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 《转》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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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转》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作者:快乐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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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说“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载亦同，只不过改“喜”为“好”而已。孔子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后的易学观有没有变化?对此，司马迁、班固没有记载，人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孔子的思想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不可能有转折变化，其易学观也当如此。因此，探讨孔子何以“晚而好《易》”这一问题，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孔子易学观演变的认识，对孔子整个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6篇帛书“易传”，共1万6千余字。其中第四篇名《要》，记字“千六百四十八”。这是一篇研究孔子易学观的极其重要的文献。笔者曾有幸进行过整理，做过释文，[1]并发表过《帛书〈要〉简说》、[2]《帛书释〈要〉》、[3]《帛书〈要〉与孔学研究》[4]等论文。今吸收时贤的成果，参以自己的工作，再作一探讨。

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随葬木牍可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从帛书《要》的书写形制、篇题及其所记字数来看，帛书《要》系抄本无疑，应有篆书竹简本存在。同时，从篆书竹简本的写成到被抄为帛书，应有一段流传的时间。《要》系摘录性质之书，[5]其材料来源应较其成书更早。考虑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根据李斯所议制定了《挟书令》，而该令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废除。考古发掘表明，迄今在《挟书令》施行时期以内的墓葬，所出书籍均未超出该令的规定。[6]所以，帛书《要》的记载不可能出自汉初，也不可能出自秦代，应该会早到战国。

孔子晚年以后为什么要“好《易》”呢?帛书《要》记载得很清楚。“《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所谓“未失”，是指《周易》的哲学功能而言，它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的作用。过于刚强者，学了《周易》之后，就会“知惧”，懂得过于刚强之祸。过于柔弱者，学了《周易》之后，就会“知刚”，懂得要以刚去济柔。这就是说，《周易》是一部讲辩证法的书，它揭示了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哲理。愚人学了《周易》之后就会变得聪明，渐(奸)人学了《周易》之后就会去掉狡诈之心。这就是说，《周易》又是一部讲人生哲理之书，它揭诸人生的智慧，做人的正道，教人“不妄”、“去诈”。《周易》一书的这些深刻的哲理正是孔子“老而好《易》”的首要原因。

《论语·子路》篇载孔子对《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评价是“不占而已”。今人多以此“不占”之教来概括孔子的易学观。其实，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并不如此简单。如上所述，孔子认为《周易》乃文王“讳而避咎”之作，所谓“讳”乃隐讳，“避咎”乃躲避商纣无道之“咎”。 [13]这就是说《周易》的卜筮形式下寄寓着文王之“仁”和其“志”、“虑”，它的外壳是卜筮，而其实质是反纣之“无道”。 [14]基于此认识，孔子认为就其“讳”的卜筮之用而言，“我后其祝卜矣”；但从“观其德义”来论，“祝巫卜筮其后乎”。孔子轻筮重德，并不是说他于《易》只言义理，不涉象数。相反，他主张的治《易》方法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他认为“幽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只知卜筮之用而不知利用易数去推步天象历法，这就是巫，是最下等的好《易》者。“数而不达乎德，则其为之史”，只知以易数去推步天象历法，而不知从天道中推出人道，这就是史，是次等的好《易》者。[15]对于“史巫”之易，孔子认为“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向往和喜好都是错误的。而正确的方法是由明占筮之用而明易数，由明易数而明易理，并将易理与仁、义相结合。这实质是主张由象数而探义理，反对离义理而言象数或离象数而言义理。这种易学观，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易学，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君子标准，即君子既要“守道”，又得沟通天人；既要修德，还得“明数”。此不但异于思孟的心性之学，与荀子的“天人之分”说也有明显不同。但对精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孔子来说，则是完全可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易学观的转变从《论语》中也可得到证明。其《述而》篇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此章后人训解多歧，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所谓“鲁读”的问题，二是孔子说此语的时间问题。前者近代以来虽被疑古派渲染成一大讼案，但实际上已获解决，“鲁读”不足为据。[17]后者则大体有两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将这段话排在孔子暮年返鲁之后，系孔子“晚而喜《易》”时之言。同书告诉我们：“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去鲁在鲁定公十三年(前497)，返鲁则为鲁哀公十一年(前484)，时孔子六十八岁。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谓“晚”，应系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之后至七十三岁时去世这一段时间。

