过历史纪录以求不朽的史学精神。此种史学精神在司马迁那里表现得也很明显，如在《报任少卿书》中，他明确指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指出自己写作《史记》的动机是“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在《全汉文》收录的他另一篇文章《与挚伯陵书》中，他又强调了儒家“三不朽”观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些都表现出通过著书立说以求不朽的意识。不过，司马迁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继承发扬《春秋》的史学精神，融之于家学修养与自己的人格学识，表现出相当深刻的史学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并不讳言《春秋》对自己的影响：“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把承继《春秋》精神视为自己当仁不让的一项使命。司马迁认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是“礼义之大宗”……他的《史记》也至少表现出不以“天子”、“诸侯”、“大夫”等政治权威为主体的历史批判精神，以及以“是非善恶”、“王道”、“礼义”为标准的历史理性精神。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家庭，有着源远流长的家学修养——“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的《论六家要旨》是对先秦诸子百家进行评说的一篇专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完整地保存了这篇文章：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篇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司马迁所接受教育的基础。前人在为司马迁所受“先黄老而后六经”之指责进行辩护时有这样一种观点：“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是司马谈，这笔帐不应算在司马迁头上。如黄淳耀《史记评论》中云：“世多谓太史公序《六家要旨》，进道德而绌儒术。余按此非迁意，乃述其父谈之言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中云：“至于‘先黄老而后六经’，自是史谈所论，谈当文景之后，当黄老者，随时也。至迁则不然矣。老子与韩非同传，仲尼为世家，《自序》言‘礼以节人’云云，止言六经，不及黄老，父子自不同。”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司马迁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乃父的文章，按照古人的孝道，这本身就是对乃父观点的认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儒家“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这本是推崇儒学的篇章中也批评儒学“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连行文都与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几乎相同；司马谈在六家中评价最高的是黄老之学，在《史记》中，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种种为政措施也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儒学已是官学，可是，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追随时尚，也没有屈从权威,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家学教育有关系。司马迁写作《史记》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承乃父之遗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5] 要了解司马迁的生平，有三篇重要文献是必读的，一篇是司马迁自己的《太史公自序》，一篇是他的《报任少卿书》，一篇是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后一篇其实是对前两篇的摘抄、补充与评论。由这三篇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他曾向孔安国问学，又曾从董仲舒习《春秋》，后来他又子受父业作了太史令，“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为他写作史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二十岁起，他又游历天下，在会稽、禹穴、九疑等地考察舜、禹的史迹，在沅湘探究屈原的传说，在齐鲁观孔子之遗风，在鄱薛梁楚考楚汉战争之旧址，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这些都是使《史记》成为皇皇巨著的重要因素。 司马迁还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时代。“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初即位时，正是国力鼎盛时期：“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16]而武帝后期统治时则是：“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按：宣帝时）未复。亡德泽于民”[17]；“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18]；“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19]…… 由盛而衰的巨大转变冲击着司马迁敏锐的史心，何况，遭逢国变之际他又猝遇李陵之祸。