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人走茶凉，在许多人眼里，这分明是劫，是冷得彻骨的心情。每当人走茶凉四个字从脑海中掠过去，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他生命的弧线因为早逝，比雁飞得还低，他的思想却比鹰飞得还要高。
看一看日历，今儿恰是农历的正月二十，也是他的祭日。这么深的夜里，这么寒冷的北方二月，想一想自己要为一个已经离世七年的男人写点儿文字，我的心灵深处非但没有悲哀，相反，却燃起一缕缕的温暖。
1989年，我在一家矿业学院读外贸英语，教室就在这所大学的图书馆三楼。教室的下面，也就是直上直下的二楼，开了一家书屋，名字叫黑白寮。第一次走过书屋时，我就被它的名字吸引住了。心想，这书屋的主人是何许人也，怎么会为书屋取这么怪怪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卖书的人是个诗人，因为家境不好，才在书屋给人打工的。
他每天一边卖书，一边写诗。他对诗歌极其钟一爱一，一支笔，一叠稿纸，天天摆在案子上，随时供他使用。那个年代，写诗的人特别受人尊敬，愿意写诗的人也比现在多，因为他的诗写的好，追逐他，崇拜他的人自然也多。小小的黑白寮书屋，因为他的存在，变成了校园里最有凝聚力的地方。尤其令人折服的是，和他交往过的人，几乎没有不一爱一戴他的，这并非是他有笼络人的手腕儿，他身上自然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用北方人的土话讲，就是不知道身上啥地方长了一块一爱一人肉儿，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特别招人喜欢。他相貌并不出众，甚至还有些丑陋，单薄的身材比女人还要弱不禁风。因为贫穷，他买不起新衣，经常穿着别人送他的旧衣，这却丝毫不影响他在诗友中的形象，反倒是谈吐之间，朋友们能够一次又一次领略到他丰富的思想。
在他的生命里，诗和酒是绝对不分家的。每次有诗友从矿区来书屋小聚，他就是借钱，也要请诗友喝酒。在酒中谈诗，再在诗中论酒，对他来说，就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那时我年纪小，并没有见过校园以外的世面，我也一爱一写诗，也就非常愿意像个小尾巴一样，跟随在他的身后，与一帮诗友东走西走的。我既不多言也不多语，内心却格外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然而，这种能够与他相处的时光很短暂，毕业之后，我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尽管小城不大，却从来没有在街上偶遇。一晃，十五年的光一陰一过去了。有幸再见时，他已经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诗人，变成了连路都不能行走的病人。在校园时，我就知道他身一体不好，却没想到，如今他的病严重到这个份儿上。他得了肺栓塞，已经八年了，他的妻说，照顾他这样的病人，比八年抗战都要难，都要累。得了他这种病的人，几乎没有存活这么久的，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就是靠他超强的意志。在这八年与疾病斗争的日子里，他的酒是不能像以往那样豪饮了，不过有时候，他还是会忍不住趁妻不注意，偷偷地饮一小口，但写诗的笔却从来没有放下，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把小纸条放在口袋里，想出妙句就及时记下来。听他的妻说，临终的前一天晚上，他在昏迷中醒来，竟然还写了一首小诗。他曾经打算要出一本诗集，名字都取好了，叫《亡命爬痕》。这个名字，听上去就令人心痛。真不知道该如何去想象，一个四十岁就折了翅膀的人，为自己的诗集取此名字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多么苦命的诗歌之旅，多么顽强的一个写诗的人。
算起来，他离世已经整整七年了。七年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也绝对不算短。要是一个人经历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历经七年也该被忘记的差不多了。何况这世上，能有几人愿意把一个与自己无血无脉又已经过世的人，永久地记在心里呢？可每次，当昔日的朋友从外地回到故乡，与我们相聚。餐前饭后，只要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话题除了他，就是他，从饭局开始，一直谈到饭局结束，就好像他根本没有离世，还生机勃勃地活着，只是因为有什么事情脱不开身，才没有前来与大家相聚。每次相聚，不管是谁，什么身份，什么一性一格，可以为现实的不公愤怒，也可以高傲地不去理睬自己看不上的人，只是当每个人回忆起从前他对自己的好处，大家的心里就变得格外单纯，不再介意窗外冷暖。把大家的记忆收集到一起，没见过他的人，肯定会奢求，要是也能见一见此人，今生能和他相处一场，该有多好。
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肉一体可以死去，但他的灵魂可以不散，他灵魂中所透露出来的一切美好，就像一陽一光，暖暖地，在人生的小径上，照耀着每一个曾经与之交往过的人。跌倒时，失意时，甚至被眼前的挫折打击得快爬不起来时，只要一想到他，想到他走过你生命时所留下的脚印，以他为榜样，就能令自己找到好好活下去的支点。这样的灵魂像宝石一样镶在你的心里，这样的灵魂谁又舍得遗忘。
人走，茶可以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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