但后人多不以司马迁的记载为然。如清儒刘宝楠就说：“《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18]程树德更说：“《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19]
　　从郑玄开始，注家多以孔子此语在其五十岁之前。抄写于唐昭宗龙纪二年(公元890)二月的敦煌文书伯希和2510号为郑玄《论语·述而》等篇注，其注曰：
　　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卷，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20]
　　后来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说“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说“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宋代邢昺《论语注疏》说“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云云，显然皆由郑注而来。

后儒对上说进一步加以补充。崔适《论语足征记》说：
　　《史记·世家》：“孔子年四十三，而委氏强僭，其臣阳货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其言正足与此章及下“雅言”章相证明。口授弟子，故须言；修而理之，故其言须雅。方以《诗》、《书》、执礼为事，故未暇学《易》，而学《易》必俟之年五十也。人之寿数不可豫知，故言“加我数年”。数年者，自四十三至五十也。

官懋庸《论语稽》也说：
　　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盖《诗》、《书》、《礼》、《乐》之修，非数年之功不可。因《诗》、《书》、《礼》、《乐》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诗》、《书》、《礼》、《乐》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五十以前说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孔子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五十岁才学《易》。[21]如果说是“未暇”，那么，既有暇“修《诗》、《书》、《礼》、《乐》”，为什么惟独“未暇”“学《易》”?如果说“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方能读《易》这一“至命之书”，那么，“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邪?” [22]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前修时贤想尽了种种办法。或改变章文的句读，以“五”一读，“十”一读，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或改变章文的理解，说“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或改变章文的文字，将“五十”改作“卒”字、“吾”字、“七十”、九十”等等。[23]凡此种种，皆属穿凿。[24]

如《论语·述而》上述所载，孔子惜其好《易》之晚，这既是对其晚年易学观的肯定，也是对其以前易学观的检讨。正因为晚年以前轻《易》，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其“德义”忽而不察，所以“老而好《易》”之后才“觉今是而昨非”，故有“假年”之叹。所以，对孔子易学观的转变，《论语》和帛书《要》所载，都可相互证明。

孔子为什么至晚年突然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易学观，从《周易》中发现了先前所不曾发现过的“德义”了呢?这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素有两种对立的认识。一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一是视《周易》为义理之书。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多是就《周易》本身而立论；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多是就《易传》而立论。孔子晚年以前视《周易》为卜筮之书，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应该说他看到的只是《周易》的本文，是卦画和卦、爻辞。晚年以后，他从《周易》中看出了“德义”，看出了文王之道，应该说他不仅看到了《周易》本文，还看到了一种权威的、足以使他信服的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宗旨的文献。这一文献实质就是最早的一种《易》传。这一《易》传并非出自一般人之手，否则孔子不会一读到它就改变了自己原来对《周易》的看法。“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25]作为周代文化传统自觉继承者的孔子，能使他信服的《易》传应该是出自周王室、与文武周公之道有密切联系的文献。这一文献看起来似乎不可确考，但事实上史籍却留下了它的痕迹。

　《左傅·昭公二年》有一段著名的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
　　此《易象》决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传。何以见得?因为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晋人以《周易》占筮论事，史不绝书，可见人们对《周易》是非常熟悉的。如果鲁太史出示给韩宣子的《易象》只是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周易》，韩宣子决不会如此大发感慨。因此，它一定是一部释《易》之作，其创作与周公有关，其内容与“周之所以王”有关。韩宣子聘鲁，时孔子方十二岁。《易象》掌于鲁太史，韩宣子尚属初见，其在社会上肯定尚未广为流传。所以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鲁，距韩宣子观书已近六十年，这时鲁太史所藏之《易象》可能在社会上已逐渐流传开来，孔子整理文献，既然因鲁太史之《鲁春秋》而作《春秋》，那么，他就有可能见到载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见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说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这样的话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学观发生了转变，应该是他见到了《易象》一书所致。传说今本《易传》系孔子所作。今本《易传》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关系，可能也象已修《春秋》与不修《春秋》一样。[26]由此看来，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和孔子关于《周易》的阐发，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创造，但毫无疑问，孔子也继承和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称其“宪章文武”，因此，孔子晚年对《周易》“德义”的认识，不可能完全是孔子的凭空创造，应该有其历史的渊源。由《易象》来看，孔子晚年转变后的这种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可能会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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