无庸讳言，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刺激很大，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既没有意志消沉，也没有迁怒于人，那巨大的刺激反而唤起他“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 “究天人之际”的“天人”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天人”不同。董氏援阴阳学入儒学，认为人间种种行为可与“天”显示的种种灾祥相应：人的行为是正确的，天便降祥瑞；人的行为是错误的，天便降祸殃。总之，“天”是有意志的，这有意志之“天”能够对人进行公正的奖惩。而在司马迁那里，“天”是无意志的。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有这样的质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笃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样的质疑其实是对赏善罚恶的有意志之天的否定，是看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其他地方，司马迁还多次表现出这样的质疑，如“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20]、“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21]等。 一方面，《史记》注意到历史偶然性，另一方面，《史记》也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究天人之际”。注意到历史偶然性就不会像许多史官那样为某些帝王幸运地得到天下而附会为种种神化的传说，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则使《史记》很注重人之行为与成败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出理性主义的史学精神。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指出：“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蒙恬列传》中，司马迁又指出：“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这些都是“究天人之际”的很好例子。 《史记》“究天人之际”又是建立在“通古今之变”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沉潜于历史深处，在“古今如何变”以及“古今何以变”的考究中达到“通”的目的，以此辨析出何者是历史偶然性、何者是人所发挥的主体作用，从而总结出历史经验与教训。综观《史记》，司马迁在描述“古今何以变”时主要突出了四大变局：一为上古帝王（详见《五帝本纪》）与“三代”（详见《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所代表的“德治”、“王道”政治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为国人所逐而渐渐式微，开始转入由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为政治主体的“霸道”政治时期，一为秦以武力统一六国的暴政时期，一为刘邦由布衣至天子的楚汉战争时期，一为汉王朝统治时期。不仅勾画出历史发展之大变局，司马迁还很重视探究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如在《报任少卿书》中强调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在《自序》里表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并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些原则在《史记》的具体写作中得到了贯彻实行，如《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六国年表序》：“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等等。 （五）史学内容相当丰富，史学体系详备严密。后来之正史尚有“详于帝皇而略于民间”、“乃帝王将相之家谱与功德簿耳”等弊病，《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不仅重视军国大事之记载，而且还叙述社会中种种现象：在典章制度方面有“八书”，涉及天文、历法、礼乐、军事、政法、财经、漕运水利在等诸多方面；在人，举凡有一技之长可采者，均为之作传（如记医生的《扁鹊仓公列传》、记术士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记商人的《货殖列传》、记俳优的《滑稽列传》等）；不仅详述汉民族之兴衰，而且还突破“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偏见，为朝鲜、匈奴、大宛、东越、南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立传；不仅注重政治史、军事史，而且还很注重经济史（主要见于《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文化史（如《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 （六）史学态度非常严谨。司马迁有得天独厚的家学教育，有渊博的学识，有实地考察的实践，身为太史令又可拥有大量的史料来源，可是，他在处理史料时仍非常严谨。众所周知，《史记》之记载始于黄帝，可是，他却不说“卒述黄帝以来”，而说“卒述陶唐以来”，为什么呢？因为黄帝所距时代较远，其事迹有不少传说的内容，仅能说是传说史，而“《尚书》独载尧以来”[22]，已有文献可征，与传说史相比自然是较可信了。司马迁对二者的可信程度作了清楚的区别，述黄帝之事迹时将《五帝德》、《帝系姓》与《左传》、《国语》相参证，另外又比勘缀辑了《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庄子》、《礼记·檀弓》及《郊特牲》、《战国策》等典籍中的史料，还剔除了“百家言黄帝”时的“不雅驯之言”，其史学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此外，《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书其明，疑者厥之”；《楚世家》中说：“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信则传信，疑则存疑，这些都能表现出司马迁严谨的史学态度。 (下) 司马迁写作《史记》不仅有着史学方面的种种追求，在文学尚未自觉的西汉时期，他还有着“重文”的倾向。如果问同学们，在《史记》中写得最长的一篇传记是什么，大家恐怕不会想到，在《史记》中写得最长的一篇传记并不是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而是《司马相如列传》。这一传记之所以如此之长，一方面是司马迁把浓笔重彩集中于一介文人，把与“天下存亡”无甚干系的文人的浪漫爱情以及“口吃”、“病渴”、“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等生活琐事津津乐道于正史之中。其中还渲染了地方官员对这个文人的礼敬：“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另外一方面，此文收录了司马相如的大量文章如《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谏猎疏》、《哀二世赋》、《难蜀父老》、《大人赋》、《封禅书》等，以至于后人有这样的说法：“太史公序次相如，特爱其文赋而已”[23]，“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以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24]，这些都是看到了司马迁在写史时的“重文”倾向。而且，有时候，司马迁还有着“因文而立传”的情形。以《邹阳列传》为例，此传叙邹阳之事迹相当简单，不过是说邹阳游于梁孝王门下，为人所妒，这些人进谗言于梁孝王，孝王怒而将邹阳收监，邹阳于狱中上书，感动了孝王，孝王待其为上客。全文共1700余字，邹阳狱中所上书就有1600字左右，占全文的94%。很明显，与其说司马迁是在为邹阳立传，不如说是因为他觉得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是绝妙好辞，如此文章若不能流传后世颇为可惜，所以他立有邹阳一传来在史书中保存这篇文章，此种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因文而立传”。无论是浓笔重彩地入文人于正史，还是“因文而立传”，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文学尚未自觉的西汉，文人自认是“主上所蓄弄”、被“俳优视之”，文学被看作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司马迁却已经有着“重文”的倾向，他写作《史记》不仅有着史学方面的追求，而且，还把文学手法运用于史著之中，使其作品有着很强的文学性与很高的文学价值。 这一点其实在距他年代不算久远的班固那里就已经被注意到了，班固在《汉书》当中一方面称许司马迁为“良史”，另一方面又说武帝时“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25]，把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并列，承认并高度赞扬了司马迁的文学才能。唐宋以降，《史记》更是被古文家们奉为文章的楷模。尤其是在明代，从文学角度对《史记》进行评点者比比皆是：前后七子标举“文必秦汉”时常常举《史记》为例，把《史记》视为秦汉之“文”（而不是史书）的代表，其中王世贞还在《艺苑卮言》卷三中把《史记》称为“圣于文者”；“唐宋派”归有光对《史记》的五色圈点是从文学角度点评史书的名作，“唐宋派”另外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唐顺之、茅坤亦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史记钞》，也是以“文”本位对史书进行点评。这时还出现了《史记》的许多“评林”本，如凌稚隆之《史记评林》，焦竑选辑、李廷机注、李光缙汇评的《史记萃宝评林》，陈仁锡的《史记评林》，朱东观的《史记集评》等。这些“评林”本荟萃了不同时代对《史记》的点评，其中有很多明人点评，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明人多从文学角度对《史记》加以评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们大谈“义法”、“文法”、“笔法”时还是离不开《史记》，《史记》又成了桐城派的古文范本。 不仅仅在古文领域，《史记》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之作还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代学者赵翼云：“古书凡纪事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 综观二十四史，《史记》“五体”（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名目颇有变更或未必全部具有，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新五代史》改“书”为“考”，《晋书》新增“载记”，《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表”、“志”、“世家”……尽管有着这些变迁，“专记一人为一传”的纪传体体例则是为二十四史无一例外所沿袭的。不仅仅在史学界，在小说的领域，唐传奇融“史笔”、“诗才”、“议论”为一体，其“史笔”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专记一人为一传”的摹仿与借鉴。 唐代单篇传奇文以“传”名篇者很多，有《补江总白猿传》、《柳氏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冯燕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上清传》、《杨倡传》、《莺莺传》等。唐人小说集中的作品原来并无标题，可是，体例上基本上也都是“专记一人为一传”。 纪传体体例对明清小说亦影响甚大：小说作者常常把自已的作品视为人物之传（或单传或列传，视具体情形而定。一般而言，长、中篇小说多列传，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以一人之传作为结构全篇的主要方式），如《水浒传》的原名为《江湖豪客传》[26]，《儒林外史》是为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立传，其中为了寄托自已“礼乐兵农”的政治理想还为萧云仙立了传，为表明“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而为沉琼枝、鲍文卿、市井四大奇人立传。