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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消一眼，我就能认出她来。斯蒂文信中的笔墨和偶尔几张速写潦草而模糊地勾勒出她的模样，在那些速写里，她的神态无一例外都是忧郁的；但在斯蒂文自己的描述中，她是火热的、赤诚的，生机勃勃的，充满韧性和激情的。我问：你为什么不画她开心的表情？他回答：会画的，但不是现在。
到现在大概有十年，我对她的了解都来自斯蒂文寄来的信。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通信了，他在苏格兰，我在伦敦，信使是一只非同寻常的猫头鹰。我父亲经营着伦敦最入流的一家画廊，每个月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抵达仓库，由我父亲和其他艺术评论家来决定哪些该展出、哪些该被打回去。父亲从不看走眼，久而久之，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便在这里固定展出，斯蒂文的母亲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苏西·埃斯蒙德，一位朴素优雅的红发妇人，杰出的画家与雕塑家。她继承了莫奈和梵高的优点，将印象派发扬光大，在莫奈柔和优美的基础上增加了力量感。她的画卖的很好，父亲说过，如果她一直画下去，总有一天会进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不算什么，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卢浮宫才是最高境界、艺术与美的神殿。
苏西·埃斯蒙德太太和她的研究员丈夫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斯蒂文·埃斯蒙德。我对阿诺德·埃斯蒙德先生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剑桥教书，后来在一次海难中丧生。年幼丧父，斯蒂文在他母亲身边长大，在艺术氛围中耳濡目染，不久后也变得只知道绕着画板和颜料打转了。父亲说，他很高兴，如果斯蒂文继承了他母亲的天赋，那么埃斯蒙德这个姓氏又会出一个伟大的画家，他也可以因此大赚一笔。我不懂得经营画廊那档子事，只知道斯蒂文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出去吃冰淇淋、一起打弹弓，夜晚睡在同一张床上。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们都穿上埃克塞特公学的黑色西装短裤，露出圆圆的膝盖。他算数比我快，认识的词也比我多，老师布置的作业他总是完成的又快又好。我从来不因为这事和他怄气，或许是性格使然，我从来不把别人的评价看得太重。大家都喜欢看我们凑一块，棕头发和金头发，蓝眼睛和褐眼睛，一个家里开画廊、一个是画家的儿子，怎么看怎么合衬。我也乐意和他待在一起，他的脑袋就像一只中世纪的海盗宝箱，装满了金银财宝和数不清的奇思妙想。他的某些想法在现在看来也很了不起：我们要一起去印度做沙门，沿着朝圣的道路一直走，最终到达悉达多栖身的河流。我们把各种各样奇妙的点子记在本子上，包括藏宝图、环游世界的航线，路途经过的华美的宫殿，高塔上亟待拯救的公主，统统都在这个牛皮本子上。歪歪扭扭、还有几处拼写错误的是我的字迹，斯蒂文的字很好认——好看的就是他写的。该画画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画，给公主添上眼睫毛，为宫殿上漆，根据想象描绘世界地图。牛皮本是斯蒂文六岁的生日礼物，第一页是苏西·埃斯蒙德写的一句诗，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不记得了；第二页就是斯蒂文端正的字体：Steph&Theo’s Secret World，他特地拿了母亲的彩色墨水。第三页是我们又好笑又庄严的宣誓：该笔记本为斯蒂文·埃斯蒙德和西奥多·伯顿专属，两人都不允许对外界透露一个字，否则将被视为叛徒，永远逐出秘密世界。我们拙劣地模仿着电影里那些正式的文书，最后搞出了这四不像。为了满足对仪式感的需求，我俩各自签上名字，还印了指印。无论怎样，在当时的我们看来，这可是项伟大的工程。我们把它命名为“世界之书”。
斯蒂文不仅在学文理知识上很有天赋，他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天赋，只不过这个“天赋”需要加个引号。总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我早该发现端倪。我曾端着一杯滚烫的巧克力可可走向他，被地上的积木绊了一下，手中的可可直直冲他飞了出去。奇怪的是，他毫发无伤，照理说他应该被烫得哇哇大哭，但他显得非常平静。那时候我还小，看他没受伤就谢天谢地了，根本没心思考虑这其中的异常。这样的事例有很多，比方说他可以把青色的橘子变成亮澄澄的黄色，让一朵快要枯萎的花儿在手掌心重新盛开。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思考过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斯蒂文做得到、我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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