正是因为吴敬梓把自已的作品视为人物之列传，他才常常以“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27]的方式结构全篇，以致于有“虽云长篇，颇类短制”之讥，这种情形在明清小说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又如《平山冷燕》的结尾处写道：“至今京城中俱盛传平、山、冷、燕为四才子。闲窗阅史，不胜忻慕，而为之立传云”，这种以人物之传作为小说题目的情形在明清长、中篇小说中甚为普遍，如《金瓶梅》、《三妙传》、《痴婆子传》、《玉娇梨》、《好逑传》、《女才子书》、《古今烈女传演义》、《英云梦传》、《女仙外史》、《飞龙全传》、《雪月梅》、《儿女英雄传》等。 纪传体体例对明清小说的评点亦颇有影响。兹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列传始自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覆而详，语俚而显……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帐簿也。 （陈继儒《叙列国传》） 稗官固效古氏史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夫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 （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三回总评） 一百八人，人各一传。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 有一人一传者，有一人附见数传者，有数人并见一传者，映带有情，转折不测，深得太史公笔法。 （樵余《水浒后传》论略） 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 （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一回总评）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为云长立传。 （毛宗岗《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总评） 人但知《三国演义》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 《史记》的人物传记还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开头简述人物的姓氏、家族、乡里或者外貌、性格等。如“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高祖本纪》）“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留侯世家》）“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乐毅列传》）“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张丞相列传》）…… 而许多唐传奇的开头皆采取了此种格式，此处只略举几例：“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莺莺传》）“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谢小娥传》）“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冥音录》）“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东阳夜怪录》）……有人曾统计，汪辟疆所编《唐人小说》中的七十五篇小说中，“有三十六篇是用典型的纪传体方式起头的。其余各篇虽不如上述例子典型，但仍然是一开始便交待时间、地点、人物，与纪传体开篇精神基本吻合”[28]。在明清小说中，人物出场之际对人物进行介绍时也常常采取此种格式。 作为史书，《史记》述人物事迹既要记人之生，又要载人之死，如此方是历史人物的完整传记。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小说完全可截取人物某一段时期的经历，不必对他们的一生作出有头有尾的交待。可是，唐传奇在描述人物的主要事迹之后总要有个尾巴，一定要从人物之生写到人物之死，否则就是以“莫知所之”、“不知所适”、“遂亡其所在”、“后世人莫有遇者”等句式交待人物之结局。明清小说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甚至某些人物的结局若未被明确交待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缺漏，如金圣叹就批评《水浒传》没有写王进下落如何，没有写栾廷玉如何死是作品中的白玉微瑕。造成这些情形的原因不用说还是由于史记的传记格式对中国古代的小说有着深远影响。 《史记》人物传记后一般都有以“太史公曰”形式出现的论赞，这些论赞或褒贬人物，或表明作传缘起，或进行考证，这样的格式也影响到了唐传奇，至于《聊斋志异》篇末的“异史氏曰”那就更加明显了。 《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和事迹还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取材的对象，而且，因为《史记》塑造人物、描绘事件的典型性，人们在谈到某一类型的人物或事件时常常以《史记》中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指代。如说到仗义疏财、结纳人才之士不妨称之为“赛孟尝”，说到骁勇骠悍之人不妨称之为“小霸王”，说到知己不妨称之为“管鲍之交”，说到暗藏杀机的聚会不妨称之为“鸿门宴”，说到别有用心不妨称之为“项庄舞剑”，说到命薄时蹇常常会提起李广，谈到豪富之人往往以邓通指代。 《史记》的人物事迹还形成了众多典故，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会用到。《史记》中的典故如此众多，简直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以至于我们随便用一些方式编排这些典故居然都能串起来。下面就用“东西南北中”与“一二三四五”把《史记》中的一些典故给串起来。 先看一看“东”： 李斯未相秦，且逐东门兔。 （李白《送溧阳宋少府陟》） 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 （杜甫《喜晴》） 东门有闲地，谁种邵平瓜。 注（许浑《下第寓居崇圣寺有感》） 知道东门黄犬，不似西山白鹭，风月了平生。 （葛长庚《水调歌头·草涨一湖绿》） 谁叹东门猎倦，谁笑南阳舞罢，万事五更钟。 （刘辰翁《水调歌头·百千孙孙子》） “东门”的典故出于《史记》的主要有二：一见于《李斯列传》：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贪图富贵，与赵高勾结谋害了公子扶苏而立二世胡亥，最后又为赵高陷害。临刑前，李斯有一番悲叹。后常常用“东门”之悲、“上蔡”之悲、“东门黄犬”、“上蔡黄犬”、“东门狡兔”、“上蔡狡兔”等表示对仕途险恶、富贵无常的感叹。 一见于《萧相国世家》：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 召平秦时为侯而后来潦倒，以卖瓜为生，后世常常以“东门瓜”为典慨叹世事沧桑。如： 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王维《老将行》） 别后能相忆，东陵有故侯。 （骆宾王《秋日送别》） 欲知东陵味，青门五色瓜。 （李峤《瓜》） “东门瓜”有时还可指代归隐，如“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误了邵平瓜圃”（晁补之《摸鱼儿·买陂塘》）、“有邵平瓜圃，渊明菊径，谁肯徘徊”（吴泳《八声甘州·每逢人》）、“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周邦彦《西平乐·稚柳苏晴》）、“何如种瓜秫，带一锄，归去隐东陵”（张炎《木兰花慢·江南无贺老》）、“举手钓鳌客，削迹种瓜侯”（张元干《水调歌头·举手钓鳌客》）等。 再看一看“东郭履”： 自笑东郭履，侧惭狐白温。 （李白《赠宣城赵太守悦》） 雪中东郭履，堂上老莱衣。 （李商隐《崔处士》） 步绕周遭，疑便是，踏雪当年东郭。 （杨无咎《念奴娇·单于吹罢》） 疏散履穿东郭，流离马没蓝关。 （陈德武《西江月·疏散履穿东郭》） 这里所说的“东郭履”是指什么呢？读了《史记·滑稽列传》中这个典故的出处你就会明白了：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愿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緺，出宫门，行谢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于都门外。荣华道路，立名当世。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 原来，东郭先生是一位“衣褐怀宝者”，也就是出身贫贱却很有才能的人。他潦倒时曾着无底鞋在雪地中行走，为路人所笑。后世文人便以“东郭履”为典指代贫困。 《史记》中与“西”有关的典故可举出“西山”，如李白有诗句云：“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少年子》）、陈子昂有诗句云：“西山伤遗老，东陵有故侯”（《感遇诗》）、储光羲有诗句云：“焚香东海君，侍坐西山童”（《刘先生闲居》），都用西山来指代隐居，其出处在《史记》中的《伯夷列传》： 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而饿死，死前所作歌把首阳山称为“西山”，李白、陈子昂、储光羲所言“西山”均非泛指，均是用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之典。 如果你读到“南极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谁勒铭”（杜甫《覃山人隐居》）、“老人在南极，地远光不发。见则寿圣明，原照高高厥”（元稹《遗兴》）等提到南极老人星的句子，你可不要以为这些句子一定是在祝福长寿。《史记》之《天官书》中有这样一段：“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南极老人星不仅仅是寿星，更是预兆国运之星，所以后世常常以此典来指代天下太平、国家兴盛。如：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 （柳永《醉蓬莱·渐亭皋叶下》） 昔在仁皇当极治，南极星宫，曾降嘉瑞。 （杨无咎《蝶恋花·昔在仁皇当极治》） 南极老人呈瑞处，丙丁躔次光相烛。 （姜特立《满江红·小小华堂》） 春事恰平分，南极老人星瑞。 （刘仙伦《好事近·春事恰平分》） 遥瞻南极，瑞彩照盘坡。 （彭止《满庭芳·月闰清秋》） 《史记》之《殷本纪》中有这样一段：“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妲已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其中，“靡靡之音”已成为成语而为人们熟知，“北里”在后世也成了典故，可用来指代荒淫生活，亦可用来指乐曲，如“北里当绝听，祸莫大于淫”（元稹《桐花》）、“似出听，新声北里”（葛胜仲（《蓦声溪·春风野外》）等。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此后，中行说果然数次不利于汉朝。后来，“中行”一词也就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如“少年有意伏中行”（李好古《江城子·平沙浅草接天长》）、“谁人缚可汗，谁人笞中行”（雷发《乌乌歌》）等。 有些典故大家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可是却未必能知道其确切出处。例如，大家常常说“一诺千金”，可是大家知道它出于《史记》吗？典见《史记》之《季布栾布列传》：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顺便说一下，此段中出现的曹丘生在后世也成为典故，用来指举荐者。如“曹丘生莫游扬”（刘克庄《沁园春·历事三朝》）、“故人人作曹丘之誉”（《平山冷燕》第十二回）等。 “二顷田”的典故大家比较陌生，大家不妨看看这么几句： 张仪所以只掉三寸舌，苏秦所以不垦二顷田。 （李白《笑歌行》） 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 （韦应物《寓居永定精舍》） 二顷季子田，岁晏常自足。 （权德舆《数名诗》） 二顷良田无处觅，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苏轼《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 但有竹屋三间，良田二顷，便可休官，日对漏壶永。 （吴泳《祝英台近·小池塘》） 这里的“二顷田”亦非泛指，而是《史记·苏秦列传》中的一个典故： 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 苏秦说自已有二顷负郭田说不定就会安居下来、不求闻达，后世用这个典故主要是指代隐居。 下面再来看一下“三走”这一典故，李贺有诗句云“我闻古人壮心骨，古人三走无摧捽”（《送沈亚之歌》），这里的“三走”乃失败、受挫之意，典见《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黄庭坚有诗句云：“持家徒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寄黄几复》），此处以“四立壁”指代生活贫困，典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五星聚”的典故：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 （王珪《咏汉高祖》） 已开千里国，还聚五星文。 （李峤《井》） 五星夜聚，汉兴秦亡。白马素车，降于道傍。 （王昌龄《轵道赋》） 犹记五星丁卯聚，更迟几岁甲申连。 （刘辰翁《双调望江南·盘之所》） 更细算何时，五星同会，天下太平未。 （伍梅城《摸鱼儿·极知君》） 作为典故，“五星聚”可指国运兴盛，因为《史记·天官书》中说：“汉兴，五星聚于东井”。 《史记》有着“重文”的倾向，又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着深远影响，可以说，它既是一部史学名著，而且又是一部文学名著。那么，《史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司马迁《史记》纪传的体例强调以人为中心，在《报任少卿书》中又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写作宗旨，这就暗合“文学即人学”的命题。《史记》关注人物个性，营造出众多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有商纣王、周文王、姜子牙、周公、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齐桓公、晋文公、管仲、晏婴、孙武、吴起、廉颇、蔺相如、荆轲、高渐离、专诸、要离、聂政、秦始皇、吕不韦、赵高、李斯、项羽、刘邦、张良、萧何、韩信、樊哙、陈平、周勃、李广、张汤等。司马迁不是简单地记录、评判历史人物，而是以种种文学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以《项羽本纪》为例，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便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司马迁像一个高明的画家，为项羽在历史中留下了一幅难以磨灭的画像。司马迁是如何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的呢？其文学手法是多样的，因篇幅关系，这里只给大家介绍古文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技法——“颊上三毫”法。何谓“颊上三毫”？这就要谈到《世说新语》中的一个小故事：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 为什么顾恺之画裴楷时添上了本来并不存在的“三毫”，反而更好地画出了裴楷的相貌呢？按宋代古文家魏了翁的说法，“人之精神气质往往聚于一端”，但是，这“一端”并不是很容易就被人发现的，一个艺术家凭自已的眼光发现了这“一端”，他不妨就在这“一端”加上点标志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三毫”就起到了提起大家注意的作用。项羽的“霸气”可以说是他精神气质之“一端”，司马迁提醒读者对此加以注意的“颊上三毫”则可以说是对项羽之“怒”的描写。司马迁对项羽之“怒”的描写有泛写，又有特写，有明写，又有暗写。泛写时既注意表现项羽之“怒”的强度（如“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一府中皆惧伏，莫敢起”、“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等），又从密度方面表现项羽之“怒”（田荣反，项羽怒；除余、赵王歇反，项羽怒；刘邦反，项羽怒；彭越反，项羽怒；刘邦纠集诸侯之兵伐楚，项羽怒；黥布反，项羽怒……），如此频繁出现的“怒”字增强了行文的气势。特写时，司马迁抓住项羽“重瞳”的特点进行特写，如广武之战与垓下突围：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遇山东，分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需要指出的是，在写人的时候，司马迁不仅能够表现人物的外部特征，而且还很好地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这在史书中是不多见的。以《曹相国世家》为例，其中写到刘邦的三次“大喜”：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司马迁并没有采用心理独白的方式（史书中也不允许这样的方式），只是写了刘邦的三次“大喜”就表现出很微妙的内心活动——刘邦的猜忌、多疑、虚伪；萧何的小心、勤谨、明哲保身。内心活动的微妙甚至到了这种地步：萧何甚至还不得不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适当的坏事，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 其次，《史记》将曲折生动的情节与琐碎却又有味的细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扬雄曾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又有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还有天马行空的刺客与游侠，司马迁描述起来都是绘声绘色，生动传神，有很强的传奇性，例如《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晋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范睢列传》、《田单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孙子吴起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还把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写入史书当中，这些细节其实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性格，甚至预示出人物以后的命运。例如《李斯列传》与《酷吏列传》当中的张汤传都写到了老鼠，写张良写他为人穿鞋的细节，写刘邦时多次提到他洗脚的细节…… 另外，司马迁在《史记》中注入真挚浓郁的情感，或渲染出强烈的悲剧氛围，或感慨世态炎凉，或“废书而叹”，或拍案而起，或对人物寄予深切同情……引人思考社会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误甚至人生、命运、人道这样的大命题。“文以情动人”，司马迁的此种写作态度使本来是史书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还有，《史记》的章法、句法乃至用词都颇有独到之处，成为后世学习写作古文的典范。无论是唐宋八大家，还是明代的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清代的桐城派，都从文学的角度对司马迁作出高度评价。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文学家，他还是一位颇为深刻的思想者。《史记》所表现出的富于启发意义的诸多思想不在《概述》部分一一列举了，将贯穿在以后对具体篇章的分析与专题论述之中。 教材体例： 以中华书局三家注本《史记》为底本，精选其中十二个篇章加以详注，帮助同学进行原典阅读。“题解”部分概括介绍这十二个篇章的主要内容，篇章后有“文化拓展”、“文学链接”、“集评”、“思考与讨论”四个部分，将《史记》的多个篇章对照综合、融会贯通，并联系其他著作、言论等概括出一定的专题，把读原典与系统化、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其中，“表序”、《平准书》因体例较为特殊，只安排了“题解”与“集评”。另外，《儒林列传》、《匈奴列传》的文化史意义较为重要，所以此二篇的“文学链接”在本教材中只设“相关文学典故”、“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两项，不再设“文学分析”。本教材的“文学分析”不作泛泛而谈、大而化之的人物形象分析、情节分析、语言分析，而是参考前人的文学评点切实点出各篇章在文学上的特异之处，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图以点带面，引导同学们举一反三。 推荐参考文献：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1947。 黄福銮编《史记索引》（《二十四史索引》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远东学术研究所，1963。 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77。 张枕石、吴树平编《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史记部分】》，中华书局，1980。 吴树平编《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2。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4。 段书安编《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2。 杨燕起俞樟华编《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史记研究史略》，张新科、俞樟华，三秦出版社，1990。 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三秦出版社，1988。 《史记全本新注》，张大可，三秦出版社，1990。 《史记评林》，[明]凌稚隆辑校、〔明〕李光缙增补、[日]有井范平补标，台北：地球出版社(影印本)，1981。 张大可编《史记论赞辑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韩兆琦编注《史记选注汇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陈维新、于大成编《史记论文集》，台北：西南出版社，1978。 黄沛荣编《史记论文选集》，台北：长安出版社，1982。 张高评编《史记研究粹编》，台北：复文出版社，1985。 《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6。 《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李长之，台北：汉京出版社，1983。 张维岳编《司马迁与史记新探》，台北：崧高出版社，1985。 《司马迁评传》，张大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史记评介》，徐文珊，台北：维新出版社，1973。 《太史公书知意》，刘咸炘，台北：鼎文出版社，1981。 《太史公书义法》，孙德谦，台北：中华出版社，1985。 《史记通论》，韩兆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史记地理考》，钱穆，台北：三民出版社，1968。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陈桐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史记的学术成就》，杨燕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水泽利忠主编《史记正义的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5。 《史记“十二本纪”疑诂》，张家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史记文献学丛稿》，赵生群 ，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史记艺术美研究》，宋嗣廉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郭双成，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李少雍，重庆出版社，1987。 《史记美学论》，何世华，台北：水牛出版社，1992。 《史记与中国文学》，张新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史记文学成就论说》可永雪编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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